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中國」歧途上的「迷思」

5月19日，李登輝在台北為其口述著作《台灣的主張》舉辦盛大的新書發表會。據日本PHP研究所副所長江口克彥稱：《台灣的主張》是他和李登輝1998年9月中旬在李的別墅中連續對談20小時的成果。去年12月中旬江口克彥把根據對談錄音整理而成的日文原稿交到李登輝手中，這次發表的中文版《台灣的主張》就是在日文原稿基礎上改寫而成的。〔註1〕由於該書的發表選在「李登輝時代」最後一年倒計時前夕，而且正值朝野政治勢力圍繞接班問題展開最後決戰的關鍵時刻，因此，此書從一開始就受到島內外輿論界的高度關注。筆者認為，李登輝發表此書的目的除了意圖維持個人領導權威不墜外，更意在導引「後李登輝時代」的台灣政治走向。正如他自己所說：「在跨世紀的前夕，我們是否也有著『台灣往哪裡去』的迷惘？誰都沒有辦法正確的預知未來，我也不例外。但以主政者的身份，我有責任提供我的經驗、我思考的邏輯和長期觀察的心得，供國人參考。」〔註2〕

這本名為《台灣的主張》，實為李登輝個人思想集成的新書，對於我們深入剖析、準確判斷李登輝的政治思想實質，進而把握台灣政治的未來走向還是有所助益的。筆者認為，我們在評判《台灣的主張》時，既不能不考慮台灣的特殊時空環境，也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從中國政治乃至國際政治的角度來思考。如果拋開宏觀與整體的視野，或許李登輝的不少觀點主張也「言之成理」；但是，如果前提與方向發生了偏差，這些觀點主張可能就成了一個個美麗的「迷思」了。篇幅所限，本文擬就書中出現的「建立文化新中原」、「將台灣定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亞洲的未來繫於台灣的存在」，以及「中國的分權分治」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論點提出分析意見。

一、台灣的文化定位──「文化新中原」

島內的「台獨」理論家為了鼓吹「台灣認同」，曾經大肆宣揚「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之一部分」的錯誤思想，台灣當局對此也曾嚴加批判過。在90年代前半期的兩岸關係互動過程中，突出「一個中國」的歷史、文化、地理、血緣內涵，淡化「一個中國」的現實政治內涵，曾是台灣當局的迴避「一個中國原則」的重要伎倆。例如，在1993年11月，當時的台「經濟部長」江丙坤在美國西雅圖公開記者會上就聲稱：「『中國』為一歷史、地理及文化之中性名詞」、「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為歷史、地理或文化含義的一個『中國』下，互不隸屬的兩個主權國家」；1994年7月，台「陸委會」發表《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再次宣稱「『一個中國』指的是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海峽兩岸是兩個「分裂分治的國家」。然而，1995年以後，台灣當局對「一個中國」的文化內涵的解釋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強調兩岸文化的差異性重於中國文化的同質性。1995年底開始的「總統」大選期間，李登輝提出了「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口號，明確主張建立「文化新中原」，以區別於祖國大陸充滿「封建專制文化」的「共產中國」。

在《台灣的主張》第一章、第二章中，李登輝以介紹他自己的「思想歷程」和「政治哲學」的手法，全面闡述了他個人對中國文化的「省思」及其對建立台灣「文化新中原」的構想。

李登輝接受過正式的日本教育，同時也經歷過美國的教育，對日美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有很強烈的眷戀之情，這些歷史情感他曾在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中毫不掩飾地表白過，許多人也因此質疑他的國家認同情感。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有所不同的是，在《台灣的主張》中，李登輝不再僅只簡單標榜自己的日、美文化背景，而且費了不少筆墨做作地強調其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底蘊」：上至青銅器文化，下至以孫中山、魯迅、毛澤東為代表的現代中國文化，他「也曾多所涉獵」〔註3〕。借胡適、魯迅、郭沫若乃至柏楊之筆，李登輝發表了不少批判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輿論。從內容上看，這些批判大都還算平實，並無不可。例如，他寫道：「其實，只要我們重新省視中國思想發展史，就會發現，儒家早已重視自由意志與民主理念。只因後來中國長期為封建體制束縛，才使固有的人本思想，受到扭曲」；〔註4〕「直到現在，我仍然深信，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卓越的思想。他不僅在三民主義中倡言民權主義，而且也積極宣揚『天下為公』」。〔註5〕然而，這些「熱情洋溢」的批判之後，他把話鋒轉向對祖國大陸方面並不客觀的批判：「中國人偏重利己主義，在維護個人利益的同時，往往無法兼顧社會的和諧。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就是鮮明的例證。他們無視民權主義，不談『天下為公』，只是一味強調，與霸權主義相結合的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將民族主義擺在第一位，的確是個令人傷神的問題。」〔註6〕由此可見，「省思」中國傳統文化是假，把祖國大陸說成是中國傳統封建落後文化的繼承者才是李登輝的真正目的。

