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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動侵略戰爭最多、軍火生意最旺的國家是美國(見本期陳世徳先生《也談柯林頓的功與過》),所以沒有受到應有的譴責,是美國統治集團深諳「劍與筆」的份量。這次轟炸科索沃,襲撃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又讓世人見識到舖天蓋地的西方「大眾媒體」(筆)的「穿透力」。然而西方媒體記者、學界也非鐵板一塊,請看本期法國哲學家雷吉斯.徳布雷給席哈克總統的一封信,述說他與一位加拿大資深記者在科索沃的耳聞親見。美國賓厄姆頓大學社會學教授詹姆斯.皮特拉斯,則直指美國是在捏造關於南斯拉夫的神話。

美國襲撃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找來找去,找不到自願替罪的羔羊。派了皮克林到北京道歉,說些不著邊際的話,本期社論提醒當今美國統治者重溫其前輩艾奇遜與麥克納瑪拉關於民族主義的談話。皮克林面對的不是北京當局,是12億中國人。

為紀念七七抗戰62周年,本期起連載郭譽孚先生的《東京澀谷事件與其時代》,戰後日本軍國主義陰魂得以不散,美國扮演了關鍵角色,從郭先生的大作中,讀者可看到美國遏華之心不自今日始。

李登輝的國安局祕書長殷宗文說,援助科索沃三億美元是出於「戰略」層次的考量,一語戳破李登輝「人道援助」的幌子。殷宗文的「戰略」是為李登輝的「政治目的」服務的。李登輝的「政治目的」是什麼,用本期吳建國先生大作《台灣沒有理由不適用「一國兩制」》中的話說,「原來台灣領導人反對的是一國,不是兩制。」

李登輝假藉台灣人名義出版的《台灣的主張》一書,坐實吳建國先生的說法。上期本誌刊出該書「精華本」,本期陳映真與林書揚兩位先生從李登輝成長環境與台灣光復前後的歷史背景,試著探尋他皇民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來龍去脈。廖天欣先生則以過來人的經歷,介紹同時期台灣愛國先輩的遭遇,證明李登輝的的確確是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眼中的「精英」。陳毓鈞先生針對書中的「七塊論」,挑明這位「李跑腿」不過在向美、日主子輸誠效忠而已。眼看一位中華民國的總統出書為日本軍國主義張目,張理先生則在大作中慨嘆未免是個歷史笑話,「才真是台灣人的悲哀」。回頭看李登輝的行政院長蕭萬長在立委逼問下也不承認「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難道不也是「中國人的悲哀」嗎?

海峽對岸廈門大學的劉國深先生評析《台灣的主張》雖語多溫和,卻深刻的指出這種沒有「台獨」旗號的「台獨」主張更危險。所謂危險當是針對台海和平而言,兩岸幾十年來的和平是雙方堅持「一個中國」的結果,李登輝主政十年,要打破國際上「虛假的」一個中國體系,結果造成台海動盪,1996年更差點引發華盛頓與北京兵戎相見。海內外心繫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都不願見到台海和平遭破壞,本期旅美學者洪輝先生將「和平」「上綱上線」的文章可見一斑。

談起出版,今年另一本引起矚目的書是王作榮先生的《壯志未酬》。本期刊出吳瓊恩先生的書評。「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王作榮先生宦場生涯暮年,終識「昏君」,油然而生「上打」的壯心,回到中國知識份子「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循於亂世之民」的行列來,亦實難能可貴,也該是「人生重晚晴」罷,堪作還在宦場中打滾者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