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批評精神的缺乏
關於批評精神的缺乏
搭乘昨天的飛機,我又來到日本。我在日本已經「打擾」了四十一年,去年(一九九六)五月我提早從立教大學退休,回去了台灣。這次是保持了距離,從台灣的角度來觀察日本的變化以及日本人對事物的看法。今天受邀演講,我想也是期待我從台灣的角度發言吧?
日本在明治時代成為「近代國家」以後,第一次向海外發動戰爭,是一八七四年的所謂「台灣出兵」,結果日本得到五十萬兩的賠償金。對日本人的你們而言,指出你們的「侵略」行為,是失禮的;但從某種意義來說,透過戰爭來發財的日本習性,正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此後過了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爆發了「日清戰爭」也就是「甲午戰爭」,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日本獲得總數高達二萬萬兩白銀龐大的賠款,並且把台灣殖民化了。
日本做為所謂「近代國家」,現在看起來真是奇怪。日本二戰戰敗後,殖民地全還完了,可是,日本還不是成為經濟大國,可見過去需要發展殖民地的想法是騙人不可信的。沒有殖民地,一樣能夠透過自助努力,成為經濟大國。這當然也有美國關係,以及種種複雜的因素,總之縱使沒有殖民地的經營,日本的資本主義還不是很好的發展開來。
如是,日本以「近代國家」發動戰爭、支配殖民地台灣五十年的經驗,到底意義是什麼?當然,日本也干了併吞韓國、成立「滿洲國」的事,但是就台灣言,完全可以從台灣的角度來探究日本「近代化」的意義,做學理上重新的剖析,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針對這方面所做的研究,在日本可謂幾乎完全沒有。
我是讀農業經濟的,以我的專業來看日本與台灣的關係,也許會與一般人不同。思考這一問題我的邏輯如何呢?就從日本殖民台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時代的民政長官後籐新平(一八九八~一九○六)談起,日本對後籐新平的評價是非常高的,後籐新平先是在台灣經營,後來轉去經營滿鐵,就當時後籐新平的成就來說,是該頒給他勳章的,但是以更長期更宏觀的眼光來看,日本最後吃了兩顆原子彈,也是後籐新平所播種的罪孽所造成的後果。而這前提,也要歸罪於我的祖先,總之是台灣人民對日本統治的抵抗運動不夠強的緣故。
日本人是缺乏恕道的,所以,以後籐新平為首的日本人看台灣是很容易踐踏的,台灣的「支那人」是很容易蹂躪的,他們覺得台灣的「支那人」愛面子、對錢不乾淨、對「鞭子」容易屈服等等。然而設身處地想一想,台灣人處於小小海島,是無處可遁的,再怎麼抵抗,最終也是難逃被殘殺的命運的;而台灣人被殘殺的事實,卻隨歷史的流失不斷被沖淡以至於無了。所以日本人一般有在朝鮮半島幹過壞事的意識,但深信日本在台灣做的都是好事的日本人卻很多。
我在仁井田升先生(已故東大法學部教授)六十歲紀念論文集裡寫道,首先敷設台灣鐵路的不是日本人,清末在台灣發起敷設鐵路的,是中國人自己,此後日本人進來,才進一步發展的。關於這點,日本就有人批評我所述不實,所以,我就把日本人編輯的二~三冊《台灣鐵道史》拿出來,我說不必我拿中國的資料,日本人所留下的紀錄就是這樣寫。可是,就像這樣,日本人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對日本首先在台灣敷設鐵路深信不疑。
我在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來到日本,三十一年考進東大研究院。當時碰到異常的氣氛,日本瀰漫矢內原忠雄熱潮。但這熱潮已開始走下坡。正是他擔任東大總長(校長)的時候,對他的批判是列為禁忌的。矢內原先生寫有《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那無疑是一本名著。但,即使是名著,他的學問還是受時代限制的。把他絕對化固然省事,但社會科學是不能這樣的,哪怕他是馬克思、史達林、列寧也一樣。
然而在日本,我在東大的學會批判矢內原先生,就有人用奇怪的眼睛看我,連我從台灣來是國民黨的特務的風聲都無中生有的出現。這就像最近司馬遼太郎寫《台灣紀行》,司馬是很有名氣的暢銷作家,日本對他就形成無批判狀況,只有我專寫批評他的文章,發表批評他的演講,我在日本就被看成是壞人一樣。本來,社會科學沒有批判是沒有價值的。可是,日本的社會科學卻是很奇怪的,批判非常少。直至最近《現代思想》九月號才看見一位年青的田村女士勇敢的從日本內部批判司馬先生,使我感到心安,不然的話,司馬先生經由他的韓國或中國紀行,產生影響,日本再次陷入曾經走過的那條迷路也是十分可能的。
那麼,台灣的現況如何呢?做為生於台灣的中國人,我感到相當難過。這麼說吧,我很知己的日本友人一位大學教授經常這樣「消遣」我:「哎呀,戴先生,我去韓國幾乎天天遭到韓國人嚴厲的批評,去台灣卻天天被宴請,台灣真親切真好啊!」聽到這樣的話,我真無地自容。其實,台灣人是不容易理解的,善於交際且好客,但說台灣人便一切照單全收也是有問題的。日本畢竟是發達國家,在此邁向二十一世紀之際,希望日本應具有正確的政治哲學,否則恐怕是很危險的。我也認為台灣應該實實在在的對司馬遼太郎的話保持批判,好好檢討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地支配到底是怎麼回事才好。
