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還沒死，先把熊皮給分了」

充實華府空白的檔案，1942

1941年12月6日那天，跟以往一樣，只要事涉福爾摩沙，華府全不當回事。

當天呂宋島彈如雨下，馬尼拉鎗戰，這才把華府敲醒。從台灣機場一波波起飛的日本轟炸機與戰鬥機，一路轟炸。碧瑤上午9點30分被炸，除兩架美國飛機，克拉克機場的飛機下午12點45分全部炸毀。次日，整個科維特海軍基地癱瘓。菲律賓陸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失去其主要屏障。

日本軍頭常稱福爾摩沙是「南進的跳板」，是「靜止的航空母艦」，經50年開發終於發揮作用。麥克阿瑟將軍在呂宋島北端的阿伯里設有面對福爾摩沙的雷達站，但在那要命的一天完全沒發揮作用。〔註1〕

在華府，我們遠東軍事情報檔案夾內有關福爾摩沙部分，與存放這些情報而「隨手選的」建築物一樣隨手一放。也與這些建築物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一直擱在那兒，沒人理會。1895年起就保管這些檔案的白髮公務員也同樣沒人理會。

她小心翼翼的保管著這些祕密檔案，這些關於福爾摩沙的檔案一直就那麼多。實際上「台灣檔案」從1895年這一島嶼割讓給日本後幾乎就沒人碰過。

檔案內有幅標明1894年的基隆港圖，係海軍檔案館移送，還有幾張1914年之前拍的基隆照片。有航海人員用的標準水路圖；有套日本帝國土地測量局繪製的地圖，在東京各大文具店都可買到。還有套日本皇軍繪製的地形圖。陸軍「福爾摩沙檔案」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份有關日本擬用台灣為基地，南向印尼推進的報告。報告取材1905年法國巴黎出版的報紙上的連載。〔註2〕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一切改觀。華府軍需品大廈內盆景都給移出，騰出地方擱置準備送到五角大廈的新檔案。軍情處（G-2）的日本－滿洲局為朝鮮和福爾摩沙新設「區域辦公室」。請來這個區域的專家，全球所有關於日帝及其佔領地的報告都送這裡。

「槍戰」中的人、機、艦與槍，必得靠經濟、心理和外交戰支援，這需要方方面面的情報。不知有多少「依字母排序單位」成立，提供原始材料與研究論文給陸軍、海軍及國務院新設的情報處。

當下最新最詳盡的情報來自英國，來自加拿大和英國宣教醫生、護士、教師、牧師，他們在台灣工作多年，通曉當地語言與方言，足跡遍全島。美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在台北（當時日人稱Taihoku）任過職的官員，在1941年12月已分散世界各地，但40年下來他們積累的報告都在國務院的檔案裡。他們關切的主要是福爾摩沙各港口與美國的貿易。只有幾位官員報導過基礎經濟的發展，更少的幾位在領事報告規定的最低要求外，認真的報告了社會及政治狀況。

偷襲珍珠港後數月，華府這一龐大的研究體系，從日文資料、戰俘審訊報告，以及與敵方接觸留下了紀錄的文件裡取得大量情報。

對台灣在日本帝國內的經濟與軍事角色，我們慢慢有了概念。它主要提供金屬（銅、鋁、金）、煤、木材、紙漿、塑化、食物及人員。日軍大規模轉進南亞、印尼，前進印度、澳洲，福爾摩沙的港口和機場是重要中途站。分析擄獲的文件及日記，我們得到日軍經過中途站的紀錄。

但我們需要知道更多更多島內的社會與政治情勢，新的工業活動，這樣我們才能製作精確的轟炸目標檔案與心理作戰方案。我們要知道更多新地理位置、新的工廠與交通系統。我們要進一步了解其生產水準、技術及勞工組織。我們要直接來自島內的報告。

我們自當仰仗中國盟友像西方盟友一樣提供這些情報，西方盟友在歐洲敵後有勇敢諜報員組成的間諜網。在華府看來，彎彎曲曲的福建海岸，沿岸成千小島和港灣，少見巡查，似乎是穿越台灣海峽送間諜到島上的最佳地點。

