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上新政府的位子之爭

堤道行動－－尼米茲奪取福爾摩沙的計劃

蘇聯守候在一旁。莫斯科藉口「中立」拒絕盟國使用西伯利亞機場，從阿拉斯加補給中國的空運中途要停這個機場。我們被迫以極高代價長途飛行，繞道印度，飛越駝峰。一旦抵達，我們的人員、飛機和補給品即陷入中國派系政治和貪污的泥淖。我們能空運到這麼深的中國內陸，離海那麼遠，可說是個奇蹟了。

麥克阿瑟將軍堅持重返菲律賓，從南往北，跳島進攻，直驅呂宋島。

海軍上將尼米茲（Chester Nimitz）負有雙重任務。「下」有麥克阿瑟的駐澳洲和西南太平洋軍隊，有賴海軍支援；上有北太平洋，尼米茲同時得把那裡的日本人趕走，為直接攻擊日本本土清出道路。他提議直接西進，奪取福爾摩沙和中國大陸沿岸地區。這樣代價會很高，因福爾摩沙有不少天然屏障，離日本本土又近，唯此舉能切斷從東京到戰線已過長的日本前方補給線。軍事行動只要成功，即可癱瘓日本從印度緬甸邊界到印尼、馬來西亞、婆羅洲、新幾內亞和菲律賓的所有行動。在盟國手裡，福爾摩沙可用為基地，掩護艦隊直接開向日本本土，轟炸日本工業城市。我們可以癱瘓日本在大陸所有行動。

1943年底，海軍積極準備進攻福爾摩沙，代號「堤道行動」。日本人無疑會強烈抵抗，福爾摩沙人則飽受煎熬。

一切還得看群眾對盟軍尋求支持的反應，盟軍呼籲群眾破壞日本的防禦、暴動、造反。

一旦登陸，盟軍看到的八成是凋蔽的經濟，還必須準備統治並重新安置五百多萬人。我們要盡力贏得台灣人的友好合作，確保可以從這個基地發起對日本本土的總攻擊。沒人知道會一直佔領到什麼時候。

有鑑於此，海軍作戰司令擬定了周詳的訓練計劃，訓練在佔領福爾摩沙後在當地負責的軍官。我們需要軍官負起責任，管理並指導民間方方面面的經濟生活，要有警力、公衛與醫療服務、交通、教育、商業與影響民生供應的工業。

維琴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的軍政學院已知要將福爾摩沙列入日本帝國研究系列，但這還不夠。哥倫比亞大學海軍軍政管理學院因此創設一特別研究中心。在這個所謂「福爾摩沙小組」的中心，為「築堤」行動製作了一套十本民政手冊、作戰地圖和一大堆未發表的訓練資料。〔美國海軍克利里（Francis X. Cleary）上尉，負責軍官訓練計劃；華萊士（Schuyler Wallace）博士（公共行政）和傑賽普（Phillip Jessup）博士（法律）兩人是課程主任。福爾摩沙研究小組由50人組成，有充員也有平民，美國海軍預備役中尉葛超智（George H. Kerr）中尉是手冊主編和小組主管，海軍預備役中尉克利夫（Francis Cleaves）監管資料之翻譯，此系列是以這些資料為基礎編成。商業部製作手冊補編，農業部提供漁業手冊。（有關交通管制、公共衛生、供水的）作戰圖係根據日軍的地面測量圖，輔以空拍照片和一些翻譯資料。〕

1943年12月到1944年11月，「福爾摩沙小組」提供基本資料給負責進攻福爾摩沙的單位。

拜一位還無法公開身分的海軍將領之賜，我們稱我們這個島「Ｘ島」。這位將領「輕輕鬆鬆登船」般的走進117街這棟房子，徹底檢查五層全用來研究福爾摩沙的樓面。他見到由我統籌的一組21位幹部，8名充員和21名平民，平民中有10位日裔美國人－－「迷樣的東方人」。「離船登岸」前，這位將軍輕輕關上通到我辦公室的門，輕聲囑咐克利里和我，翻譯工作要分散，這樣日本譯員就不知我們的重心在哪，而提及福爾摩沙時只說「Ｘ島」。

經過仔細研究，我們才知「Ｘ島」多麼富饒，多麼有組織。海軍作戰司令部的「佔領區部門」深知，一旦美軍讓蔣介石代表有機可乘，中國人一定會要求加入「佔領區部門」。開羅承諾的陰影籠罩。如果蔣堅持包辦民政當局，他會在對日作戰最慘烈時把手伸進來，福爾摩沙就可能遭到日本本土的猛烈反擊，造成難以收拾的混亂局面。 因此有人建議在進攻發動前最好先與蔣達成協議。只要可能，我們應盡量爭取到中國的默認，容美軍獨自管理，一直到日本投降達成戰後總解決方案為止。中國的參與最多只能有象徵意義。在這個中國已割讓50年的島上，現在要看海軍表演了。沒錯，山裡面是有不少領國家薪水的國民黨海軍將領，但海上沒有他們的海軍，除非我們願意帶他過來，否則沒一個中國人到得了福爾摩沙。

海軍組成一個特別使節團，準備從華府到重慶了解整個情況。突然在1944年11月，統帥的重心顯然已不在福爾摩沙。軍政訓練計劃由要務級別淪為偶予留意級別。研究組解散，幹部和人員分到其他院校和戰地。訪重慶的任務取消。

