今古茫茫貉一丘　功名常笑爛羊頭

今古茫茫貉一丘　功名常笑爛羊頭
戲拈銀筆傳高士　醉擲金貂上酒樓
未老已沾秋氣味　有生如被夢勾留
此身可是無仙骨　石火光中鬧不休

楔 子

自古以來高瞻遠矚的大政治家，能夠懷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為子孫萬代立治國之宏規，捨小己以為大我者可謂鳳毛麟角，難得一見。推究其故，從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來看，不外潛意識的權力飢渴擺脫不了，所言所行，絕非外表事功所顯現的意義可以解釋清楚。

中華民國自西元1912年開國以來，袁世凱心心唸唸想復辟做皇帝，權力飢渴表露無遺，所謂功名事功乃其外象耳。蔣介石領導八年抗戰，勝利成功後如果深通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毅然「見好就收」，則中華民族英雄之地位將永垂不朽，千古一人。不幸，他無此修養境界，擺脫不了權力飢渴的羈絆，終於退守台灣，傳位其子蔣經國，政治路線兩代而亡，歷史評價的污點始終揮之不去。毛澤東於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介書生創建新中國，把東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境，一統中原大陸，豐功偉績，何等風光。新中國誕生後百業待興，復下大決心，參加韓戰，打敗美國五星元帥麥克阿瑟將軍，挫折了美國強權的氣勢，更是可圈可點。不幸，毛澤東亦與蔣介石同樣具有帝王思想，擺脫不了權力飢渴，不知見好就收的道理，終究落得「建國有功文革有罪」的下場。

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三人都有帝王思想十分明顯。他們三人潛意識要當「人上人」的「萬歲爺」，基本上在胸襟器識比不上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即因後者能超脫自我中心的權力意識，而為後世子孫奠定了憲政傳統的制度，使總統不連任三屆的精神永垂不朽。

中國於文革十年後，鄧小平撥亂反正，確立了改革開放，他做了在他那個時代環境應做的事：「轉移工作重心全力搞經濟建設。」1991年8月蘇共垮台後，鄧小平提出24字的因應之道，充滿了道家的思維模式：「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在他有生之年，也把權力逐步轉移到第三代的江澤民，這是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都欠缺的偉大胸襟和器識，鄧小平留下來的政治路線也獲得全中國人的高度認同，其歷史地位也就近似於華盛頓。

當然，任何一條政治路線沒有萬世不移的道理，精神可以永垂不朽，政治路線應隨時代而調整。鄧小平留給後人發揮的空間很大，那就是江澤民、朱鎔基所應面對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這一問題如果沒有創造性的突破（Creative Breakthrough），則中國的經濟建設將停留在低層次的改革，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終將空談，白忙一場。江朱體制的歷史評價也繫乎於此。至於第四代的任務將以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為基礎，縱觀五千年的中國文化遺產，橫觀西方文明四百年的盛世，然後開啟新時代的文化運動，建立一個有法治、有民主、有教養的禮義之邦，遠邁四方文明，再創中華文明未來四百年，乃至八百年的宏規，此任重道遠之願景，則非擺脫不了「權力飢渴」之人物所能為，吾人以此期望江澤民、朱鎔基，更期望慎選第四代領導人，千萬不要再像蔣經國那樣犯下嚴重的錯誤，選擇中華民族的罪人，日本軍國主義皇民意識的餘孽──李登輝，耽誤民族復興的機運，而江澤民的歷史地位也將因「知人曰哲」，後繼人選的光輝偉績，而愈益發皇。

權力真理　兩頭皆空

筆著對於台灣政治人物的自傳向來興趣缺缺，因為看來乏味嘛，除了在微觀上知道一點所謂的「內幕消息」或「恩怨情仇」外，還有什麼啟人智慧發人深省的經驗教訓？倒不如看看唐浩明寫的曾國藩傳記和《曠代逸才》，乃至於歷代名臣將相傳記。