筆者認為，祖國大陸方面對於中外優秀的傳統文化也是採取去蕪存菁、兼收並蓄的態度。中國古代思想中的確蘊含著樸素的民主思想，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思想更是受到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尊崇。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雖然在中國走什麼道路問題上與中國國民黨存在嚴重歧見，但中共對民主與公平正義的追求、對「天下為公」思想的頌揚始終不變。李登輝不能因為對民主、人權等思想內涵的理解差異就給中共扣上「無視民權主義，不談『天下為公』的大帽子。至於民族主義思想問題，李登輝也大可不必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將民族主義擺在第一位而感到「傷神」，因為民族與國家利益仍是國際社會的現實存在，國家間的霸權主義威脅也是不爭的事實。祖國大陸方面並沒有強調狹隘的民族主義，更不存在侵略其他國家的霸權主義問題。因此，把祖國大陸方面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行動說成是「與霸權相結合的民族主義」是極其荒謬的論點。

比主張「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一部分」者更巧妙的是，李登輝是扛著「再造中國文化」的大旗，將中國文化置於他所謂的「台灣文化」之下。在醜化祖國大陸文化的基礎上，李登輝把所謂的「台灣文化」定位為「文化中國」的「新中原」，從而引出「大台灣國家主義認同」。他寫道：「在多元文化長期而充分的輻輳整合下，使台灣在整個中國文明的總體發展趨勢中躍居為最先進的新生力量，成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原』。」〔註7〕他援引某位政治學者分析他的演說詞後提出的判斷：「台灣存在有兩個國家主義（nationalism）」，這兩個「國家主義」，「一個是以台灣這個區域為基礎的『大台灣』國家主義；一個是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文化國家主義。然而，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並非爭辯這兩種國家主義孰是正統，而是如何建立強固的『台灣認同』（Taiwan Identity）」〔註8〕，經過這樣的概念過渡與價值判斷，所謂的「中國文化新中原認同」就輕鬆地成為「大台灣國家主義認同」的文化基礎。不僅如此，李登輝還藉機婉轉地把自己美化了一番：「正如我在思想發展歷程中，吸收了各式各樣的觀念一般，台灣也吸收了許多不同的文化、制度和思想，終能綻放出燦爛的光芒。」〔註9〕，如此，他這個中日美文化的「合金鋼」，成為先知先覺、帶領台灣人「出埃及」的摩西也就渾然天成了。

二、台灣的政治定位──「中華民國在台灣」

抗戰勝利後台灣回歸中國，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國際社會明確承認台灣為中國主權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作為中國領土主權一部分的政治地位無可辯駁。從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近40年裡，海峽雙方雖然相互敵對，但都主張「一個中國原則」，都不接受「台灣獨立」、「一中一台」和「兩個中國」的安排。為了這一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延遲20多年才進入聯合國行使中國代表權。