到底要不要跳過福爾摩沙，這個決定後面一直有不同部門間的激烈爭執。尼米茲要切斷日本往南的補給線；麥克阿瑟堅持先解放菲律賓。總司令羅斯福總統必須作決定，當時又逢選舉年，而麥克阿瑟的聲望影響選情甚鉅。

經過一連好幾場聯合參謀會議後，1944年3月11日達成協議。海軍分三路進攻，一路將麥克阿瑟帶到民答那俄，一路在北邊的呂宋島攻擊日軍，第三路主攻福爾摩沙。攻佔福爾摩沙後即向中國沿岸挺進。一旦在島上建立據點，馬上進攻附近的沖繩，當時代號是「冰山行動」。

羅斯福總統決定往訪太平洋戰場，以示亞洲並沒像中國人說的那樣遭到「遺忘」。蔣不斷要更多補給更多錢，但他顯然沒把那些經過長途飛行，越過艱險駝峰的物品用於助我們一臂之力。我們恭維他，說他是盟軍在中國的「最高統帥」，推崇他是世界一大強權的領袖，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他不願對日本發動地面戰。他的政策是「用空間換取時間」，靜待美國從海上打敗日本。儘管如此，他不斷的要求更多武器與經援，看來根本就是敲詐。我們當時需在福建沿岸和中國北部有穩固的前進基地，但「兵疲馬困的中國」一直有可能逕自與日本媾和。

7月26日在檀香山，羅斯福要尼米茲和麥克亞瑟展開「呂宋或福爾摩沙」的爭論。海軍與會人員認為，當時總統好像支持尼米茲的計畫，側重台灣，但要做結論時，麥帥要求與總統私下一談。他們說了什麼，官方當然沒有紀錄；如果他們談到秋天，羅斯福或會想到選舉季的秋風有多凜洌。會議結束後，羅斯福宣布支持麥克阿瑟的重返菲律賓案。周全的後勤計畫8月23日擬定，此時海軍在北太平洋告捷，聯合參謀會議得以加速推動這一計劃。9月15日，麥克阿瑟奉命跳過民答那俄，10月20日直取雷伊泰島。尼米茲檢視「堤道」計畫，要陸軍空軍的同僚提出報告，福爾摩沙行動中心地面部隊總司令的巴克納（Simon Bolivar Buckner）中將報告他兵員嚴重短缺，而他認為佔領雷伊泰島後再佔領呂宋島，就沒必要強攻福爾摩沙了。

尼米茲再與海軍上將金恩檢討了他的計劃，金恩（10月2日）向聯合參謀會議建議，應優先佔領呂宋、琉璜島和琉球群島，「堤道」行動暫緩。翌日，尼米茲奉命跳過福爾摩沙，1945年3月1日得在琉球取得據點。〔註1〕

這是有關「Ｘ島」軍事行動的決策簡述，日本人和福爾摩沙人都在惶恐中靜待這次從未到來的攻擊。

猛轟！

1943年秋，美國偵察機飛越福爾摩沙。第一次大轟炸（新竹空軍基地）是在感恩節那天。東京已瞞不住直接被攻擊的危險。

日本最高指揮官命令駐中國部隊截斷一切通往福建沿岸的鐵路，摧毀所有可供美國飛機攻擊該島的前進基地。1944年，日軍一次有力的行動一度危及美國在昆明的主要基地，昆明是緬、中空運線上重要據點。蔣的情報組織未及提醒美國人，主要的前沿小機場已淪陷，11月7日，桂林貯藏的大量燃料、器材和武器全須摧毀，日軍已進攻到機場了。

我們與蔣的關係已經夠壞，這時更糟，這位委員長的種種藉口，如「防衛縱深」守則，越來越沒說服力。甚至堅定支持他的人，也無法為這位顯已不稱職的戰士辯護。其中一位說：「防衛縱深的意思，不過就是一直逃，逃到敵軍懶得追你時」。這不是美式戰鬥，在中國，我們既然買票進場了，就要看到真正的行動。羅斯福總統看夠了蔣的妄自尊大，幾近不假辭色的要中國切實合作，否則中止美援與補給。但當時我們正準備大舉進攻日本本土，不容海上軍力暴露在日本從中國大陸基地發動的攻擊下。 到這個節骨眼，華府開始看看有無辦法把中國共產黨拉到我們這邊。在歐洲，赤色蘇俄人是我們不能不要的盟邦；跟日本作戰，我們沒理由不用紅色中國人，管他什麼意識型態。常有人提醒華府，我們將所有軍事援助以「援助中國」抗日的藉口給了中國內戰雙方中的一方，其中存在風險。中國共產黨人如不依賴我們提供武器，他們一定會轉向俄羅斯。

華府於是努力把他們拉到抗日戰爭中來，為此，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少將開始在莫斯科、延安和重慶間穿梭，談判，最後把毛擇東請到重慶——但一切都太遲了。 此時東京很清楚中美關係的危機。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重光葵建議東京設法與蔣達成停戰。蔣如中立，他勢必得拒絕提供美軍基地。東京當時更關切的是中國共產黨人而非「紙老虎」的國民黨人。一個分裂的中國最終符合日本利益。