最近，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出版一本《壯志未酬》的自傳，覺得或有一看之價值，尤其他曾向蔣經國推介李登輝，又花了十萬字的篇幅品評李登輝，值此兩岸僵局，李登輝即將結束他的政治生命之際，實有必要在此借用《海峽評論》的篇幅，以不同的史觀另做評價。

王作榮說：「假如人有來生，我希望終身做一個文史哲方面的教授，讀盡古今中外這一方面的好書，也能寫出幾本好書，對人類的知識與智慧有永久性的貢獻。」（566頁）可見王公一生抱負壯志未酬，追求永恆的意義，心心唸唸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大業，到頭來「權力與真理」的追求還是兩頭落空，不免心生遺憾，「有生如被夢勾留」，老人家自青壯年時期想要從獲取權力的途徑開展人生的抱負，以追求永久性的貢獻，老來才悟出這一時代的政治人物終不免為「爛羊頭」之譏，終究空忙一場，幸留一本自傳，向後世子孫發發牢騷而已。

王作榮的悲劇在於他一生搞經濟，雖有實務經驗，學理上或不如蔣碩傑；雖通文史哲，卻又無暇深論。其品評人物或有令人啟發之處，然亦不免有流於主觀。他相當看不起考選部，謂其「為一相當腐敗之機關，缺乏紀律與行政倫理……」（見258頁）然而自己主掌考選部時信誓旦旦要革新考選行政，六年後也不見得革新多少，反鬧成部屬聯名抗爭，政不通人不和，且又不通人情世故，如何有效領導？王公以命相家季伯年所說：「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棄才」自許。像王公自認那樣的「主見太深，不夠圓融」或「潔身自愛」（557頁）這種「臭脾氣」不要說是「亂世之棄才」，能保住一條老命已經阿彌陀佛了。不信看看《莊子》這部書所講的故事。

王公認為「成功的國家領導人不一定要有書卷氣，但必須要帶幾分流氓氣。」（549頁）「我一介書生壯志未酬，就是因為一生都沒遇見一位真正有點流氓頭子成分的國家領導人，老總統差乎近之……」（550頁）他又認為蔣經國「喜猜忌、神秘、虛假、陰狠而又聰明的個性，使得他的思想與行為十分複雜奇特，叫人難測……」（361頁）王作榮認為蔣介石略懂治術，對於權術則運用純熟；蔣經國不懂治術，但懂統御術，而運用權術也頗內行，常使人不覺得其在運用權術；李登輝則運用「權術」而引起強烈反彈，這算什麼權術，不過「略施小計，尚未成術，所以不是權術。」（550-551頁）

中國當代人物最可悲的一件事，就是不懂治國的「治術」，國家方向何去何從，始終缺乏定見，結果只好流於以權術自保，上焉者名聲好些，例如蔣介石博得「民族英雄」、「堅守民主陣容」；中焉者如蔣經國博得親民愛民的美名；下焉者如李登輝粗糙無禮，能忍而不能容。但仔細分析這些美名又能維持多少「永恆性」呢？英雄能征服千千萬萬人，但卻征服不了自己的權力慾望，終究超脫不了「自我中心」的權力意識，使政治理想施展不開，或空有政治理想，也有一點善根善念想實踐之，而不知如何下手，最後只好以權術自保。蔣經國時代何嘗不是當時搞民粹政治的高手？他結交民間12位友人，與今天宋楚瑜結交殘障人士為兄妹關係，都是一種民粹為表，威權為裡的權謀，祇不過手段較為高明，一般人不易看出，而李登輝則粗糙一點，他要扮演圓桌武士、酋長、艦長等角色無非騙選票而已。這些作風都說明了一個時代的領導人黔驢技窮，拿不出治國的方針或辦法，而日趨下流。本來政治要有點權變，但也不能變而不知常，拿不出治國的理想，無能指出國家未來發展的願景或政治路線，對國家遭遇的大小具體問題，往往開口就錯，貽笑大方。