李登輝上台後，特別是90年代初國際政治格局出現重大變化以後，台灣當局的「一個中國」原則立場開始出現變化，他們試圖利用國際秩序重整的機會改變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的政治定位，希望以與祖國大陸對等的「主權獨立國家」的身份參與國際社會。然而，這一一廂情願的再定位直接牴觸了「一個中國原則」，撇開祖國大陸方面的反應不談，島內民眾也不一定能接受。為解決這一問題，台灣當局採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從根本上否定「一個中國」的現實存在，認定目前兩岸已是兩個互不隸屬的主權獨立國家，由此造成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的所謂既成事實。李登輝本人從一開始就主導了這一政策調整過程。他在書中坦白了他與蔣經國的差別：「經國先生曾經說：『我也是台灣人』。但是，他對於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並沒有深入思考過。」〔註10〕參照李登輝的其他言論，人們不難理解這個「主體」實際就是指「主權獨立國家」。但是，面對島內外現實的壓力，李登輝又不得不在「台灣」與「中華民國」名號之間尋求平衡點。在此書的第三章，李登輝完整闡述了他的「平衡觀」：「以『存在』為前提的外交，可以用一個座標圖來作說明，縱軸代表和大陸的關係，上方為『促進兩岸關係』，下方為『台灣獨立』；橫軸為外交關係，右邊為『推動務實外交』，左邊為『國際孤立化』。此時的第一象限為『朝向均衡和平統一之道』，第二象限為『接受中國大陸條件的統一模式』，第三象限為『推動台灣獨立而產生的國際孤立』，第四象限為『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現實外交』。毋庸贅言，目前台灣所應該選擇的，是兼顧『促進兩岸關係』和『推動務實外交』所構成的均衡狀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選擇。因為只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國大陸強制統一台灣，也不致在國際上走向孤立。」〔註11〕

李登輝這裡所講的「朝向均衡和平統一之道」實際上就是當年江丙坤在西雅圖所說的「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也就是：先在國際上實現「兩個中國」的法理化，以後再談統一。為有別於「台獨」，他提出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定位模式。他說：「我們目前將台灣定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具有國家的主體性，也保持了主權獨立。台灣內部有些主張要成立『台灣共和國』，但我認為不應這麼做，也沒有必要這麼做。因為，宣佈成立『台灣共和國』只會使台灣的主體性變得暖昧不明，並將危及台灣的主權獨立與存在。為確立台灣的存在，我們不僅要拒絕這種簡化存在問題為獨立問題的方式，更必須在法理上奠定無可辯駁的論據。因此，我希望在卸下總統職務之前，能集國際法學者之力，就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提出更完整的解釋。」〔註12〕顯然，李登輝並不介意「台灣共和國」的名號，而是實用性的問題。比起虛化「一個中國」政治內涵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台灣獨立」顯然更不利於實現追求「台灣的主權獨立與存在」的目標。因此，就政治現實面而言，李登輝的「兩個中國」主張與「台獨」有著異曲同工之處，至於中國統一與否的問題對他來說並不重要。他寫道：「我認為，即使台灣的國際地位必須明確化，卻不一定要拘泥於『獨立』，反而是將『中華民國台灣』或者『台灣的中華民國』實質化，才是當務之急。我在推動政治改革時，曾經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將台灣的統治權限定在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暗示不及於中國大陸。雖然有人因而批評我，無意保有與大陸的整體關係。但是，我認為，台灣必須先確實立穩腳步才行。如果台灣本身的認同不明確，又何以考慮大陸問題。因此，最重要的是，台灣必須先取得國際間的認同與地位，至於思考中國整體的問題則是以後的事。」〔註13〕這裡所謂「台灣必須先取得國際間的認同與地位，至於思考中國整體的問題則是以後的事。」已經很清楚地為李登輝的「兩個中國」思想作了明確的註腳。

三、台灣的國際定位──日美安全的屏障

李登輝與江口克彥的對談是克林頓訪問祖國大陸發表「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的「三不政策」之後不久進行的。當時國際間還盛傳日本有可能傚法美國的「三不政策」，甚至超出克林頓的說法，台灣當局對此發展相當憂慮。李登輝很清楚，如果沒有美國和日本的首肯，他的「兩個中國」政策主張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台灣當局必須向美日兩國強調台灣的存在對美日兩國利益的特殊重要性。

李登輝首先強調了台灣與美國、日本的互動關係，認為台與美日三方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方面具有相當的互補性，而且「亞洲的未來亦繫於台灣的存在」。他說：「我一再重申，台灣的未來繫於台灣的存在，而亞洲的未來亦繫於台灣的存在。台灣的存在開展了台灣的未來，台灣的存在也支撐著亞洲的未來，這種說法不為過。」〔註14〕他還不厭其煩地強調台灣對於美國和日本的重要性，他說：「台灣海峽的海路、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國際貿易航線，因此，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財產。即使美國和日本有部分亞洲專家及戰略專家主張『台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但如果以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問題為代價，向中共作出讓步，則美國與日本亞太事務的領導地位勢將弱化，對攸關自身的重大利害與生存問題，也將失去發言權。」〔註15〕

