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國際新秩序

一、

我們這些來自世界上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專家聚集一堂，交流對於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意見和看法，我感到，我們是同為一種莊嚴的歷史責任感所鼓舞的。

這種莊嚴的歷史責任感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就其份量而論，實在可以毫不誇大地認為是當代世界所面臨頭等重大的，甚至是最重大歷史性課題。所謂國際新秩序，如果用一句話來說，實質上就是關於本世紀最後10年和下世紀前期世界向何處去這個總問題集中表現。圍繞新秩序問題，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各種利益集團和政治派別，越來越多的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科學家，議論紛紛，提出了種種構想和主張。轉折時期，人們密切關注各自國家將要面對的國際環境及其走向，是理所當然的。這種現象，是舊的世界格局已經打破而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的一個突出反映，它又將反過來對今後世界格局的演變帶來重要影響。

如果考慮到，今天的世界是如此多樣化的世界，分佈我們這個星球上的一百幾十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它們的社會制度、發展程度、國力強弱、歷史傳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等，千差萬別，它們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自當前和長遠的利益，也很不相同。在這樣的具體歷史條件下，要建立一種能夠充分反映世界多樣性而又有利於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的，不強加於人而又為各國普遍認同的國際新秩序，就更加是一項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大課題了。

中國的先哲，對於如何解決那些需要經過充分磋商複雜問題，留下了明智的箴言：「集思廣益」，「求同存異」。正是本著這樣的態度，希望我們大家能夠進行深入的討論。這樣的討論，當然會是富有教益的。

二、

國際秩序是一個歷史的範疇。它是隨著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的變化而產生和變動的。正因為這樣，國際新秩序問題的研討，就不但要注意當前世界格局的新舊交替，同時也需要對近代以來國際秩序的演變進程及其教訓進行必要的反思。

近代意義上的國際關係，其產生最早太約可以追溯到世界市場開始形成的時期。那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原始積累的需要決定一切，包括決定著國際關係。如果說那時也有國際秩序的話，那末它的最突出的特點和最深刻的印記：就是販賣黑奴和搶佔並奴役殖民地。

後來，隨著西方國家產業革命的完成和法國大革命的勝利，雖已提出了主權平等、領土完整、互不干涉等重要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從來沒有在國際關係中真正實行過。經過拿破侖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國主宰的強權政治反而進一步得到了發展。這兩次戰爭之後分別建立的「維也納體系」和「凡爾賽體系」，都是列強爭霸和大規模戰爭的結果。是戰勝國一方為統治歐洲和世界而建立起來並強加於人的一種秩序。世界人口的大多數，處於殖民主義枷鎖的束縛之下。事情很明白，這樣的國際秩序，沒有也不可能給世界帶來真正的穩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立了以「雅爾達體系」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雅爾達體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產物，這使它與過去的國際秩序不盡相同，但從根本上說，它仍然沒有擺脫大國主宰的窠臼，依舊具有強權政治的明顯烙印。兩大軍事集團的尖銳對立軍備競賽的劇烈進行，冷戰的緊張局面，尤其是大國霸權的猖獗，形成為這一體系的最大特點。「雅爾達體系」，實質上不過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範圍對峙與爭奪的代名詞。

由於美蘇雙方在軍事與政治領域大體勢均力敵。也由於世界各國人民為維護世界和平而進行的不懈鬥爭，冷戰沒有全面地變成熱戰，世界從而維持了四十多年的相對和平。但是，「雅爾達體系」終於在本世紀80年代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這種國際秩序給世界留下的災難性遺產，是夠多夠沉重的了。

在這樣的秩序之下，劇烈的軍備競賽和全球範圍的爭奪，不僅使世界始終處於世界大戰的嚴重威脅之下，而且局部戰爭從未間斷過。不是這裡烽煙驟起，就是那裡槍聲緊急。嚴重干預別國內政甚至進行武裝侵略的事，更是時有發生。

在這樣的秩序之下，少數資本主義大國擁有極大的優勢，通行的仍然是有利於它們剝削和損害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和原則。由此而來的是，國際貿易中不平等的貿易條件，國際金融中少數大國對貨幣和資本的壟斷，科學技術方面先進國家的獨佔和封鎖，結果是世界範圍的貧富兩極分化不斷加劇，廣大發展中國家陷於更加困難的處境。