並非不瞭解所處的時代環境

王作榮說：「造成一個國家、一個朝代強盛，必須上有一位真正英明、器識宏遠、寬廣能容的領導者，尤其要有能識人、能用人、能恕人的本領；下面則要有一群真能忠誠謀國、公正無私、不為己謀、不嫉賢能，而又具現代知識與能力，足以承擔重任的從龍之士。無論以前在大陸，以後在台灣，距離這些都太遠了，僅靠少數幾個人，甚或一個人在那裡呼喊、奔走、奮鬥，即使受到領導人的重視甚或重用，也還是無濟於事，說不定還落得一個身敗名裂。」（376-377頁）大哉！斯言也。

可見王作榮先生對於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並非不瞭解，然而，當蔣介石當權時，他年紀尚輕，談不上為蔣所用。而當蔣經國當權時，小蔣的民粹作風，與李登輝、宋楚瑜、陳水扁，乃至於文革時的毛澤東都一樣是民粹作風，祇不過風格特質，手段粗細各有不同而已。大凡搞民粹政治的政治領袖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他們鄙視知識分子、討好群眾，利用民眾的情緒或偏見，來爭取支持，塑造自己成為英雄人物。所以，我們看到蔣經國結交民間十二位友人，卻連一個有為有守的知識分子也不願結交；李登輝今年春節後，壓迫行政院長降低證交稅，並說「不要聽那些學者專家的意見」；宋楚瑜不重視學界知識分子，而要全省走透透；陳水扁選市長時侮謾馬英九「新賣台集團」，其親信羅文嘉撕《聯合報》。毛澤東時代則侮辱梁漱溟，煽動紅衛兵鬥爭臭老九。

然而，國家要治理好，終究不能依靠反智的民粹作風。必須依賴有為有守的知識分子，而當代知識分子中有專精「單向度的」知識分子多，有「道」的人文知識分子少，偏偏民粹型的政治領袖儘管在群眾面前威風八面，所謂「人氣鼎盛」，卻看不破自己所塑造的虛幻假象，其實他們內心的不安和深度的自卑感，往往會投射到追求權力的狂熱中，以此自保安全，這樣的境界，如何能認識「有道」的知識分子呢？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政治人物已無有道之士圍繞其身旁，必然就有許多邪門的小人來依附，頂多是有一技之長者來謀取一點私利而已，國家的大方向或治國的宏規，始終樹立不起來。

王作榮對時代的嗅覺是敏銳的，他在自傳中字裡行間甚為看不起當代政治人物，他說：「當我看到現在所謂的人才，大家所稱讚的新銳之士，其膚淺、作秀、自私，而沾沾自得的惡劣行為，我的心就往下沉。」（565頁）他又引用一位熟悉兩岸情形的友人說：「台灣如此，大陸亦然，中國人的前途不知道在哪裡。」（566頁）

王先生對於非主流政治人物更存鄙視之心。他認為「那些政治領袖人物除了知識水準不夠外，更有權力慾望蒙蔽，使他們不知今夕是何夕。為了政治權力，這些人一方面與李總統鬥，另一方面則自己內部鬥，爭總統、爭副總統、爭行政院長，鬥個沒完，給李總統一個個擊破的機會，全軍覆沒，實在沒出息。」（512頁）他又說：「總統大選的四組候選人中，林郝配與陳王配……，儘管他們說了許多反李總統的理由，實際上仍是政治鬥爭，仍是爭權奪位……」（483頁）。

總統競選之爭，不分種族出身、籍貫和宗教信仰，只要符合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資格，人人都可以參加競選，不能因權力慾望或爭權奪位而抹殺之。否則，美國總統競選之爭不也是爭權奪位？王作榮也認為李總統「多拚鬥精神，而少沉潛功夫」（464頁）。就因為政治人物鬥來鬥去，搞得民不聊生，所以才要制憲，才要制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王作榮應從制度面或外省籍政治人物的理念去品評，實在不應責備人家「爭權奪位」，難道李登輝好鬥的性格，又是為了什麼而斗呢？為了國家長治久安而斗嗎？現在有誰還相信李登輝所謂的「治國理念」呢？