為阻礙中日友好關係的發展，李登輝費了不少筆墨挑撥中日關係，其中不少說詞簡直「比日本人還日本人」。他自作聰明地教訓日本人說：「從地理位置看，台灣的存在如果出現危機，甚至為中共吞併，台灣周邊海域將會陷入危險，使日本在經濟與軍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脅日本的『存在』。因此，從戰略上來看，台灣的存在具有重要意義，可惜很多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註16〕他還露骨地把台灣稱作「攸關日本生存命脈的重要屏障」，他進一步說：「台灣對日本而言，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島嶼，更不僅是出口產品的對象而已，它同也是攸關日本生存命脈的重要屏障。」〔註17〕李登輝甚至慫恿日本不要在歷史問題等方面向中國讓步，他說：「遺憾的是，面對中國大陸，立場最軟弱的，竟是日本。如同前章所述，日本事事照會請示中共當局，對歷史解釋問題是如此，對政策問題亦復如此。」〔註18〕

為了破壞中美關係，李登輝煞有介事地「警告」美國人：中共將取美國而代之。他挑撥說：「目前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雖有進展，但中共的心態和作法，與過去並無不同。中共只是與美國進行所謂『大國外交』，企圖削弱並取代美國在亞洲的政治、經濟地位而已。」〔註19〕他還「提醒」美國：「現今的中國大陸，除了人口眾多之外，絕對不是足與美國抗衡的『大國』。但未來，一旦中國大陸自認有能力分享美國所擁有的利益時，必然就會背棄美國的政策，轉而積極將美國勢力驅出亞洲。」〔註20〕

煽風點火，醜化祖國大陸是李登輝求取美日重視的又一重要手法。在書中，李登輝多次指控中共所謂的「霸權主義心態」，並稱「中共的霸權主義心態如果持續不變，不但台灣會受影響，亞洲的和平恐怕也將遙不可及。」〔註21〕為了博取美日歡心，李登輝還自告奮勇地充當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馬前卒。他寫道：「我們希望美國與日本的朋友能瞭解，台灣的存在不只是台灣本身的問題而已，而且也對中國大陸、亞洲及全世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台灣能建立自由、民主、繁榮且和平的社會，則中國大陸不可能永遠維持不變。在台灣經驗的啟發之下，全中國將可能台灣化。而若台灣不存在，為大陸所制了，則中國將淪為霸權主義的地區，對亞洲及全世界造成嚴重的威脅。」〔註22〕他進一步明確宣稱：「環顧世界各國，最積極促使中國大陸改變的，莫過於台灣。」〔註23〕

四、中國的政治未來──分權分治

《台灣的主張》一書最受關注與爭議之處就是所謂的「七塊論」，雖然確如李登輝事後指稱，書中並沒有出現「七塊論」的名詞，但從李登輝對王文山所寫的公然主張將中國分割成七個國家的《和平七雄論》一書的推崇程度來看（1996年李登輝曾向日本人深田佑介推薦《和平七雄論》一書，他說：「最近我讀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書，是寫將中國分割為七國，論旨十分暢通，令我感動，希望能在日本出版。」〔註24〕），外界把李登輝這一「分權分治」主張同「七塊論」相提並論也並非空穴來風。更重要的是，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中的相關主張的確與《和平七雄論》的主張有相當曖昧的關係。在書的第七章中，李登輝寫道：「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當然，中國的分權分治，絕對不是立即可以實現的目標。但中共當局有必要正視各地域民族與文化的獨特自主性，給予充分的尊重，才有助於亞太區域的和平與安定。」〔註25〕

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問題世界各國都存在，這也是政治學的一個古老命題，古今中外都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標準答案。從理論上說，絕對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都是不存在的，而具體的權限劃分方式應根據各國特定歷史時期對安全與發展需求的狀況來確定。因此，不能一概否定中央集權體制或地方自治制度的價值。例如，建立在采邑經濟基礎上的領主政治曾經促進了歐洲封建經濟的發展；但其畫地為牢、割據混戰的政治形式卻滿足不了商品經濟對統一、安定、標準化的渴望。中國歷史上的秦、漢、唐大一統曾經為中華民族繁榮發展作出重要貢獻。而現代美國史上也曾經出現過羅斯福「新政」式的集權體制。