在這樣的秩序之下，一系列「全球性問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資源耗竭，環境惡化，製毒販毒，恐怖活動，甚至愛滋病也以超過文明傳播的速度在世界上蔓延。人類社會突然發現，在生產力由於新技術革命而醞釀新的飛躍時候，從來沒有想到的生存危機卻正向自己迫近。

國際秩序的演變進程，顯示了多方面的歷史教訓，這裡不可能展開來加以討論，只想強調地指出一點，就是貫穿一切國際舊秩序的最本質的東西，不是別的什麼，而是那種以抹殺和踐踏別國主權為特徵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一切國際舊秩序之所以為「舊」，「舊」就「舊」在這裡。

我在這段開頭說過，作為歷史範疇的國際秩序，是隨著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和世界格局的變化而產生和發展的。這也即是說：不應當脫離具體歷史條件，而孤立地抽像地用「善」、「惡」之類的道德標準來評價這樣那樣的國際秩序。正是從這種歷史的觀點看問題，我認為，現在的問題恰恰是在於：隨著世界歷史的發展，面對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人類文明進步的要求，那種建立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基礎上的國際舊秩序，不論是否打起什麼新的旗號，都是違反歷史潮流的，是不利於世界發展的，因而是缺少存在的歷史理由的。

這樣的國際舊秩序，不應當繼續下去了。

三、

那末，應當建立一種什麼樣的國際新秩序呢﹖

我認為，這就要看當代世界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新秩序。

這裡至關重要的是：從事實出發，從當代世界的實際需要出發，從世界發展和人類進步的全局利益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出發，不是從某些局部的狹隘的私利出發，更不是從那種已被證明為違反歷史潮流的霸權框架出發。

儘管海灣戰爭的烽煙還沒有散盡，儘管一些國家和地區劇烈動盪，但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選擇，決定了當代世界的主題是和平和發展。我認為這就是歷史的大趨勢，這就是當代世界最大的實際，因而也就應當成為我們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

不錯，古往今來，世世代代，人民總是希望和平和發展的。在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說和平和發展乃是人類永恆的主題。但是我們討論問題，當然不能把這種幾乎是永恆的美好願望作為根據，而只能是以具體歷史條件和歷史要求作為根據。我們說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主題，乃是依據如下兩個方面的基本事實。

一個方面，是經過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幾十年間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世界範圍的殖民體系已被粉碎，一大批原來的殖民地獲得政治獨立，而今分佈全球的是一百幾十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儘管發展水平各不相同，但是擺在全世界這一百幾十個獨立主權國家面前的一個無可迴避的中心問題，就是謀求在本世紀90年代和下世紀前期能夠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另一個方面，是80年代以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範圍的對峙與爭奪有所緩解，華沙條約解體，蘇聯動盪，同時美國在世界範圍的經濟技術競爭中相對削弱，再加上經濟國際化與區域化集團化交織並舉，這就使世界經濟、政治多極化的趨勢不可遏止。消除大規模軍備競賽和避免世界戰爭危險的問題，進一步提上了日程。

以上這兩個方面的基本事實，綜合起來，就決定了：80年代以來，和平和發展成為當代世界的主題，成為歷史的主流。真正合乎和平和發展這個當代世界主題和潮流的秩序，才是應當建立的國際新秩序。我們擁護和主張這樣的國際新秩序，而不擁護和不主張與之相反的國際舊秩序。當然也不擁護和不主張任何名為「新秩序」而實則維護國際舊秩序的，名新實舊的秩序。

四、

為了世界的和平和發展，我們願意推薦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新秩序的基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這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觀點，是鄧小平最早提出的。1988年，他這樣說：我推薦50年代由我們亞洲人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準則。

回溯二次大戰以後國際關係發展的歷史，中國和印度、緬甸等國在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我認為可以說實質上正是對於以大國霸權為特徵的「雅爾達體系」舊秩序的一次歷史性的重大衝擊。這個五項原則，同聯合國憲章相銜接，同有重大發展，這就是明確規定了一切國家不論社會制度相同或不相同都應當和平共處。經過近40年的曲折歷程，其間又有若干重要進展。包括1955年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提出了建立和平、合作的國際關係的十項原則，以及在廣大發展中國家（77國集團）推動下，1974年聯合國六屆特別會議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等等。迄今為止，中國同九十多個國家簽署的條約、公報、宣言、聲明等重要國際文件中，包括今年以來的中蘇公報及中國與中東幾國的公報中，都確認了這些原則。事實反覆證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經受住了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的最大好處，就是把當今世界上一百幾十個獨立主權國家之間的平等地位作為根本前提，並且用最簡潔和科學的語言，把現代國際關係應有的本質和特徵作了最清楚的概括和描述。它充分反映了世界的多樣性，兼及政治與經濟兩個方面，對和平與發展都有清楚的界定。因此，五項原則符合當代世界的主題和潮流，能夠為不同制度的國家服務，能夠為發達程度不同的國家服務，能夠為「左鄰右舍」服務。