中國版敵情報告

軍情局在重慶的代表團向當局要福爾摩沙的情報。透過適當管道，代表團取得說明島內情勢的長篇報告，全是中國間諜最近出艱難任務帶回。報告經軍中一位或幾位國民黨將領簽名、背書、轉傳。

看過報告就知中國大陸的人對福爾摩沙所知甚少，表明他們有多麼不關心。報告同時表明中國高官臉不紅心不跳的把扭曲了的田野調查給「無知」的美國人。顯然，中國人認為我們要知道的都告訴我們了；「面子」作祟，他們無法承認自己沒有島上的最新情報。

中國的幾份田野調查報告開篇就言之鑿鑿的說福爾摩沙是中國人在公元607年發現。（1943年8月17日）的報告敘說1938年1月，山上原住民襲擊福爾摩沙平地，礦場罷工，各地福爾摩沙人拒絕繳稅。他們說，所有這些抗日運動都由中國地下革命情報員策動。另一份報告說，1938年3月1日，日本一巨大油庫遭中國情報員摧毀，油庫存油足供日本六年所需。同年9月，日本擬徵福爾摩沙人當兵，引發南部大暴動，有27名日本人被殺。各地暴動接踵而起，國民黨情報員領導福爾摩沙革命志士，11月爆破鐵路和鋼鐵廠，事後日本駐軍增加三倍。九千福爾摩沙軍人殺死殺傷1200多日本官兵後造反。這些暴動者給帶到山區，在那裡繼煽動全島暴動、罷工，行動全由國民黨的情報員領導。

在華府，我專心閱讀這些報告，如屬實，要大規模顛覆日本在這片富饒殖民地的戰爭動員，應不會有什麼問題。

不過確實有個小問題，我在福爾摩沙住了幾年（1937至1940年），遊遍全島。中國人這些堂皇的說詞不是編造的，就是根據一些事件虛構，有些是20年前的著名事件，1941年前就有詳盡報導。如，所謂摧毀有六年儲量的油庫，是指1938年2月18日在福爾摩沙北方新竹油田投彈一事，彈著點離目標遠著呢。在重慶，舊報告給加工又扭曲後拿來應付美國人對情報的需索。中國人保住了面子。

在華府，我們仍不斷要最新情報。

蔣的最高情報當局給我們一分福爾摩沙21個機場和臨時起降帶的「完整列表」。我們知道的機場實際超過70個。

接著我們得到一分報告，說是「剛從台灣回來」的偵查小組提供。這些情報員發現連接基隆高雄兩港口的鐵道幹線間有五座橋樑，每座橋呈拱形，下鋪枕木。有座鋼鐵與混泥土橋「沒入水下三英吋到一英尺」，以掩人耳目。偵察小組另一報告說，有18英哩的地下鐵路隧道，連接高雄港和屏東機場、工廠。報告稱，日本人只控制台灣平地，被迫將福爾摩沙三分之二山地給原住民，聯軍高階戰俘（應指溫萊特〔Jonathan M. Wainwright〕將軍），已送到「距福爾摩沙東部一百英里」（虛構的）小島。

最後兩點讀來像是1870年代中國報告的翻版，當時中國人自己只駐守西岸平原，而中國有關福爾摩沙與周邊島嶼的地理資訊極不準確。

中國1943年底提出的報告說，「最近到台灣的訪客」沒看到基隆港口有泊船。華府分析我們手中的航運資料指出，是時基隆港一周平均有48艘船，冒險南航，運補日本南洋前線，向北運糧到日本本土。1944年美國偵拍的照片，基隆是個繁忙的港口。