作為中國公民，關心國家政治發展是每個公民的權利也是責任。如果站在這一立場上，李登輝「從管理的角度善意出發」〔註26〕或從「強調地方自治」〔註27〕角度，對中國政治發展模式提出自己的意見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是，李登輝的「國家認同」十分可議。對於李登輝的國家認同問題，多年來島內外各界已有大量的分析評論。筆者確信，認定李登輝主張「分裂分治」的「兩個中國」立場應當是確鑿無疑的。以其「分裂分治」的「兩個中國」立場，人們很難相信他的「中國分權分治」主張究竟有多少善意。如第一節第二節的分析，李登輝雖然仍沒有完全放棄「中國」標籤，但其「一個分治的中國」及「對等政治實體」主張的「兩個中國」政治實質早已昭然若揭。就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李登輝還宣稱：「台灣與中共的關係早已超越所謂的『內政問題』」〔註28〕

五、結 語

據李登輝本人在新書發表會上說，《台灣的主張》曾經他親自逐字逐句的校訂與修飾。儘管如此，該書總體上仍比較零亂粗糙，既沒有嚴謹的理論體系，也沒有嚴密的邏輯論證。而且，除「中國的分權分治」等少數主張外，其它絕大多數政治觀點只是李登輝思想主張的集結再現，因而沒有太多新意。

《台灣的主張》一書在相當程度上是李登輝政治立場的「真情流露」，雖然有不少地方概念含混，甚至前後矛盾，但在這些看似矛盾的言語表象背後，卻始終貫穿著李登輝「中國的分裂分治」主張的實質。因此，筆者認為這本書無異於李登輝「兩個中國」迷思的自供狀：在他筆下，今天的台灣與祖國大陸在文化上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而政治上則是「兩個互不隸屬的主權獨立國家」，在國際上他希望美日接受台灣以「主權國家」身份重返主流國際社會以共同圍堵中共的「霸權主義」，最終使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成為「七個區域」，以「有助於亞太區域的和平與安定」。

在兩岸絕大多數人民及國際社會的一致反對下，島內以「台灣獨立」為旗號的分裂主張已日益邊緣化，就連長期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人領導人也大多不再堅持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終極價值取向。在這種新形勢下，表面上有著些許「中國」標籤、實際上卻是謀求「兩個中國」目標的思想已超越「台灣獨立」主張，成為島內分離主義思潮的新主流。由於此一「兩個中國」政策仍帶有某些模糊的「中國」符號，如「文化新中原」、「中華民國在台灣」等，因此，這種思想主張比「台獨」主張更具欺騙性與危險性，兩岸中國人不可不深察。

〔註1〕台灣《中國時報》1999年5月28第14版。
〔註2〕台灣《聯合報》1999年5月20日。
〔註3〕李登輝：《台灣的主張》，頁42，台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
〔註4〕同〔註3〕，頁5。
〔註5〕同〔註3〕，頁57。
〔註6〕同〔註3〕，頁57-58。
〔註7〕同〔註3〕，頁78。
〔註8〕同〔註3〕，頁77。
〔註9〕同〔註3〕，頁65。
〔註10〕同〔註3〕，頁62。
〔註11〕同〔註3〕頁127-128。
〔註12〕同〔註3〕頁240。
〔註13〕同〔註3〕頁62-63。e; 〔註14〕同〔註3〕頁240。
〔註15〕同〔註3〕頁242。
〔註16〕同〔註3〕頁246。
〔註17〕同〔註3〕頁246。e; 〔註18〕同〔註3〕頁240。
〔註19〕同〔註3〕頁47。
〔註20〕同〔註3〕頁47。
〔註21〕同〔註3〕頁240。
〔註22〕同〔註3〕頁146。
〔註23〕同〔註3〕頁246。
〔註24〕台《中國時報》1999年5月22日電子版。
〔註25〕同〔註3〕，頁241。
〔註26〕台灣《中時晚報》1999年5月20日電子版，蘇起談話。
〔註27〕台灣《中國時報》1999年5月20日電子版，黃昆輝講話。
〔註28〕同〔註3〕，頁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