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對歷史的瀆辱

李氏反中親日的心結

多年來有不少社會人士，從高級知識分子到一般民眾，對「李登輝言論」深有戒心。因為在他就位後的數年間所作的政策表述，多有令一般人困惑，甚至在他就位後的數年間所作的政策表述，多有令一般人困惑，甚至錯諤的觀念或思考方式。特別在事關國家認同，民族定位等大問題上，往往會超越，或逸出一位政府最高責任者所應有的法理分際的政治原則的奇特論調。記得當他在1988年繼任不久，因為在國民黨權力結構的內部衝突方面展露出處理方式上的某種特徵，有些人開始做「李登輝性格」的探討研究。這些人大都特別關心兩岸情勢在李氏主導下的發展方向。後來經過兩任期間在兩岸關係及國際關係領域中出現的數度狀況，李登輝領導風格中逐漸凸顯出系列的重大政策立場有異於傳統國民黨模式者，如：本土化新國民黨論、台灣主權獨立論、國際生存空間論，兩岸問題應屬國際問題論，一個中國非現在型論，自由民主均富前提論等等。並有利用所謂的台灣悲情經營民粹主義式的個人群眾基礎的作法。民眾在李登輝一連的改黨修憲重構政權，大力抑制兩岸交流的自然趨勢過程中，不僅看到了李氏的強烈的自我中心和執拗的企圖心，同時在他屢次的政策說明和施政解釋中，更令人感受出兩類心結的存在。一為反中心結，另一為親日心結。這兩種心結互為因果、互為條件、相激相乘，形成了李氏精神世界中極為嚴重的認識障礙。

關於這樣的「李登輝情結」，有一些人認為可以從戰後半個世紀的中國史，其中的台灣史，中間蘊含著的悲劇性衝突因素來剖析台灣意識中的確有部分由原先的親中反日轉到反中親日的弔詭變化。進而認為李氏雖因身居政府高峰而受到特別的關注和爭議，但以歷史特定階段的社會心理現象而言，尚非不可理解。意謂李氏即令有反中親日傾向，也不過是群眾集體記憶和集體反映的個例。但問題在於他不是民眾中的一分子，而是民眾的領導者。其責任正在於嚴肅面對歷史洪流中的浮沈曲折而正確指出一個大方向，不可隨波逐流。按日據時代的殖民地生活中，因反抗異族的高壓統治而憧憬懷念父祖故國，這是自然而正常的反應。在帝國主義的支配體制下，凡經濟的搾取和政治的壓制，都以血統、文化的族類價值為正當性理由。當年日台之間的剝削關係和統治關係，皆以大和民族和漢民族，日本文化和漢文化的優劣差等理論掩蓋著。在征服與被征服的雙方，各自把來自差別制度的優越感和劣敗感歸結在族類意識下去理解或頓悟。台灣人的痛苦唯有凝結為去異類求同類的強烈的共同心理傾向。這就是殖民地時代的台灣意識的自然內涵。不知道李氏以其年齡，曾否也經歷過一段非類意識的苦惱歲月？

特異歷史事件下的倒錯

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帝國覆滅，退出了台灣。台灣舉島歡騰復歸祖國，擺脫了異類統治的解放國，長年受壓抑的民族認同感的盡情舒放，兩岸同胞之間血緣感情的交融（如二．二八事件時大陸幾個大城市的民族對台灣同胞的同情和聲援），應該都和殖民地時代台灣意識中的祖國情懷相契合。

但曾幾何時，冷酷的政治現實逼迫台灣民眾從傳統的祖國欲異離。二．二八的流血衝突及接踵而至的50年代白色恐怖的慘劇，嚴重地蹂躪了台灣同胞的祖國感情。按理，那是在內外戰亂中急速腐化的政權和落後的制度或無制度所導致的危機和惡果，本質上無關於區域性衝突。但帶給曾經滿懷熱切期望的台灣民眾的衝擊足使現象掩蓋本質，影響延及後代。