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我們主張：

－－各國互相尊重主權，任何國家不得以任何藉口謀求霸權奉行強權政治。國家不論大小、強弱、貧富，都具有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不得以大壓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不能由一兩個或幾個大國壟斷國際事務。

－－各國互相尊重領土完整，任何國家不得以任何藉口侵犯或吞併別國領土。反對依靠武力改變領土現狀。

－－各國互不干涉內政，任何國家不得以任何藉口把自己的價值觀和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原則及發展模式強加於別國。各國有權根據本國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發展道路制訂自己的憲法和法律。

－－各國互不進行軍備競賽，任何國家不得以任何藉口擴散大規模殺傷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等）。超級軍事大國應認真裁軍，各種常規武器的貿易應予限制。

－－一切國際爭端均應努力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任何國家不得以任何藉口對別國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促進各國之間的互利合作，特別要為發展中國家創造加速發展的必要條件，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作為整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內容和基礎。

－－對各國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其他「全球性問題」，如人類環境保護、反對恐怖主義及禁毒等等，加強國際協商和合作。

－－推進地區安全和地區合作，以利於維護地區穩定，限制軍備競賽，擴展對話渠道，促進共同發展。

－－聯合國應當成為保障國際新秩序的最重要機制，為此需要更好地發揮聯合國的積極作用，任何國家都應遵守和維護聯合國憲章。

這裡我認為有必要再次強調指出，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新秩序，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就是主權國家之間的平等。現在有種說法，說「主權」觀念已經「過時」，因為那是屬於19世紀的東西了。我很不贊成這種說法，我認為，一種觀念是過時還是沒有過時，不是看某些人喜歡還是不喜歡，而只能看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實際。客觀實際沒有改變，正確反映這種實際的觀念也就不發生「過時」的問題。那末世界歷史的基本事實如何呢﹖基本的事實是，世界範圍殖民體系的粉碎，成百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建立，恰恰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在本世紀的後半葉，而不是在本世紀的前半葉，更不是在19世紀。完全應當說，這是20世紀後半葉世界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最重大的成果之一。還要看到，這件事的意義，不僅在於結束殖民統治的黑暗的過去，更重要的是在於開闢了未來。它使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人民，獲得了在本世紀後期和21世紀以至更長時期內，獨立自主地把自己發展起來的舞台。這同國際交流和合作的加強，同世界經濟的國際化，不僅不矛盾，而且正是後者得以健全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一切真正有利於共同發展的互利合作，只有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這難道不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嗎﹖

至於說，強調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具有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的平等地位，是否因此就要忽視和否定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問題。我認為，大國和強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中所具有的優勢地位，是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沒有大國、強國的積極參與和貢獻，國際新秩序是難以建立起來的。而這恰恰意味著大國、強國負有特殊重大的義務和責任。因此，我們希望大國和強國的政府和領導人，能夠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以自己的明智決策和作為，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總而言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應當從根本上區別於以抹殺和踐踏別國主權為特徵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舊秩序，應當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有利於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謀求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並且能夠聯合起來共同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種種嚴重問題。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之所以是新秩序，「新」就「新」在這裡。

我們清醒地理解，國際新秩序的形成需要相當長久的過程，決非輕而易舉。這有待於種種客觀因素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同時需要人們思考，需要人們工作，需要人們鬥爭，也需要人們通過協商加深相互理解、諒解並作必要的妥協。在和平與發展這一總目標下，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及其領導者們充分合作，顧全大局，求同存異，而不糾纏在無法強求統一的意見紛爭之中，建立國際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20世紀只剩下最後十年了。

人類就要叩響21世紀的大門。

讓我們共同努力，為了人類更美好的明天，為促進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新秩序的形成，在開創世界發展的新紀元中作出貢獻。　　

（原載《人民日報》1991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