率直的說,台灣人是非常講究功利主義的。例如,最近讀《日本經濟新聞》的人就知道,台灣有位了不起的海運之王張榮發,他的長榮航空不久就有飛機飛大阪,這個人,大家都認為他的台灣意識很濃厚,是支持台灣獨立的,然而不久前,他卻做了一個爆炸性的宣言:「不與中國大陸開始三通問題的談判,我們會怎樣?」誰能瞭解此宣言背後的玄機?大家都認為他與李登輝是好友,為何現在講這種話?都很關心,連日本人也拚命打聽其理由。
張榮發為什麼做此宣言?那是因為他是企業家,據去年(一九九六)的統計,從台灣去大陸的人是一百三十六萬人次。現在,不能直飛上海,如果直飛,就只需一個半小時。因為不能直飛,而要經過香港轉機,便要耗費三倍的時間,每年浪費的金錢換算成日圓是五百億圓。所以,對於擁有航空公司的他而言,他便極力爭取讓飛機直飛。
我來東京買的襯衫,仔細一看,都是中國製造,三件五千圓很便宜。店家說,我們日本人去指導,所以品質變好了。回台灣,找到廉售店,一問,也說這是大陸製造。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日本早已興起無國界經濟或全球化的話題。但是日本又有人反過來說中國太大,不成國體,應該讓她分裂為好。一邊說「無國界」,一邊又說不成國體,不以同樣的邏輯來理解問題是不行的。
現在,日本發生的山一證券公司問題,或是巨大銀行的問題,還有日美安保條約的新基本方針問題,應把這些放在一起考慮。蘇聯崩潰後,美國掌握世界的領導權,在戰略上更積極企圖創出單一國際市場,值得密切關注。但這種警戒心在日本的論壇上卻不曾出現。
反對美國可以,贊成美國也可以,日本更應該有自己的基本方針,以此來考慮台灣,考慮中國大陸,考慮南北朝鮮,應該有自己的思考才行。但今天的日本好像美國的跟屁蟲,「聞樂起舞,俯仰由(美國)人」的只要美國揮揮旗發號施令,譬如金融機構的合併,日本便不敢多加思索的依樣畫葫蘆,遵照奉行,所以,是好是壞另當別論,從某種意義說,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個性,所謂日本式經營,其實是在被磨滅。日本如今安居於日美同盟裡,對於日本國內存在很多美軍基地這事,你們全然不管,已經痳痺,認為是理所當然,反正如今能過幸福快樂的富裕生活也不錯。如果只是這樣也就罷了,殊不知無自覺的狀況是最恐怖的,在此狀況裡邊已經潛藏著法西斯復辟的根芽。我謹以此指摘結束我的話。
【答覆質疑】
司儀:對戴先生的演講,會場的聽眾有如下的質疑:「您剛才講了司馬遼太郎,司馬雖已過世,還是不滅其國民作家的地位,所以對戴先生對他的批判印象深刻。」另有增加五分鐘發言時間給戴先生的要求。請戴先生就司馬遼太郎的問題賜教。
戴國煇:我並不願意對過世的人鞭屍。我是以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立場,把應該說的話說出來而已。例如司馬遼太郎說,乃木將軍治台時感到棘手,覺得對付不了。乃木將軍很有學問,用中國的話講,他是一位儒將,例如他「山川草木……」的漢詩,連中國人都給予極高評價。然而做為武將治台的他復如何,司馬遼太郎就以井上久的戲劇做為依據去敘述。
井上久的戲劇其實是我首先發掘的史料,被司馬遼太郎拿去使用了,我不是對此提出異議。司馬遼太郎曾說我對台灣史很有良知,卻取巧的利用我台灣史的資料。
司馬遼太郎的意思借用邱永漢的話來說是:「如果當時台灣沒有接受日本的殖民地支配,很可能現況與海南島一樣。」(《台灣紀行》)眾所周知,邱永漢早已不搞台獨,現在反而去中國當了國務委員的顧問。這種情況你們日本人是很難理解的。昭和三○年代(一九五五)在《文藝春秋》與《中央公論》拚命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人,一轉身又號召對中國的資本主義進軍,把台灣商人帶去大陸,你們日本人搞得清楚嗎?
如是,司馬先生的問題是,他只照搬邱永漢昭和三○年代初期的邏輯,亦即如果沒有日本的殖民支配,台灣能否有今天的樣子?殊不知歷史的假定是沒有意義的,但是既然台灣人曾經那麼說,日本人也便那麼說,真是皆大歡喜,日本誰願意指摘自己的祖先干了壞事呢?以社會科學的邏輯來講,我們能再一次肯定殖民地支配嗎?我想當然不能,日本人也不願意接受殖民地支配的吧?殖民支配是非常破壞人性的、是侮蔑人性的結構。結果因有台灣人那樣說,司馬先生便也跟著說非常擔心台灣的未來。對於司馬遼太郎,我的看法是,少管閒事,如果我們也擔心你們日本北海道、擔心愛奴問題、擔心沖繩問題,你們日本人會怎樣?怕會不高興吧?台灣這樣那樣就會怎麼樣那是我們台灣自己要思考的,與你們日本人無關,總之,有台灣人意識,想要做一個能自傲的台灣人,也不是因此就會產生台灣獨立的主張。那麼,現在在大陸做生意賺錢的那些人,他們會歡迎立刻把中共的體制移到台灣,支配台灣嗎?也不會。日本對這一些卻都無法區別,無從理會。東大某教授,曾經是我的研究夥伴,我們一起做研究二十年,他就是始終搞不清楚。日本戰敗後以竹內好先生為首的中國研究者出版了那麼多的書,最關鍵的地方卻未搞懂,中國真不是那麼好懂的。我住日本四十年,日本的大出版社要我寫日本,但是住得越久,越害怕越不敢寫,為什麼你們日本人(司馬遼太郎)稍微去台灣一下,回來就可以馬上大言不慚,得意的大寫特寫?
(講於「追究中日關係一百年──日本神奈川大學中國語學科創設十週年(一九九七)紀念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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