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強力」是布希政權的魔僕

通常被譯成「權力」的英文字「power」，在國際學中多半用於「強力／力量」或「強（力）國」的意思。比方說：「latent power」（內在的力量）和「military power」（軍事力量） 是國家力量的兩種形式，如果譯成「潛在權力」和「軍事權力」，反而不好懂了。當然，也有學者把「power」定義為一個國家對另外國家的控制力或影響力（可以稱為「權力」），因此產生國際「balance of power」的概念，

把它譯成「強力均衡」或「權力均衡」都不失原意。芝加哥大學著名教授米爾商牟 （他的名著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已被復旦大學的王義桅和唐小松譯成中文 《大國政治的悲劇》，二○○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用「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國際關係，是當前美國比較吃香的理論。現在台灣政治大學任教的王元綱博士，曾經在他的指導下寫出論文，企圖以他「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宋、明兩朝「儒教中國」的「強力政治」表現，批駁漢學家們一貫採用的中國政治中的「儒家和平主義」觀點。

本文想從筆者經常參加芝加哥大學國際安全政策講座討論所得到的啟發來介紹美國政治學家 （特別是現實主義者）從支配與利用「強力」的角度對當前布希政權的國際行為是如何認識的。最近哈佛大學教授米勒爾 (Steven Miller) 到芝大講「美國霸權的險境」，說了一句有意思的話：「美國的強力大得使全世界和美國本身都吃不消了」。全世界吃不消的美國強力使世界各國對美態度有不同的表現：有的國家是美國強力的受惠者，有的是按照米爾商牟的分析、從「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觀點與美國玩強國政治遊戲，有的是「單純的旁觀者」，有的是「美國外交政策有意或無意的受害者」。

美國吃不消自己的強力，表現在美國的自我感覺與別國的反應差異太大，也表現在美國無法有效地利用強力，以致使自己陷入困境。米勒爾從兩方面來闡述美國「超越霸權極限的危險」：一方面，正像目前在伊拉克的處境，有力氣卻無處使，只能被動挨打；另一方面，霸權主義腐蝕了美國的政治肌體，比方說，台灣和以色列硬是躺在美國身上，變成不得不背的包袱與揮之不去的陰影。

米勒爾形容布希政權的現狀是由「revisionists」佔據舞台中心。這個英文字不同於「修正主義者」（不忠實於原來教旨的人） 的常規定義，指的是那些主張以美國的價值觀念去改變別國的政策，甚至政權的人，因此應該譯成「改變主義者」。米勒爾說，「布希主義」名為「先發制人」，實際上推行「政權改變」。布希政權公開地對某些國家說：「美國反對你們治國的方針」，美國變成米勒爾形容的「自我委任的（國際）執法機器」。問題在於，別的國家恰恰認為美國是「違犯法律」的，就像社會上的「腐敗警察」一樣。他認為美國已經變成「違犯法律」的「帶威脅性的改變主義者勢力」（menacing revisionist force），國際輿論感到世界第一大問題不是要打掉薩達姆的氣焰，而是「如何規範美國的強力」。美國的強力和華盛頓的愚蠢政策（他形容為「怨恨政策」policy of resentment） 只能導致對美國不利。國際關係遊戲當前的兩大表現：一是各國想方設法從美國強力中搾取利益，一是某些國家用不同方式與美國強力對抗。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巴基斯坦軍人獨裁者穆沙拉夫總統。美國曾經草擬了八點聲明變成穆沙拉夫安撫印度的資本，穆沙拉夫只作了這一小小讓步就贏得美國大量援助，而且使華盛頓對穆沙拉夫統治下的巴基斯坦缺乏自由、人權視而不見。

米勒爾更進一步為美國「怨恨政策」的國際後果算了一筆帳，共有六項：（一）「孤立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的「角色塑造」（role-making），（二）許多國家和美國唱對台戲 （比方說，歐盟極力拉攏美國最反感的伊朗和朝鮮），（三）有些國家堅持執行華盛頓所反對的政策 （例如俄國繼續向伊朗輸出核工業技術與裝備），（四）美國各項倡議受到國際阻撓，（五）暗中破壞美國政策的國際活動，（六）使美國在國際上「變成非法」（delegitimized）。這最後三點多次反映在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活動中。