莊子：「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讓王篇》）「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在宥篇》）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盡心篇上》）孟子又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篇上》）

品人論事無一定標準

由以上引文可見，真正有道的政治家莫不淡泊權力慾望，若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則無為而治。此所謂無為乃無私心，不主觀意氣用事。《淮南子》：「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原道訓》）偉大的政治家順應自然的規律而行動，依現代的語詞而言，就是重視結構的系統思考，而不強出頭。這樣看來，「今古茫茫貉一丘」有幾人能識破「權力慾望」的虛妄而以蒼生為念？莫說李登輝做不到，王公這一生忙了半天，終於覺悟來生要做一個文史哲方面的教授，以便對人類知識與智慧有永久性的貢獻，您老人家追求永恆的意義（所謂永久性的貢獻）與政治人物追求權力慾望的滿足，以求後代子孫永久紀念他的貢獻，同樣也是在追求永恆的意義啊！然而，自古及今又有多少人能擺脫自我中心的權力慾望呢？您老人家何以忍心用聖人的高標準來責備非主流政治人物，而曲意偏袒好鬥的李登輝呢？然後又在專門論述李登輝時，倒打李登輝一把，視他也如同好鬥的「多拚鬥精神，而少沉潛功夫」，既然李登輝四次修憲，把總統權力愈修愈大，而行政院與立法院愈修愈小，李登輝這種「爭權保位」的權力慾望，又與所謂的非主流政治人物「爭權奪位」的權力慾望有什麼不同呢？何以用不同標準鄙視非主流人物，而偏袒李登輝呢？就以您老人家來說，今生壯志未酬，主要未遇具有「流氓氣質」的明君，但是您一旦有了權力後，真的就能施展抱負嗎？如果修養境界還不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的地步，誰也不敢相信，有了權力後一定能以蒼生為念，立下國家之制度宏規，李登輝就是一個好例子，他當省主席時沈潛內斂，每週必派人向蔣經國撰寫一周工作內容；凡遇下級簽報備選方案，幾乎很少自作主張，交由下級裁量。您說李登輝少沉潛功夫是嗎？他這種忍功夫也是一種沉潛，不過尚未到達無私無我的境界，一旦登上大寶，誠如王作榮所說：「掌握權力愈久愈集中，理性便愈衰退，潛在意識便愈顯現，自己不能駕馭。中外多少帝王將相，英雄豪傑，都有此現象。」（547頁）又說：「我發現李總統愈到晚年，台灣意識與省籍情結便愈濃厚，也許這是老年人的通性。」（494頁）可見得內聖修養不夠的人，始終擺脫不了潛意識的支配，也就是自由意志仍無法充份展現，此時一言一行，簡直是在受「內刑」，雖貴為帝王將相，內心無法灑脫自然，宛如坐監一般。

11年來，李登輝把自己的權力不斷膨脹，可政治經濟、社會治安、兩岸關係卻愈搞愈糟，而勾結財團黑道以鬥爭所謂的非主流政治人物，更是奪權固位的權力慾望的顯現，而王作榮卻在對李總統失望之前，發表《李登輝總統的施政理念及其成就》（1993年2月發表）竟然說：「從民國肇建以來，好不容易有一位瞭解西方民主制度，知道如何現代化的文人總統，居住在台灣的二千萬中國人應該珍惜這一機會。」（748頁）王作榮發表此文時，正值考選部長之時，而今發表《壯志未酬》自傳時，已離開監察院。前面說過，王作榮的政治學知識有問題，他把李登輝的民粹作風，視為「瞭解西方民主制度」的總統，又為李登輝辯護，提出所謂的「黑金護國」論，如此反反覆覆，品人論事沒有一定的標準，歷史將有公評。