除了這些有關可能的顛覆活動，有關具體通訊和工業目標的報告，在重慶我們還收到一份長篇報告，是有關福爾摩沙－中國領袖，有關流亡中國的福爾摩沙人的報告。報告由福爾沙「流亡人士」謝南光提出，這篇敘述中會一再出現其名。1920年代，日本警察的壓力日增，男的女的年輕福爾摩沙知識份子無法忍受，謝南光即離開福爾摩沙。今天到了重慶，謝南光請美國人幫忙，他希望戰後佔領福爾摩沙時能在當地扮演要角，為此他一一點名一戰後領導「自治聯盟」的福爾摩沙人，這些人譽滿台灣，備受尊崇。他視這些人為潛在對手。其中有些他中傷為「挺日本的協力者」，有些他貼上「共產黨人」標籤。他的分析，有成千上萬流亡福爾摩沙人士要組織起來入侵福爾摩沙，在對方投降後接收。他募款支持當時在中國的福爾摩沙組織，要他拿出更詳細計畫時，原來他說的福爾摩沙人多在日本控制區。不過他很想保管美元基金，聯絡這些福爾摩沙人，一齊準備受降後的工作。

美國有研究計劃，有印行福爾摩沙財富節要，擬派兩千多名美國官員佔領該島，提醒也驚動在重慶的蔣家及執政黨，外交部長宋子文（蔣夫人胞兄）， 立法院長孫科（蔣夫人姊姊的繼子）要求立即將福爾摩沙主權交還中國，同時主張琉球群島的主權。

轟炸目標的檔案和宣傳

中國的情資常令人忍唆不禁，但多沒什麼用處。中國盟友當我們好騙，這確實惱人，但我們有時真的好騙。我們在重慶的調查，我們為華府準備的報告，證實對戰後多少有長期影響。

有了「戰時經濟委員會」、「戰略情報局」（中情局前身）和許多其他部門提供的大量資料，陸、海軍部才能製作福爾摩沙調查報告與手冊，當然這些材料也都輾轉送到中國高官手裡。1942年，軍情處製作一份機密的台灣島（福爾摩沙）戰略調查報告。1943年，空軍海軍開始製作轟炸目標檔案。1944到1945年初，海軍製作12套詳盡的民政手冊，作為隨軍攻入的軍政府人員行動指南。

轟炸目標檔案，當然是陸軍海軍的當務之急。機場、軍火庫和駐軍自是主要目標，還有港口設施、工廠與鐵道道岔。有時我們要顧慮轟炸的心戰效果，為此，我提議製作一份台灣大型神社的轟炸檔案。

地面戰公約（遠在核武時代前擬就）嚴禁蓄意毀壞宗教建物。不過我認為，台北近郊這處精緻花園不是宗教建築，只是日本帝國統治的政治象徵，這間國立神社係壓榨福爾摩沙人建成，是「征服者神社」，除在日本的節慶舉行儀式外，沒任何宗教義意。神社1939年大幅擴建，為了社址與花園用地，日本人摧毀福爾摩沙歷史最久最受人頂禮膜拜的寺廟，引起福爾摩沙人極大憤慨。我認為炸毀神社可嚴重打擊日軍士氣，贏得福爾摩沙人心。 可動搖日本人對「神佑」與天皇的信仰，供福爾摩沙人取笑。

我的提議沒通過，神社仍屹立在那。約在戰爭末期，日本人放消息說他們在神社邊建造一個大戰俘營，（他們很清楚）我們會因這兩層因素無法轟炸神社。直到日本投降後，我們才知道1939年神社「擴建」是為日軍指揮部建立完備的地下總部。

在另一轟炸目標檔案，華府官員好歹同意在台北地圖上加條紅線，分隔城內日本行政中心和大稻埕、艋舺兩處福爾摩沙人聚居的商業西區。此舉有效，1945年初炸毀城內時，我們沒炸福爾摩沙區。此事惹人矚目，引起議論，日本投降後美國人頗受台北的福爾摩沙人歡迎，也與此有關。