1944年底在中國南方的輝煌戰果，日本軍部很清楚只能發揮一陣子效果。福爾摩沙不久將成日本帝國第一道防線。值此危急存亡之秋，為爭取福爾摩沙人的效忠，東京戲據性宣布，出於天皇恩典，該島成為日本直轄區，福爾摩沙顯貴可獲提名為貴族院議員。1945年的選舉，會選出完全代表福爾摩沙人的國會議員。

政治上，福爾摩沙自治運動領導人終於在帝國體制內贏得承認，不過日本敗象已露。 東京竟異常坦白宣布，1944年11月14日一天之內，上千架美國飛機轟炸福爾摩沙幾個大城市。據說日本天皇驚呼：「哇，他們終於來了！」

第一次猛轟來自離岸很遠的航空母艦，助功的有中國西南基地起飛的飛機。盟軍潛水艇在福爾摩沙水面下逡巡，日本商業船隊的運量驟降。基隆和打狗（高雄）港內堆滿貨物，等待一直沒有來到的船隻。

11月猛烈轟炸後，福爾摩沙天空難得沒有對方飛機現蹤，1945年5月底，台北行政中心（城內地區）遭「地氈式」轟炸後成一片廢墟。港口內盡是起火與翻覆的船隻，基隆與打狗在地圖上可說已不存在。鐵路運輸中心受到重創，飛機棚、跑道和機場的維修區也遭破壞。

另方面，工業目標卻點到為止。東岸的一座發電廠1944年遭颱風與水災摧毀，西岸主要發電廠繼續發電。糖廠、紙漿廠和化學原料廠未遭波及，靠近基隆附近山上礦場的地面設備也沒挨炸。

盟軍在全島散發幾十萬張傳單。在日本人眼裡，這些傳單比槍林彈雨的火海還可怕，上面用日文中文鼓勵福爾摩沙人不要支持日本人作戰，保證「解救」他們。傳單上有聯合國憲章的序文和各種人權宣言。

有份傳單是福爾摩沙被一隻大魷魚困住，魷魚活脫脫日本軍官張牙舞爪的模樣。傳單兩邊是蔣介石與羅斯福典型肖像。傳單另一面用漢文日文寫著：「太平洋地區兩大盟國（美國和中國）共同向福爾摩沙人民保證，驅除日軍後他們將重獲自由」。 日警曾瘋狂沒收這些顛覆材料，但數量之多，範圍之廣，收不勝收。當時談論這樣的危機要很小心，但福爾摩沙人眼裡充滿了期待。

此時蘇聯仍保持中立，日本因此指望莫斯科出面安排停火、休戰或投降。莫斯科因而知道日本撐不下去了。

1945年7月26日發表波茨坦最後通牒，8月6日，廣島原子彈爆炸。

史達林看現在既沒風險又有利可圖，隨即向日本宣戰，蘇軍8月9日穿過邊界到滿洲。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的五天前，這令人哭笑不得的「宣戰」，讓日本人更有理由仇視、懼怕和猜忌蘇聯，但蘇聯因此順理成章要求羅斯福承諾他們的領土；在議決日本帝國命運的理事會、委員會和大會中，蘇聯也因此佔有一席之地。

8月14日（時差關係，亞洲為8月15日，譯者），日本全境向盟國投降。

獎落誰家？

有獎要分，但當時沒人知道授降、議和到最後的締約，這中間要費幾年幾月。《開羅宣言》許下一堆承諾，但沒訂下履行承諾的時限。為引誘蘇聯加入遠東的戰鬥，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答應將雲霧繚繞的千島群島給史達林，蘇聯同時收復產油的南庫頁島。還沒等到華府一聲請便，俄國人便想從滿洲奪取龐大戰利品——工廠、麵粉廠、工礦設備、實驗所和原料庫存。理論上朝鮮要於「適當時機」獨立，實際上它隨即回到過去那種難堪的角色，成了俄羅斯與中國爭吵的舞台，目標都對準日本。

美國倒真沒領土野心（我們不是正要放棄菲律賓嗎？），但決定獨自「託管」所有北太平洋島嶼，並考慮加上小笠原和琉球群島。

中國收復了滿洲（當地價值20億美元資產則遭掠奪），所有高度開發的租借區都還給中國。但福爾摩沙才是最大的獎項。

福爾摩沙的工業設備和港口設施遭到重創，但豐富的森林、農礦資源未受影響。那裡也沒有飢饉問題，在過去12個月的戰鬥中，未運出的米、糖堆積如山。島上人口並不稠密。正常的經濟生活一時中斷，但人民有紀律，有組織，訓練有素。以全亞洲的標準看，都算得上現代人，急於在現代工業體制下回復工作。在戰後長期的重建工作中，周邊國家對食物、塑化、金屬、木材、陶器、紙漿和纖維等會有大量需求。

這些全是福爾摩沙可大量生產的產品。

最重要的是，半個世紀來，這個島完全與中國大陸混亂的內戰隔絕。沒有軍閥，也沒共產組織。福爾摩沙少數公開身分的共產黨人，不是早已入獄、勞改，就是保釋在外，受到監視。經過多年密集的反共思想教育，對共產黨人的承諾和意識型態的不信任，絕大多數人已根深蒂固。台灣沒有可資共產黨煽動的「飢餓群眾」。