王作榮或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棄才」自況。筆者在此再引《淮南子》的一段話，以與王老先生切磋。《淮南子》第二卷《俶貞訓》：「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王作榮是能臣也好，棄才也好，您老人家忙了一生，最後今生猶有「壯志未酬」的牢騷，您老人家明明知道當今亂世也，未遇明君，「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有再高明的智慧也不能獨治啊！既然如此，又何必蹚亂世的渾水呢？既然蹚了渾水，就要做到莊子所謂：「形莫若就，就而不入；心莫若和，和而不出。」（《人間世》）和光同塵，或學學高明的養虎者：「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同上）您老人家期待有流氓氣的明君，可是若不知或沒有與老虎相處的智慧，像您老人家不被流氓「白色恐怖」掉，已屬萬幸，何有今日發牢騷的機會。所幸，時代不同，威權政治已日遠，民主時代尚能苟全亂世已屬不易。「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同上）您老人家在亂世中還要求「有用於世」，怪不得到頭來「有生如被夢勾留」，其主要原因或許：「此身可是無仙骨，石火光中鬧不休。」

為黑金護國論辯護

李登輝受知於蔣經國，大致起於1970年王作榮邀請李登輝赴韓、日考察，李登輝出境受阻，王作榮寫了一封長信給經國先生（見413-414頁），王認為李品學兼優，為國際知名的農業經濟專家，並介紹李登輝加入國民黨。王作榮認為除了他以外，尚有嚴家淦、黃少谷、孫運璇、余紀忠、宋楚瑜、蔣彥士等人把李登輝送上總統之路。王作榮很得意地認為這些人都有各自的地位與事業，都無求於李登輝，也不希望李登輝將來有什麼回報，他們都是外省人，都具有公忠為國的精神（422頁），如果我們相信王公的判斷也要提出這樣的疑問：「你們都是外省人，提拔本省 人李登輝時，都看到了他好的一面，有博士學位，具外語能力，有宗教信仰，做事不會走樣，無子嗣，不會為子孫謀私。但是，你們沒有從台灣史的角度來觀察李登輝，竟然無知且自信李登輝與你們這些所謂『外來政權』的政客為『同一國』的『中國人』，這樣子的『識人之明』實有負於經國先生之所托啊?!」

國家領導人未必需要博士學位或外語能力，這些條件是選擇事務官的條件，不是國家領袖的條件，又誤以為有宗教信仰的人，做事不會走樣，大錯特錯。有宗教信仰固非壞事，但修行不佳，貌似信徒實則自省能力欠缺者所在多是。更以為無子嗣，不會為子孫謀私，而不究平日是否私心甚重，光從表象有無子嗣以論之，的確無識人之明。王作榮所提以上為國舉才諸人，大多數為理工農出身的技術官僚型人物，少數人或有儒家傳統文化精神，但未必有「大道」之體驗，除了以技術觀點看人外，缺乏以台灣史和中國文化精神的面向來考察人才，對李登輝深藏不露的深層意識或思想結構沒有能力觀察。王作榮先生對此也應無所得意，應與以上六人，同負歷史的罪責。

其實，1984年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之時，也曾問過南懷瑾先生。蔣經國曾前往信義路南老寓所拜訪，南老不願小蔣來見，親自下樓迎接，並在信義路旁的黑色轎車內談了約一小時。同時，小蔣也曾派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先生半夜拜訪南老，問及接班人問題。南老也提及李登輝沒有子嗣，並語多保留，不願多說其他。然而，無論是誰的意見，他們上一代人看人都欠缺台灣史觀點，結果都被李登輝這個皇民餘孽所騙。

1988年1月20日左右，筆者從美國德州奧斯汀市飛往華府拜見南老，並在3月返國，打了一個電話給蘇志誠，轉告南老意見：「希望李登輝無為而治有利，有為不利；少說話有利，多說話不利。」11年來，李登輝都反其道而行，南老亦十分失望。