因應心理戰需要，「黑色」即隱蔽宣傳出現，目的在打擊士氣，削弱日本人的抵抗意志，還有「白色」宣傳，旨在公開直接爭取福爾摩沙人。我們鼓勵他們反抗，希望在日本人間造成猜忌、不安與恐懼。我們在世界各地放出不實報導和謠言，供日本盟友或間諜（一如我們希望的）接收。我們設法散布島內有周全的抗日計畫，並得到盟國秘密支持。這些「計畫」不過是重慶國民黨官員給我們的那些報告罷了。日人要武裝、訓練福爾摩沙人為國防軍，以後在日人領導下抵聯軍進攻，我們散佈這些說法，不過在打擊日人在這方面的活動。我們也希望藉此逼地方政府把很多日本人從敏感的工作單位調到警衛與保安巡邏方面的工作，這些均係不事生產的工作。

我們的廣播和傳單對準福爾摩沙人苦痛的生活，公開號召他們見機起義。我們提供島民準確的戰報，揭露東京吹0的牛皮，摧毀他們對帝國政府的信心。我們鼓勵福爾摩沙人，一旦盟軍發動攻擊就要站到我們這邊來。在日本本島投降前，如有必要長期軍事佔領福爾摩沙，我們希望至少能爭取到福爾摩沙人的中立與合作。

福爾摩沙的未來：備忘錄之戰

各心戰單位要對福爾摩沙鄉村投下幾百萬份傳單。傳單內容有待高層決定。我們要對福爾摩沙人做些什麼承諾？我們能提供什麼？

作戰部門關心的主要是福爾摩沙的中立，看能不能讓它置身事外？日本的資源、人力和軍事基地優勢，我們能否認嗎？我們能把福爾摩沙變成我們進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我們料到這是個要長期進行的工作，長期佔領下，福爾摩沙人是與我們合作還是抵抗？

此外，陸軍、海軍也關切戰後要如何處置。我們敢肯定福爾摩沙不致再威脅到美國於西太平洋的利益？

1942年初，我擬定一份備忘錄，探討戰後處置的幾種可能，我鼓吹某種國際控管方式，在島的南方設立決策基地，運用台灣豐富的資源展開戰後重建計畫。我甚至提議，中國不能獨自控制福爾摩沙，理由有二：中國缺乏行政與技術官員來管理這樣一個複雜的經濟體；中國的天譴：宋、 孔、蔣與其他家族，軍隊、國民黨派系，他們壓榨百姓的危險始終存在。1940年我訪問過中國。技術官僚組織方面，福爾摩沙領先大陸好些年，福爾摩沙市民、農民的一般生活水平也都高過大陸，中國訓練有素的人員不夠，承擔不了福爾摩沙百業待興的工作。

1942年7月，從整個戰略出發，軍事情報局遠東處負責人應邀陳述其對佔領福爾摩沙的看法，另外在宣傳方面，也請其就日後聯軍進攻時，如何將當地抵抗降到最低提出意見。

7月31日的備忘錄，是軍事情報局遠東處內一系列備忘錄中第一份拿出來討論的。討論斷斷續續進行到1944年10月。總之，軍方認為華府戰後決策當以「開明的自利」為綱。以美國的長遠利益為優先，但對中國的主張，對福爾摩沙人的利益、權利及福祉也得照顧到。日本投降前所有對福爾摩沙人的宣傳內容，都不能偏離我們有關福爾摩沙最終地位的方案。

眼前明擺著有三條路。理論上福爾摩沙或可獨立，成立自治政府，然而即使福爾摩沙人願意，聯軍也同意，實際上卻很難做到。（中國當然會反對。）第二條路是確保立即交給中國，認可中國公開的說法，福爾摩沙是它一個「失地」。第三方案是暫由聯軍託管，託管期間福爾摩沙人準備公民投票，決定自己最後的政治命運。

身為「福爾摩沙專家」，我在華府鼓催要有明確的「福爾摩沙政策」。這海島實在太重要，只是最近由日軍統治，我們不能當中國一個普通行省對待。歷史早已指出，在西太平洋濱的戰略點上，福爾摩沙的軍事地位十分重要，而其財富與技術發展的程度，早已遠遠領先中國其他行省，不容我們說還就還給中國。