日本投降了，福爾摩沙一片期待，熱切期盼回歸中國，但期盼回歸的是我們傳單上說的「新中國」，是美軍從過去接生下來，現在又由盟邦美國引領的中國。那時，非常短的那時，美國人不致犯錯。在福爾摩沙人眼裡，打敗日本，解救福爾摩沙都是美國人的成就。

福爾摩沙人期盼以後可以選出自己的政府，可以選出代表，代表本島參加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政府。

1943年，約在美國答應讓菲律賓獨立的同時，日本人同意當地選出某種形式的代表參加政府。福爾摩沙人不准發展組織嚴密的政黨。投降當時只有幾個派系。德高望重的林獻堂是公認的台灣地方自治運動發言人，佔領期間，自治運動的領導們隨時準備接受盟軍派遣的任務。

不久他們就大失所望了。

1944，1945，華府觀點

1945年仲夏，世局風雲變幻，一關鍵技術問題給忽略掉了。日本帝國是向盟國而非中國一國投降。福爾摩沙領土屬日本主權範圍，在和平條約尚未擬定、同意並簽字前，主權是無法變更的。

羅斯福總統突然去世，全球重擔都轉到杜魯門總統肩上，如何應付這種局面，羅斯福沒留給他片言隻字。新總統只得找最高軍事指揮官提供意見，做簡報。很多有長期政治影響的重大決定是在軍方而非政治體系中作成。

在西線，艾森豪將軍決定讓蘇聯佔據布拉格和柏林就是一例，此舉帶來深遠政治影響，至今不散。在遠東，麥克阿瑟將軍決定讓中國人佔據福爾摩沙是同樣的情形。

國務院必須對此負起責任。杜魯門總統與其國務卿對福爾摩沙一無所知。國務院「中國優先論」的年輕人好像也沒努力把台灣問題提到嚴肅的政策討論層級，他們早已認定沒有「福爾摩沙問題」這回事。

跟今天一樣，1944年時當然有福爾摩沙問題，其發展完全可以預料。福爾摩沙這個島嶼，聚居著很久前要甩開中國而離開中國本土的中國人，與中國分離長達幾世紀，形同獨立，1895年中國輕意割讓給日本。日人統治下，50年社會、經濟經的高速發展使它更富裕，福爾摩沙人民的生活水準遠高過中國任何一個省。福爾摩沙領導們已轉向西方世界。分離主義傳統因威爾遜14點計畫與少數民族自決有了具體方向。不少受過良好教育的福爾摩沙人，因無法與嚴厲的日本殖民當局妥協而離去，但保守溫和的領導們，即新興中產階級的地主，則透過地方自治運動，不斷逼東京容他們在日本帝國內成立地方自治政府。他們艱苦又緩慢的延著這條道路前進時，日本已快戰敗。

這些情況國務院完全清楚，然而它1944年早已做成決定：中國不管統一在哪個政府下都必須統一，這樣中美間的重大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問題當然是「哪個政府」？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人迷戀中國；中國的遭遇很怪的成了白人、至少成了美國人的負擔。中國和美國利益發生衝突時，最後總是中國獲勝。我們與中國的交往，摻雜著傳教和情感因素，我們已沒有客觀判斷的能力。只要有人表示，至少可先暗地保留美國與盟國在福爾摩沙的利益，等條約擬好，等中國大陸問題都解決好再說，然而一聽到這樣的建議馬上就有人義正辭嚴的駁回。

1944年年中，我們駐中國大使館內資深觀察家已下結論，若無奇蹟，做為「國家領袖」的蔣介石註定完蛋。我們或可用貸款和軍事援助保他一時，但全中國一般老百姓對他已不寄任何希望，急於甩掉他。我們得有其他領袖與可行方案取代這位委員長與國民黨。1927年起對抗蔣的共產黨領導與其組織一直還在西北，不斷壯大，是當時唯一能取蔣而代之者，他們並保證會「改革」。蔣在其轄區內也不容共產黨領導之外的第三黨出現。

我們駐中國的將領一心要打日本，不願看到「自由中國」內出現分裂的政治動亂；不願見到既有組織與指揮系統有一點點不穩。雖然這位委員長在軍事上不是號人物，但他至少控制國軍，維持住一個組織。打敗日本之前，軍中不讓中國內戰浮上檯面。 美國1944年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是位很熟習中國事務與中國所玩把戲的職業外交家，他身邊是能力很強的年輕官員，精通中國話，熟知不少省份及省裡諸多的問題，他們雖非全都同意換人，但一致認為蔣介石是風雨飄搖的蘆葦，不能將美國的政策與利益全押他身上。

在一片渾沌不明形勢下，羅斯福總統派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少將為「中國的總統私人代表」。途中他暫停莫斯科，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向他力陳俄羅斯與中國國民黨友善，內戰中不會支持中國共產黨。赫爾利——格外虛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在中國西北的延安停留，與躲在那裡的共產黨領導會談。最後才到重慶與國民黨人會談。這樣繞一圈後他的結論：

1.這些共產黨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人，他們在爭取民主主義；2.一黨一人專政的國民黨政府實際上不是法西斯，它在爭取民主主義。〔註2〕