1988年2月，王作榮為《工商時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為《要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後來李登輝曾問王公：「總統沒有權力，如何做事和偉大？」（433頁）王作榮未曾作答。其實，從李登輝這一句話已可看出李的格局、胸襟、器度甚小，且為一種「直線思維」（linear thinking），不必預測，即知其結果無法因應複雜的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何待今日始知結果「原來如此」呢？王作榮為此還要吹捧他的施政理念及其成就，為黑金護國論辯護，毋乃不智乎？又何需等李登輝給予監察院長後才來對他「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呢？

李登輝自以為很有學問，無所不知，還要為財經官員上上課。他不知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一介書生，白手起家，沒有權力，出生入死，創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做的事不能說不偉大吧！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30多年前起家時，點點滴滴累積微薄的財力，以至於今天超過百萬人的會員和雄厚的財力，也是沒有權力而做大事的偉人。再看美國總統華盛頓有機會再任第三屆總統，也沒有放話要再延任一屆，此種超乎權力意識，淡泊權力，薄帝王而不為的胸襟和器度，那裡是李登輝所能比呢？李登輝的總統地位，非蔣介石自家打天下而得，亦非蔣經國歷經艱難而得。

李登輝既無德望又無威望，憑其忍功騙了蔣氏政權一時糊塗的大臣們，驟登大寶，得意忘形，好言有為，任用小人，以投機取巧之性格爭權固位，實在看不出他的成就在哪兒？今日台灣言論自由氾濫，罵罵李登輝不必擔驚受怕坐牢，此或為唯一的貢獻吧！

王作榮的這本自傳可看之處很多，但因篇幅有限，最後談一談他在書中的一些過於主觀的意見，尤其是兩岸關係。

王先生書的封面有一宣傳廣告用語：「我寫出來的一定真實」，這句話充份流露老先生的自信，但自信是主觀的，是否真實則有待客觀的檢證，尤其20世紀的物理學家已沒有人敢說自己的理論一定真實，何況人文社會科學？茲分下列各點簡單扼要提出。

嘴巴上說不迷信民族主義

一、民族主義問題：王作榮說他從不迷信民族主義、血緣關係，一切團體組合皆以實際利益需要為準則。因此，他從不相信中共所說的民族大義，祖國統一。（180-181頁）民族主義又不是宗教那來「迷信」不「迷信」的問題。王公所推崇的蔣介石不也是倡導民族大義，祖國統一的嗎？

王作榮既然「不迷信」民族主義，實際上他在字裡行間充份流露了民族主義的精神，未免矛盾。他說：「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屢受分割與亡國之痛，而終能綿延不絕，融合各不同族群，逐漸形成一個更強大、更有活力的民族，就是靠這種民族特性與修養，這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假如有人不相信，不妨去讀中國歷史。」（423頁）王先生這段話是「迷信」民族主義呢？還是叫人家不要相信民族主義呢？王先生在451頁又提到從小學時代親眼目睹帝國主義看不起中國人，這是一個有悠久文化的中國人所不能忍受的，希望這一代的中國人富強起來，尤盼中國趕快現代化。在438頁上又提到奉命草擬第八任總統就職演說題目定為《為中華民族開創一個新時代》；第508頁又說：「我平生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中華民族現代化，不再被外國人當豬看。」從以上所引，可見王先生怎麼不「迷信」民族主義。

其實，孫中山民國13年演講還批評中國人只有家族、宗族觀念，尚未擴大為國族觀念。民族主義原來是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所最不迷信的，若非帝國主義，那有民族主義的迅速崛起，所以這不是迷不迷信的問題，而是人類一種自然的愛鄉土、愛民族、愛國家的表現，中共所說的民族大義，也是自然而起的，若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侵略，仍不要民族大義，早就亡國滅種了。至於祖國統一問題，則是當代中國人從兩千多年帝制改造轉形成為現代國家的一種未完成的志業，中共提出祖國統一的口號也不是什麼不對的事，而是順乎民心潮流應有之義，當然討厭中共的人，盡可罵它政治體制不完善，但豈有「以人廢言」之理？海內外有志之士難道對祖國統一沒有一點期盼或願望嗎？難道民族分裂互相對抗繼續鬥下去好嗎？王先生又說一切團體組合皆以實際利益需要為準則。筆者研究組織理論，則認為未必如此。同鄉會、同學會、宗親會的結合只以感情聯繫為主，不以實際利益需要為準則，王作榮乃以西方的組織為準，批評中國文化的社會現象。請王先生看一看最近新書，M. Scott Peck所寫的《真誠共識》乙書（1999年，張老師文化出版）便知，所見有誤。