以上筆者想說的是，殖民地時代的台灣主流意識中的親中反日，是客觀必然的現實反映。但在台灣復歸祖國後在特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倒錯性的換位，竟然由親中反日轉為親日反中，則不論其間的「轉機」如何，不得不說是一種災難性的錯誤。那是巨大幻滅的心理衝擊帶出來的反彈，認昨日的敵人為今日之友，為的是使自己相信自己人有比敵人更可惡的。也有人指出今日的日本已經不同於殖民帝國時代的日本。有平民化的天皇，和平繁榮的社會萬象，經濟強是因為勤奮與高科技，政治民主不再靠槍炮佩刀之力。但這種表象其實不是很真，這種讚美也有「近親憎惡」的心 理失衡下「任何一個外國（包括昔年的征服者日本）都比中國好」的極端論的意味。李氏身為領導者，理應明察部分台灣民心的自戕式的心境變化，而指出匡正民意的政策才對。他竟然不此之圖，反而有心利用群眾的不正常的屈折心理，公開喊出台灣人的悲哀，自擬出埃及的摩西。這是對歷史的瀆辱，不無傚法古希臘潛在時期的煽情政治之嫌。不過社會轉型期的群眾，不可能永遠停留在一定意識型態的模式裡。所謂的台灣悲情，雖有台灣建國運動者以此作為從反國民黨到反中國的增幅運動的基礎而鼓吹，也不可能沒有退潮的一天。一時密聚，一時激昂的群眾，他們認識中的世界畢竟是激情烘托出來的種種蠢象，在強大的現實情勢衝擊下究能維持多久時間？李登輝路線營造出來的所謂的基礎民意不外如下數端，如：凶煞般的大陸中國，善良受欺的台灣；意圖吞沒台灣的民主價值和經濟成就的統一陰謀；保衛台灣是保衛自由民主和人權原則；舉世公認的台灣奇跡，台灣得道多助並不孤單；台灣已是民主陣營的一員，大陸仍然是專制極權的國家；台灣經濟發展還有大空間，大陸經濟將要面對大難局；國際法的原則已經由主權至上移向人權至上、大陸對台用武已被封殺等等。總之兩岸的最高智慧是，大陸反獨不急統台灣拒統不急獨，兩岸關係和而不統、交而不合。以上便是國民黨一向自傲的台灣主流價值，也是李氏新著《台灣的主張》的主要內容。

無疑，這一類型的「台灣民意」，是李登輝的權威背景和權力基礎。那中間有歷史的誤解，有群眾感情的沈澱和發洩，但也有公式化的西方反共理念，資本主義價值觀。我們關心的是其間有多少李登輝的個人情結，性格特徵的渲染和灌輸。

對大陸中國充滿偏見

《台灣的主張》共八章，前面三章屬自傳，學習過程和從政心得等。世人關心的兩岸政策，統獨立場，未來觀等分別放在四章到八章。其間有對大陸、對美國、對日本、對未來台美日在亞洲舞台上的互動關係方面的各種觀點，期望等。以「一國元首」的政治著作而言，因結構粗糙，事理表述不同，顯然權威性不足，說服力更低。不論李氏本人的著作動機如何，筆者以一公民立場對李氏個人的思想本質和大政方針的嚴重謬誤性，想提出下面幾點。

一、他對大陸中國充滿偏見。尤其對大陸的政治體制純粹依據西方反共公式加以論難並預斷。或明示或暗示，「共產黨專政」才是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這種立場是對美日等國家的諂媚。但民主與否是國家內部體制的問題，而統一和分裂，是國際社會中國家法人資格完整與否的問題。主權國家是國際社會的構成單位，先有主權地位的確立，然後才談得上內部政治體制的完善問題。更何況，台灣與大陸之間有關民主與人權概念的現實定位，界說都有差異。台灣一定比大陸民主、人權更有保障嗎。

二、對日對美李氏都有所批評，也有所期望。但大部分只針對別國的行政制度或作風等方面，意義不大人家也不一定留意。其實對該兩國的國家本質歷史功罪政策大方向等大格局問題李氏甚少提及。台胞50年的殖民地血淚史，李氏只以「殖民統治不怎麼光辨」一句輕輕帶過。他對日本（對美國也一樣）的評論其實是在獻媚。不斷強調日本的實力優勢條件，然後說「不太爭氣」。不過他對美日大捧小批之餘，還是有一件大不滿。可惜這一點並不表示李氏的自主性反而暴露出他的附庸性。他惱的是，為何美日對大陸不強硬一點，為何要遷就中共。這種批評只會使對方產生反 感。怪別人不替自己火中取栗，也不想反別人也有自己的立場。李氏評論顯得自私而淺薄，不論藉用甚麼理由，對李是負面的。像不滿日本不邀請他參加95年的APEC會議，埋怨美國熱中與大陸的交往政策等，幾近「氣急敗壞」的口吻，不能不說是失態了。

最後，李登輝選在這個時機出書，恐怕還是為兩千年「總統大選」，定執政黨的調。況且還有汪道涵10月訪台的規定計畫。李氏堅信台灣意識中的最大公約數是維持現狀，說不定還有個人的隱秘期望──在維持現狀中深化脫中國傾向。

日本觀遠不如高玉樹

李登輝的日本觀遠不如高玉樹。高氏最近赴母校早稻田大學接受榮譽博士，有一場演講。他告誡日本人千萬不可忘卻歷史教訓，千萬不可變成美國工具，千萬要正確面對新中國的歷史作用，千萬要以中日合作做為新世紀的主軸等等。這種見識、歷史觀、未來觀，到李登輝那裡找得到嗎。記得李氏說過他愛讀一本雜誌名叫《諸君》。這是右翼《文藝春秋》社的政論雜誌，是日本「思想右翼」的言論聚匯點之一。論水平、份量，絕不是頂尖。李氏在其著作中的一些言辭確帶一點《諸君》調。只憑這一點，他的書在日本不可能真正受到重視的。

99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