1944年9月6日，赫爾利抵達重慶；12月1日，高思大使辭職，赫爾利繼任，赫爾利知道館內職業外交官對他沒有信心。他們準備讓華府知道大家不同意赫爾利對形勢和策略的解讀。館內氣氛越來越緊張，終至無不可收拾。看到這一情勢國民黨人樂了，大官僚得以混水摸魚。大使不久推出全力支持蔣的政策。遠在重慶的使館亂了一年，最後，1945年11月26日，赫爾利辭職。

在致杜魯門總統的專函中，赫爾利少將嚴厲指控那些敢不同意其中國政策的外交官員。此舉開啟美中關係荒唐的一頁，一段獵巫期，由反對黨國會議員帶頭，他們太長時間沒有執政，非拚命找些題目為難當局不可。除少數觀點獲其認可的職業外交官，赫爾利先生在盛怒中建議將其他的全部開除。

他辭職不到兩週，有些館員被召到國會，面對一個冷漠的委員會。迫害行動開始了。 大家馬上意識到只有不痛不癢的報告和全面挺蔣才能過關。否則一位外交官就有可能公然受辱，就會有「忠貞調查」的污點，就有可能被解職。

赫爾利非常不切實際的鼓吹用「國共合作政策」來結束中國內戰。馬歇爾將軍（George Marshall）因此奉派中國，盡力實現這一政策，但馬歇爾在談判桌上費盡心力達成的協議，沒有一方會尊重。結果證明國共無法合作，馬歇爾指責國共雙方都口是心非，赫爾利便加油添醋，把所有罪責推給那些已預見此路行不通的外交官。不久所有批評蔣的人都被說成出賣美國利益的人，可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在中國全面內戰一觸即發的背景下，華府幾已顧不上福爾摩沙問題。中國人要求立即全面控制這個島嶼，堅稱《開羅宣言》已自動將主權歸還中國。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時差因素，中、日時間是8月15日，譯者），國務院對中國的主張沒有什麼異議。消息靈通的海軍高官，不願美國毫無保留放棄盟國在福爾摩沙的所有權益，希望有個全面的協議，但陸軍部和白宮無力抵擋「把孩子送回來」的沉重壓力。做父母的認為戰爭已經結束，國會同意他們的看法，在福爾摩沙新駐「多餘」的佔領軍，不可能得到國會支持。海外的任務是要減少，不是要增加。盟軍駐東京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佔領日本後，眼前是的問題千頭萬緒，樂得將這份接收工作交給另一個強權，既然這個島嶼已說好要給中國，那我們越早丟開越好。中國各城市正在煽動惡毒的反美宣傳；延後移交，會把中國的排外情緒激化到要命的地步。

好歹這些論點看來都不算錯。但這樣的想法很危險；我們顯然把這個島嶼當成一件不動產，最近由日軍佔據，而我們將五百萬福爾摩沙人當成動產，不理會他們的意願，逕自把他們從一個統治者移交給另一個。〔1895年，日本給福爾摩沙人兩年時間，讓他們自己選擇國籍〕。

「中國優先」或「傳教政策」當道。

島上新政府的位子之爭

當時馬上須有所佈置以確保島內秩序，以安排日軍的解散和日本平民的遣返工作。這些主要算軍事，在中國的軍事機構並不關心其中牽涉的政治和人道問題，「日本鬼子」是敵人，福爾摩沙人的遭遇則是他們自己與中國政府的事。

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少將繼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將軍任美軍駐華總司令，同時爆燥的赫爾利繼高思為駐重慶的美國大使，高思和史迪威是「中國通」；委員長與蔣夫人跟新人共事沒有以前那麼尷尬。

魏德邁奉命與蔣安排受降後立即將福爾摩沙交中國控制事宜。新的台北政府成員全部得蔣欽點。當時既無牽制，也沒保留，只待依法移交頭銜。魏德邁眼裡，福爾摩沙不過中國一個省，須把島上的日本人清出去，委員長與蔣夫人不會在這上頭拿些歷史小事煩他。

在華府，福爾摩沙的未來，國務院已定案。在重慶，蔣－魏協定把大家的目光引到島上新政府內中國人的權力鬥爭。

流亡在外的福爾摩沙人，戰爭中雖沒扮演什麼要角，我們仍需略加回顧以了解1945年他們在重慶的處境，讓大家注意誰才是這個島上的「真正代表」。

福爾摩沙流亡者絕大多數在日本統治最嚴厲的年代長大。他們支持過林獻堂的地方自治運動，在日本帝國體制內努力成立某種地方自治政府，一直到受不了日本警察的壓迫與騷擾才離開。其中不少人在1920年代中期離開這個島嶼。在中國又發生一次嚴重的分裂；既然他們自己內部都無法對「流亡」政策或計畫達成協議，有的就乾脆在大城市安家落戶，過著平淡的生活，企圖心較強的加入國民黨，還有的把命運交給共產黨。流亡幾年後，日本即將戰敗，有希望提早回到福爾摩沙了。

當時約有幾十個流亡同盟、政黨與社團。「中國台灣同志會」（於1925年成立〔 The Formosa Comrades Society，係1925年4月在廈門成立，以林茂鋒、郭丙辛召集在廈門的台灣留學生及大陸同學組成。反對日本政府對中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要求」。譯者〕）或係其中成立最早的社團。1942年重慶召開第三次國民參政會時，這樣的社團隨處可見。流亡人士盼在這裡得到政治承認。