二、所謂一國兩制，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強迫三通，和平談判等等都是蠶食政策下的戰略運用。（182頁）

王作榮認為一國兩制是中共蠶食併吞的手段，筆者認為兩岸關係現在就是「一國兩制」，兩岸國號所擁有的主權重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王先生也同意（見182頁）但兩岸政府的治權則各有所轄範圍，此非「一國兩制」或「一國兩治」是什麼呢？所謂「和平統一」不外是承認現狀，就地合法化而已，將來國號統一，台灣維持現狀，這那裡是蠶食併吞呢？至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雖沒有台灣提出「中國人幫中國人」那麼動聽，但也非什麼併吞的手段可言。最後強迫三通，和平談判，筆者更不懂王先生是何意？今天最希望早日三通的（其實只剩下直航一通，其餘兩通早已不成問題），是台商及從事兩岸各種交流的民間人士，中共反而不必強迫，這是形勢比人強嘛！而和平談判的提出，是一正大光明的訴求，難道兩岸還要繼續冷戰或熱戰下去？非得要像李登輝或許惠佑經常找機會修理一下中共，才有尊嚴？和平談判不一定立即成功，但繼續談判，爭取對台灣有利的時間空間，這才是愛台灣之道。連和平談判的訴求也要解釋為蠶食政策下的戰略運用，筆者實在不解？以王作榮的年紀來說，他對國共內戰的受害情結尚有餘悸，我們年輕一代的中國人沒有國共內戰的恩怨情仇，我們希望祖國早日統一，不要再民族內部仇殺了，也只有這一天早日來到，才能凝聚民族力量，早日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民眾經濟和文化水準提高了，自然民主政治也就水到渠成。尤其台灣，若兩岸關係穩定不下來，談什麼建設都空談，民主政治搞成民粹政治；自由經濟變成戒急用忍，一點也不自由；法治社會變形為黑金政治，這那裡有什麼談判的籌碼，像台灣這樣子自以為是，不等中共攻台，自己就先內部潰爛，還談什麼前途呢？

看一國兩制人云亦云

三、中央集權、邦聯、聯邦問題：王作榮認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這種舊式組織，不會為人類所接受。因此中國將來必然會採聯邦制。（182頁）又說：「從台灣較長期的利益觀點看，在現階段組成邦聯，等大陸民主化到某種程度後，再組成聯邦，對台灣最為有利。」（一八四頁）王先生似乎看到了目前各國的管理潮流趨向分權和扁平的模式，但潮流終究是潮流，必然有起有落，沒有永久不變的主流價值，筆者不是預言家，但願提出物理學家Theodore Modis去年（1998年）出版《征服不確定》（Conquering Uncertainty）乙書第八章「21世紀的企業管理」有如下一段話：「管理決策將由目前的分權、區割和扁平的模式，轉而側重集權、統一和直線。目前強勢的由下而上的文化力道將轉弱，允許由上而下、追逐遠景的管理模式將再領風騷；領導要比創新更為重要。」換言之，吾人不必以目前的潮流價值，投射到未來，以為未來都是延續現在的價值。相反的，從長遠歷史演化觀點來看，循環往復的現象似乎比較接近真實。未來也不一定不走中央集權，當然，這還有待觀察。