福爾摩沙是個島嶼，屬沿海地區，過去常遭分離主義者情緒煽動，長達半個世紀與中國大陸及中國內戰隔絕。它不是日本化，它是現代化。

因此，我們的福爾摩沙政策，宜仔細研究其20世紀的歷史、社會和經濟發展後制訂。一旦擬定，應在進攻與佔領前取得我們在亞洲主要盟國（中國、英 國和菲律賓流亡政府）認可。最後的決定和作法尚未定案時，所有對福爾摩沙的宣傳，我們建議方方面面從島民為一地理上而非政治或族群上的概念出發。

在此費點篇幅留下這些紀錄，係因近年有種公開將「福爾摩沙問題」當新問題提出的傾向，這是最近大陸軍政形勢發生變化後出現的迥境。

「中國優先論者」

這些提出「開明的自利」的備忘錄，說台灣應予特別考慮，可安排暫時託管。備忘錄字斟句酌指出，只要我們仍視蔣介石為亞洲偉大的民主領袖，視中國為「偉大的強權」，則戰後對福爾摩沙的任何處置都得邀中國參加。不過戰時華府大多數遠東問題專家對蔣的能耐和實力不抱任何幻想。他是「民主領袖」，中國是「強權」，都華府說的，這麼說以外，華府還給蔣金錢與武器，讓他在戰場上繼續抵抗日本。

中國是個大麻煩。1942年國民黨的紀錄中，沒有任何紀錄能說服我們，如無大量美援，蔣介石的黨內高幹能掌控福爾摩沙政府，也沒有紀錄說在中國人手裡，美國在那裡的利益有保障。

國務院很清楚這些，然而政策底線仍在1943年劃下，福爾摩沙要還給中國，美國或盟國利益都不在考慮之列。開明的自利雖要求在亞洲問題得到全面圓滿解決前，要確保福爾摩沙人員與物資可供盟國運用，但一提到這，馬上就有人大叫「帝國主義！」「我們的中國友人作何感想？」

國務院傑出官員（非常正確的）看到，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統一中國，沒法解決影響中美在亞洲關係的突出問題，這個中央政府呈現什麼樣的政治光譜倒還在其次。從這裡推論，他們認為不能收復福爾摩沙的中央政府是沒法生存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宣傳都說台灣是被日本偷去的一塊「失地」。他們適時忘掉中國在1895年將福爾摩沙「永久」割讓給日本，有賴戰後的和約合法收回。

不過，說起來，除了這些理性分析，國務院的反對還有更多層面。

有的反對意見來自典型官僚，一心要規避所有惱人問題，福爾摩沙問題在他們眼裡，不過一堆緊急問題中又一個（而且是一個較小的）問題，都是在法規指南中找不到解決線索的問題。根據戰時在華府－－辦公室、會議室和各種社交場合－－的經驗，我很快看清國務院不少中國問題專家在處理中國問題時是無可救藥的「傳教士」。中國人不會錯（至少外人不能說他們會錯，有錯），日本人不會對。我愈強調日本統治下台灣的現代化成績必須保留， 「帝國主義」這類指責就愈強烈。延遲或有條件將福爾摩沙完全交給中國的提議，引來驚人的尖刻批評。好像我建議別給饑童食物似的。最後吵到台灣人口統計上來。福爾摩沙人祖籍中國，目前不過五百萬人，不管他們有何看法，在大陸幾億中國人間他們都是少數。

我指出福爾摩沙人先祖數世紀前離開大陸，就是活不下去而要逃離那裡，我發現對他們是白說。

福爾摩沙人的悲劇在他們這個島距大陸不夠遠，無法與大陸永久分離，他們開疆闢土的生活免不了外來干預。這個島小，小到無法獨立，這個島富，富到沒人會放過它。 早在1943年，國務院即以「陸權觀點」看福爾摩沙，視其為中國極東地區的國家利益，不幸也無妨的由那道台灣海峽與大陸隔開。我們不能說它也是西太平洋濱的極西點。