令他們懊惱的是，參政會沒有設置福爾摩沙代表的法條。中國人沒把它看成國的一個省。眼見日軍在大陸佔領的各個省份都有代表參加所謂參政會會議，他們更是失望到極點。

這裡看到大陸同胞歧視福爾摩沙人的苗頭。歧視有其來由，福爾摩沙未割讓日本前，官方與學界對福爾摩沙人的歧視已有好幾個世紀了。

1943年六個主要流亡團體組成一個鬆散的「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沒一位著名國民黨人願提供贊助。不過在政治光譜中，這個同盟的領導群各種光譜都有。極右一邊有「台灣革命黨」的張邦傑將軍，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東京，1921年），1930年代他在福建是堅決擁護蔣介石的。與張邦傑一起工作的有「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翁俊明，在流亡者中間從事黨務工作。張將軍希望能成為戰後台灣省第一任省主席。

左的一邊有李友邦將軍，一位福爾摩沙人，蔣的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生，1927年國民黨清黨時，李反對蔣，被軟禁到1935年才復出，到國民黨陸軍的政戰部工作。

同盟極左一邊有謝南光，能言善道，是「台灣革命同盟會」主席，同樣在1920年代離開福爾摩沙，後來一度在叛徒汪精衛那工作，汪後來在南京做了日本傀儡。但謝適時背棄汪精衛，隨即表明自己是積極支持蔣的。我們早知他是駐重慶美國情報官的線民，知他未雨綢繆，先削弱受降後各路可能與他競爭福爾摩沙高官的對手。

同盟號稱有140,000會員，有不少派系。不過謝和盟友在重慶爭取部分美援（資金、武器和政治上的支持）時，承認在中國大陸未遭日本佔領地區只有一千盟員。

他們說，大部分會員散居敵後，只要同盟在重慶的會員得到大量援助，敵後盟員隨時會起來重創日本人。

當時沒一位福爾摩沙人看在委員長眼裡。他有自己的計劃，有他中意而在他眼心中特別有分量的人選。

蔣個人能在中國保有權力有他的一套，他在黨內與軍隊拉一派打一派，手法爐火純青，另外也靠他家族與工業、金融業鉅子的結盟。1945年年中，所謂政學系正在重慶得勢。這時要成立臨時委員會籌劃「台灣省臨時政府」，政學系的一員即成了主席。 他是蔣的朋友陳儀將軍。

陳儀的任命：蔣表明真正立場

這一任命有一定的檯面上理由，在國民黨高幹與將軍中唯陳儀對福爾摩沙有第一手見聞。1934到1942年，他任福建省長。1935年他做客日本政府統治的台北，參加慶祝日本領台40週年的博覽會與典禮。在那個場合，他公開對福爾摩沙人的「幸運」處境道賀。

1945年9月20日，福爾摩沙和澎湖新政府的組織章程在重慶發布。依此章程，新長官的權力比日本總督更大，但其他政府機構與黨內派系不久即爭到特權，不受行政長官直接控制。理論上，所有權力要集中在他手上，除了極少例外——有必要反駁外界的批評時可以例外。行政長官「經由行政院長推薦」，再由委員長任命。當時行政院長是蔣夫人的哥哥宋子文。顯然宋家的利益不會受到影響。

宋推薦陳儀將軍，蔣接著任命。

我們或可說這是蔣的事業中一項重大決定。1945年年中，就國民黨而言，還未在福爾摩沙犯過任何錯誤。在這裡國民黨有絕佳機會展示「三民主義」和「新生活運動」不只是令人作噁的口號，專拿來遮掩無能、貪污及一黨專制的殘酷統治。福爾摩沙富庶、秩序井然又現代化。沒有共產主義，沒有反對黨。日本在這裡努力了50年，證明只要有個穩定而相對清廉的政府，中國任何一省都可成功地邁入20世紀。不錯，這裡沒有基督教宣教團的指導，沒有顧及個人，但這樣在物質與社會方面的發展，不就是宣教團及其美國友人一世紀以來夢想要在中國本土達成的目標。福爾摩沙的前途繫於當地新政府高官的人選。

委員長透過任命陳儀這一動作冷冷表明他相當在意中、美的輿論。最後，他的確不得不槍斃陳儀以安撫福爾摩沙人，讓這個島對他變得更安全，但任命與槍斃陳儀兩件事（1945到1950年）間的這段關鍵期，福爾摩沙遭到典型國民黨式的濫權欺壓。陳儀的紀錄令華府錯愕，我們必須在此略加介紹他。

陳和蔣是浙江同鄉。兩人都入日本軍校，都有日本情婦，兩人與上海黑道都有很深的淵源。

1927年，陳儀為軍閥孫傳芳工作，孫當時割據在陳儀的老家浙江。蔣當時被視為「紅色青年將軍」，正在造國際承認之北京中國政府的反。他由廣東向北推進至長江，再從那裡向北方的首都進軍。一路上有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上海，中國國際商貿的中心。這裡有銀行家和工業家，都住在租界內或靠近租界的安全地帶。