至於說現階段組成邦聯，則恐怕是一行不通的幻想。因為，所謂邦聯者，邦與邦之聯繫也。現階段中國的國情十分特殊，聯合國及全世界各國，只承認「一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是兩個國號分別存在於27國和162國，所謂一個中國，即指中國主權到現在仍是完整的，沒有分裂嘛，國際強權也沒有瓜分中國的主權啊！在完整的中國主權上，雙方各有其統治權所及的範圍。所以，承認一個中國的現狀，不是我們的政策主張，而是科學客觀上認知的問題。王先生頗自負於「寫出來的一定真實」，此種科學求真的精神令人感動，但科學非追求真理也，科學頂多是追求「接近真理」（Verissimilitude）而已。換言之，任何人的主張或意見儘管提出，但要開放胸襟，歡迎大家來檢證，以求建立「客觀知識」，千萬不要像李登輝那樣自以為是。因此邦聯不可行，因違背科學認知上「一個中國」的事實，至於中國將來是否採聯邦制，則為一可以討論的議題。然而，事實上的一國兩制，台灣保有國防和司法，這不比聯邦制下的台灣更有較多的自主自治權嗎？

王作榮期望李總統要團結宋楚瑜及所有國民黨的力量，防禦中共，內制民進黨，以確保中華民國的生存及國民黨的執政權。否則，國家垮了，李總統便是亡國之君；國民黨執政權丟了，李主席便是辱黨之魁。（446頁）

真正大才者尚未一見

中興以人才為本。台灣的政治愈搞愈糟，為中共所看不起，都是起因於人才問題。王作榮認為兩代蔣總統都不信才。用才而不能信任，人才終不會為其所用。經國先生信任的範圍則更是狹窄，兩代蔣總統到晚年都無人可用，只有信任自己的兒子，而連托孤都找不到人，真是悲哀。（459頁）至於李登輝，王公說：「李總統用人的路線卻愈來愈窄，最後陷於中生代的卡位戰難以自拔，而重大問題連找三、兩個可以商量的老朋友都沒有，實出意外。」（460頁）王作榮又說：「凡屬積極卡位的，絕非真人才，真人才絕不屑於卡位。而作為一國元首，一定要有幾個平起平坐的老朋友，可以商酌國家大事。老總統一直都有；經國先生就只有一個黃少谷。李總統有沒有這樣的人，我不知道。」（460頁）

有的！李登輝在省主席任內，蘇志誠就是李登輝和南懷瑾之間的傳話人，及至1985年7月5日南老赴美，1988年1月底赴港，直到90年代初期，李登輝經常請教南老，並曾請南老返國，在官邸會見了兩次；後來發生所謂的「密使風波」，李登輝對南老始終恭敬，靜聽南老的講話，不敢隨便主導話題。大約密使風波過後，南老對李登輝非常失望，對蘇志誠也不承認是自己的學生，從此幾乎很少往來。

古人云：「用師則王，用友則霸，用臣則亡。」台灣三代總統（嚴家淦不算），蔣介石形式上尚能用師，或尊師重道，格局也大些；蔣經國連個師傅也沒有，所用者大抵上為家臣也；李登輝則自以為什麼都懂，所用者大多為王作榮所說的「卡位人才」，根本非真人才也，政治之敗壞良有以也。

荀子：「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大略篇）

寄語即將參加明年總統大選的政治人物，以荀子這一段話為標準來看，連戰的智囊尚要加強，宋楚瑜則用臣者多，用友則少，用師則無；陳水扁則伶牙利齒，稍有成就即得意忘形，其用臣者多，用友者不多，用師者少，而少數幾個師亦無多大高明之處。不管怎樣，這些人物的共同點大多不知中國歷史文化精神，亦未深入台灣的歷史精神，而對西方文化則有表象的知識，迄無深刻的涵養與體會，更談不上對四百年來中西文化盛衰消長的認識，其所作所為，除了滿足個人權力慾望外，看不出有何宏觀的大格局的思維傾向，吾人若不以聖人標準苛求，當能體會「今古茫茫貉一丘，功名常笑爛羊頭」，真正大才者，尚未一見，則台灣今後前途是否光明，已不卜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