要命的《開羅宣言》

直到1943年末，美國對福爾摩沙沒有正式的公開承諾。那時蔣介石極有可能與日本達成某種諒解。美國在海上擊敗日本，他大可宣佈中國中立，隔岸觀火。海軍上將李海（William D. Leahy）想必心知肚明，照他的說法：「蔣可能不打了……麥克阿瑟和尼米茲在太平洋的任務已夠艱巨，如果中國退出，會更難進行。」〔註3〕

盟軍氣勢處於低潮之際，1943年11月下旬，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和蔣介石夫婦在埃及斯芬克斯（Sphinx）附近會晤。困頓的英國展開第五年的戰鬥，中國呢，1937年起不是打日本就是打內戰。美國呢，珍珠港遭致命一擊後開始一步步建立自己的軍力，同時把多餘的武器和裝備送到西線。我們開始在太平洋重建海軍。對亞洲地面戰，我們能提供的武器有限。緬甸前線距日本帝國的中心確實太遠。

雖然英國首相不以為然，美國總統堅持稱道中國是個「強權」，蔣介石是位偉大領袖。在開羅，蔣委員長要求得到的待遇應與其國際地位相符。他要更多軍火送到中國西南的軍火庫。他要求盟軍拓寬重慶後門，這樣給他的軍需可由一點一滴的運送轉成大批運送。盟國花費鉅資經由駝峰運抵的補給，蔣要是運用得當，或還可振振有詞提出此一要求。對中國人的這一要求，兩個盟國都興趣缺缺。

開羅會議其實在掩護盟國與蘇聯領袖即將在德黑蘭舉行的第一次峰會，蔣夫婦未受邀與會。英國代表期望開羅會議是場英美討論歐洲戰鬥的主要會議，同時首相與總統要商討與史達林的重要談判。羅斯福未理會邱吉爾的強烈反對，仍先討論中國問題，安撫蔣夫婦，也讓他們早點趕回重慶。身為一位即將進入大選年的精明政客，總統深知冒犯了蔣夫婦，美國各教區的各傳教社團都會記在心上，而給中國的基督教領袖好處會大受歡迎，人人高興。不幸蔣夫婦也深知他們在美國境內可施展何等的壓力。我們曾鼓勵蔣夫人直接訴諸美國民意，她曾應邀在美國參?兩院演講，現在為感謝國民黨的合作抗日，我們要分期付出代價。

參加開羅會議的美國代表有馬歇爾將軍、海軍上將李海、金恩（Ernest J. King）和出生中國的佩克（Willys Peck），佩克曾在青年會工作，現在是國務院資深中國問題專家。邱吉爾首相的隨員包括海軍上將蒙巴敦（Louis Mountbatten）、陸軍元帥布魯克（Allan Brooke）。陪同蔣夫婦的是陸軍中將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和少將赫爾利（Patrick Hurley）。

這時一定要設法安撫國民黨領導們，在他們燥動的同胞間能給足他們面子，堅定他們抵抗日本的意志。必須向日本佔領下的亞洲人民保證，我們沒有忘記他們。

我們看非官方但可靠的開羅會議記錄，如史迪威報告或海軍上將李海回憶錄，會看到羅斯福總統最高軍事幕僚非常耽心失去中國這個基地，它可掩護我們從海上攻擊日本。最壞情況是蔣大權旁落，那些燥動的部屬，過夠了苦日子，可能與東京妥協，繼滿州、北京、南京、馬尼拉、曼谷和印尼之後，成為東京又一個傀儡政權。蔣本人也可能宣佈停戰，保存實力，應付內戰。

在開羅，羅斯福不重用國務院的顧問，沒與史迪威中將認真檢討中國問題。他信心滿滿，以為他自有辦法安排人與事。

1943年12月1日，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和蔣委員長共同簽署發表《開羅宣言》。

這不是一份妥善擬定的國家文件，是分割戰利品的承諾，穩住搖擺不定的中國人。它是意向宣示，承諾重劃日本人佔據的領土。宣言提及的領土當時沒一塊在盟國手中。在世人前面，盟國領袖非擺出一副大無畏模樣，其實沒人知道戰爭最後會如何發展。