蔣要確保將領對他的支持，要付軍餉，要支持國民黨內他的嫡系，亟需龐大資金。上海銀行家自知是肥羊。要用他們，就只能壓榨他們，不能殺他們；他必須盡量不用暴力奪下上海。

那時中國每個城市都清楚一支軍紀差又欠餉的軍隊進城後會有什麼後果，而這些城市中最令軍隊垂涎的是上海。

此時陳儀把蔣伺候的很好。一方面他背叛同盟孫傳芳將軍，另方面，據說他與上海黑道幾個重要幫派頭子做好彼此都能接受的安排，確保軍隊神不知鬼不覺的進城。蔣的軍隊因而得以穿越上海的「後門」浙江省，未遇抵抗。

以豪門孔宋家族為首的上海銀行家工業家現在勢必得與蔣妥協。國民黨內蔣的對手在長江上游的武漢另組左派政府。顯然蔣做了筆交易。為回報財政上的鉅額資助，蔣同意清除「國民革命政府」內的左派與共黨份子。

交易由蔣和宋家美麗的「未出閣珍珠」宋美齡聯姻落實，宋美齡是宋子文最小妹妹，時年26歲。

這一盛大的聯姻是現代中國史上極為重要一環，間接的深深影響戰後福爾摩沙命運，我們必須在這做些說明。

富可敵國的宋氏家族很清楚什麼是最有利的聯姻。宋靄齡嫁給富裕銀行家孔祥熙博士，宋家就與中國最悠久最保守的傳統搭上一條線，因為孔祥熙是公認的「孔子嫡系第七十五代」。另方面，宋慶齡嫁給孫逸仙，宋家和現代中國最革命的政治運動也搭上了線。慶齡實際上嫁給中國的「喬治．華盛頓」，每週一朝會全國都要對這位「國父」致敬。現在，1927年，因著最小女兒美齡的聯姻，宋家又搭上當時最有名的國民黨年輕將軍這條線。此後，委員長的黨和軍隊照顧孔宋家族在中國的利益，孔宋家族出色的領導群就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國，經營並增進蔣介石的利益，成就驚人。孔祥熙、宋子文和宋家三姊妹都是美國的大學、學院畢業，做為「中國第一基督教家庭」代表，在美國人眼中，他們成了樣板，就是要盡一切力量在中國宣講福音，改造中國。 緊接著上海這場盛大聯婚－－中國的軍事野心和靈敏財經頭腦的聯姻－－蔣夫人家族成員便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身為軍事領袖的委員長，南征北討，成就有限，但以「領袖」或總裁身分，他牢牢掌控了國民黨政府。他是中國的墨索里尼（原文係義大利文Duce〔領袖〕）或希特勒（原用係德文Fuhrer，〔元首〕）。

一份露骨的摘要紀錄或可說明這個小小家族圈子是如何把權力集中到手上的。主要的官位在交通（通訊）、財政和工業部，外交部有機會操控鉅額外援計畫後地位變得更重要，這個政權到後來越來越倚靠外援。立法院立法，行政院——「行政當局」——施行。

這個家族另一成員——孫科——1927到1928年任財政部長，1928到1931年任鐵道部長，然後從1932到1948年當了16年中國立法機構的立法院院長。1948年孫科繼宋子文之後任行政院院長。政府中其他官位則由家族中沒那麼顯赫的成員盤據。

宋、孔和孫科同時都是中國國民黨內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委員會委員，對政府的人事任命有相當大影響力。

宋家直接成員中很少提及陳儀，但紀錄指出確實有關，陳透過這層關係擴大進而保護宋家的利益，自己取得一定回報。

蔣1927年輕易取得上海，欠下陳儀一個大人情。一旦穩據上海，蔣任命陳儀為上海軍火庫主任，一個肥缺，不久後又提升陳為軍部副部長。

1932年日本攻擊上海，以為不會遇到什麼抵抗。沒料到遇到中國19路軍的堅強抵抗。日本停止攻擊後與蔣妥協。據外國觀察家的報告，19路軍是中國訓練最嚴最有戰鬥力的部隊，但它不是蔣的嫡系，指揮官也不是蔣的人。蔣非但沒有犒償並重用19路軍，反而命令他們解散。19路軍軍長拒絕，撤退到福建沿岸丘陵地帶。此時蔣就派陳儀到福建省任省長（或稱「主席」），帶著消滅叛軍的命令。他們已無充分的補給，陳要打散他們並及時根除其領導並不困難。

陳儀在福建八年（1934-1942年），就當時中國官場來說，這算相當長的時間。1937年日軍二度侵略中國後很長一段時間，陳儀有強硬後台，並充當他們的「先鋒」，掩護中國與日本間的祕密貿易。上海大財團正與日本大財團交易。他們得到日本海軍保護，當時從上海至香港、廣東的中國沿岸由日本海軍巡弋。（早有中日協定保證日本這裡的「特殊利益」）。沿岸英商知道經由福建的港口與日本繼續大作生意的事情。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是「意外」，不是正式的宣戰。〔1937年後，中國不斷呼籲美國「想方設法」逼日本離開中國，拚命要求軍經援助。但一直等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後，中國才對日宣戰。一旦正式宣戰，中國的大財團就很尬尷，因為他們祕密在與敵人作生意。我記得在大阪，（1939年）一位年輕的日本朋友很生氣的告訴我，他才從公司往來函件中發現一個重要的內部協議，中國幾家公司經福州出口豬鬃到日本，換取日本軍火和輕型武器運回中國。我朋友的兄弟剛在中國前線戰死。〕 為陳儀主席管理財經的主要助理嚴家淦，談吐溫文，個性隨和，目前（1965年）是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Yen Chia-kan），以前的英文譯名是K. K. Nyien，1938年隨陳儀入閩——或係被派。那時19路軍已遭清理，一個嚴厲的政府統治全省。福建是到中國的「側門」，就這麼一直開放到1942年。當時與日本貿易相當熱絡，利潤非常高，但對福建一般小店家與農民而言，陳儀「強制的國家社會主義」意味殘酷剝削。