這幾位國家元首一旦將承諾化為文字，損害就造成了，接著是一連串事件，至今仍令我們深感遺憾。有了《開羅宣言》，緊接著是再確認此一宣言的上層框架，是更多的保證，是在德黑蘭、雅爾達和波茨坦更進一步的承諾。當時沒人知道要九年後，透過《舊金山和約》，《開羅宣言》的條件才得完全實現，也沒人知道22年後（1965年）福爾摩沙主權仍是個激烈爭論的問題。

擬定這份文件的會議上，怎麼會有這種事不關己的態度，現在很難了解。邱吉爾和羅斯福都很了解盎格魯薩克遜的歷史，知道對付希特勒、東條和墨索里尼的無法無天，判例的威力與審慎立法的必要。或許羅斯福只是急於跟史達林談判。不論出於什麼理由，《開羅宣言》文本的脫離史實，措辭的華麗，都令人側目。措辭華麗有利宣傳，脫離史實埋下要命的陷阱。對美國利益造成的損害，有些永遠無法彌補。

說到朝鮮，沒有一點問題，承諾「在適當時機」讓其獨立，但提及千島群的文字就成日本「武力掠奪」了。戰後造成我們福爾摩沙問題的核心在這一句：

日本竊自中國的所有領土，如滿洲、福爾摩沙與澎湖群島，必須歸還中華民國。

便宜行事讓三巨頭忽略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實，我們又見識到條約「不過一張紙」。

根據1875年與俄國精心又平和協商後簽訂的條約，日本取得千島群島無可置疑的主權。（俄國相對取得庫頁島全島無可置疑的主權，只是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依約喪失一半。）日本1910年併吞朝鮮王國，當時英國、中國和美國都承認日本對朝鮮的主權，承認其完全合法。滿洲無疑是日本入侵掠奪，但遼東和山東租界則分別於1905與1914年奪自俄國和德國，日本在兩地的地位，期間華府及倫敦都沒有異議而予以承認，現在高喊日本是「賊」，多少晚了點。

1895年日清戰爭失敗後，北京簽約割讓澎湖群島及福爾摩沙給日本。

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與美國前國務卿約翰·W·福斯特（John W. Foster）是此一割讓條約的「教父」，1905年俄國割讓領土給日本時，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擔任主席。《開羅宣言》看來意指三位名人都是大盜的團伙。 澎湖群島和福爾摩沙是日本的「戰利品」，偷取方式與墨西哥戰爭後美國取得西南領土方式一樣，也無異美西戰爭後美國取得菲律賓和波多黎各的方式。不管怎麼說，到1943年，福爾摩沙已不是剛被霸佔的「中國一行省而已」。

沒有配套沒有保留，這樣無條件答應變更疆界，答應把幾百萬人從一個主權國轉到另一個主權國，難道國務院中就沒人敢提醒總統這中間潛藏的危機？從公開的紀錄看，總統與首相都沒認真看待開羅會議，正如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 1896~1955）的話：「這協議……維持不到十天。」蔣夫婦還沒回到國內，對私下應允蔣的部分條件，羅斯福和邱吉爾心意已變〔註4〕。不幸兩位只改變涉及實際作戰部份。戰後領土移交部份一點也沒變。

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熊還沒死，先把熊皮給分了。」

註釋：

〔註1〕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海戰史》第三卷《1931-1942年4月，在太平洋上升的太陽》第二章，「菲律賓與鄰近水域」，見168-170頁。（波士頓，1948）。
〔註2〕見葛超智《兒玉報告：征服計畫》，《遠東觀察》，14卷14期（紐約，1945-07-08）185-190頁。原文載（巴黎）《迴聲報》，1905年1月11-13日，全文英譯本有「太平洋學會」出版的油印本。
〔註3〕李海《我在現場》（I Was There , 紐約, 1950），213頁。
〔註4〕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羅斯福與霍普金斯》（Roosevelt and Hopkins，紐約，1948）， 774、11頁。

（譯自葛超智著《被出賣的台灣》第一篇第一章，章名「要命的《開羅宣言》」。收在「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的《台灣命運機密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