嚴是陳儀的主要經濟顧問，擔任過重建專員、財政廳長、財政專員和福建省銀行董事長。〔他此後的簡歷：戰時生產局採辦處處長（1944-45）、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處長（1945-46）、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處長（1946-49）、台灣銀行董事長（1946-49）、美援運用委員會委員（1948）、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1950）、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0-57）、財政部長（1950-54）、台灣省主席（1954-57）、美援運用委員會主任委員（1950-570）、中國行政院院長（1963-）。〕

陳儀和他的日本情婦（「福建省第一夫人」）與福建沿岸日本海軍的代表關係不錯。到那天蔣介石終於命陳儀（1942年）撤退時，他們從從容容帶著個人所有財物離開福建省，日軍接收福州政府前他們也沒受到任何騷擾。到了重慶，陳儀在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手下當祕書長。不久嚴家淦成了「戰時生產局採辦處處長」。

陳主席如果沒有搞「強制國家社會主義」，他在福建與敵人的亂七八糟關係也就罷了。問題在這就是陳儀後來帶到福爾摩沙的完整體系，激起福爾摩沙人造反的體系。 在陳儀主席任內，福建省一步一步遭到掠奪。激動的學生展開示威，暴動一再出現，對付這些情況，陳儀毫不手軟。學生在福建被虐被殺，殘暴程度甚至在整個中國都創新紀錄。

在華府我看到國務院裡一些最支持「中國優先」的人都因陳儀的任命福爾摩沙而震驚，他在福建的紀錄大家心理有數。但為時已晚：蔣－魏協定已生效。我們只能靜觀其變。

在中國，這一人事公開後引發排山倒海的批評。上海報紙全是猛烈的批評。福建商會加入重慶、昆明、桂林和柳州的福爾摩沙流亡組織，籲請委員長撤銷此一人事令。極為惡毒的致陳儀公開信在報上發表，要求撤銷這一人事令，並斷言他的就任會是場災難。有股難以置信的氛圍；現在總算把日本打敗，政府也與世界最強國美利堅合眾國結盟。許多人還在大談未來與改革，卻跑出這麼一件事。

有人指控陳會「在台灣創造法西斯主義的溫床，終將導致戰爭」。他福建省主席任內的罪行遭到鉅細靡遺的檢察——嚇人、絕大部分是確鑿的罪行。陳與日人的叛國關係也遭檢討，他公開與敵人貿易，邀三井投資福建省，准（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開礦，經營福建港。企業壟斷（強制的國家社會主義）已令幾千小店主破產。1935年，陳在福爾摩沙向日本人道賀，1937年戰爭爆發，據稱他公開表示中國最多能抵抗日本三個月。他逮捕過福建國民參政會那些向他抗議的參政員，他殺害不少福建抗日愛國學生，只因學生要求他停止與敵人做生意，加強抗日。最後日軍進逼福州市時，陳未開一槍就投降，換來一己的安全撤離，同時帶上搜刮來的財富與日本情婦。

以上這些指控都是公開的，福爾摩沙的前途看來是一片暗淡。

陳儀和委員長沒理會這些抗議。不過蔣一仍舊慣，非常小心的在新政府內搞權力平衡。陳儀處處不得不接受非「政學系」的下屬，重要軍事指揮的位子也安插非陳儀系統的將領。理論上，行政長官是最高領導，實際上，他知道有多少隻看好戲的眼睛盯著他，他必須分享劫收所得。不管怎麼說，陳儀畢竟是位搞政治的將軍；沒人比他更清楚福爾摩沙的財富，因此有需要買通重慶取得支持時，他能提供豐厚的賄賂，在這個島上，可指望他「用塞滿一嘴的金條」去安撫政敵，去平息尖銳的批評。至於無足輕重的小鬼，就賞他們一槍。

戰鬥8月中旬結束，正式的授降儀式還沒舉行。福爾摩沙奇怪的懸在兩個世界之間。島上居民眼見美國打敗日本，殷切期盼盟軍統帥的到來。

前面是條什麼樣的道路？

〔註1〕見史密斯（Robert Ross Smith）《呂宋抑福爾摩沙（1944）待司令決定》，美國陸軍部軍史辦公室發行（紐約，1959），頁358-373。
〔註2〕赫爾利，引自《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國務院出版品3575號，遠東系列30，頁86（華盛頓，1949年8月）。
（原載葛超智著《被出賣的台灣》第二章，篇名「Ｘ島」，收在「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的《台灣命運機密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