米勒爾、米爾商牟和美國許多政治學家都支持布希政府攻打阿富汗，但反對它進軍伊拉克。米勒爾認為最近布希政權追加的八百七十億預算是「讓我們的子孫償付一筆無謂的開支」。他認為一場「沒有必要」的伊拉克戰爭不但使美國在那兒冤枉花費，而且把「911」以後國際上對美國的善意－－美國的外交資本－－也輸光了。他舉例說，二○○一年，德國政府好不容易以微弱的多數取得國會通過向阿富汗派出維和部隊（是二戰以後德國軍隊第一次走出歐洲）。如今，不但德國國會不會通過類似的決議，連德國政府也不再會幫助美國到外國去「維持和平」了。

米勒爾、米爾商牟等人早在二○○二年就和布希政權的「新保守主義派」掀起了一場有關伊拉克戰爭利弊的爭辯，認為這樣做只能損害美國在阿富汗徹底肅清奧薩馬及其同盟的戰鬥。米勒爾說，打了伊拉克以後，在阿富汗料理後事的國際軍隊只有阿富汗人口的一萬分之五，說明美國在阿富汗沒有「貫徹始終」（stay the course），「我們甚至沒有假裝留守那兒」。美國為甚麼在把阿富汗的奧薩馬「基地」及其盟友的勢力消滅乾淨以前就早早進軍巴格達呢﹖歸根結蒂，這是被美國強力魔僕所害。布希政權以為美國的強大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推行米勒爾形容的「懾阻戰略」（strategy of dissuasion）－－先是威懾，不聽話就動手。伊拉克戰爭就是這樣先嚇後打的。結果怎麼樣呢﹖米勒爾用三點概括：「昂貴」（costly），「一團糟」（messy），「競選的累贅」（electoral liability）。

最近幾周來伊拉克形勢的新發展充分證實了米勒爾的判斷。首先是伊拉克抗美武裝活動取得了用地對空導彈擊落三架美軍直升飛機的空前勝利，十一月頭兩周內美軍加盟軍的死亡已經超過了十月份四十三人的紀錄（而四月份只有二十二人，六月份只有二十九人，八月份升至三十六人）。本來要派維和部隊去伊拉克湊熱鬧的日本，也嚇得取消承諾了。《紐約時報》已經連續幾周來每天都登載不止一人的國防部「killed in Iraq」（在伊拉克被打死）的軍人名單﹔屍袋絡繹不絕地從巴格達國際機場運回美國，使得執政黨的國會議員也沉不住氣，要求國防部長倫斯菲辭職了。一貫不認輸的倫斯菲，最近也道出佔領伊拉克將是「長期步履艱難」（long slog）。他的話音未落，

布希的民意支持率就掉了好幾個百分點。長期聽信倫斯菲之流要有效地利用美國強力來改寫國際秩序的、自己智商不高而被「新保守主義派」挾持的白宮主人，現在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十月五日白宮宣佈建立以國家安全顧問賴絲小姐為首的「伊拉克穩定小組」已經象徵著布希政權正在大船掉頭，想要擺脫強力魔僕所製造的陰影。

更重要的發展是布希突然召回伊拉克佔領當局最高行政長官布勒牟，在十一月十一日和他開了一天會，作出了盡快「還政」於伊拉克人的決定。當然，最後怎麼「還政」，「還政」以後美軍是否仍然駐守伊拉克等具體問題，現在還沒有最後拍板，大概要看今後數月中的形勢發展。巴格達英文報紙《今日伊拉克》編者法塔（伊拉克人）一月十四日在FO電視台上說，「還政於伊拉克人民」是他一直建議的。他說，因為還有抵抗，各群體之間意見也有很大分岐，無法統一，因此「伊拉克人民認為民主條件尚未成熟」，但這並不等於說：「伊拉克人民不能自治」。這是話中有話，意思是美國應該撤銷其佔領政權，讓伊拉克人民來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選擇他們自己能夠接受的 （不是美國強加於他們的）政體。

這番話中涉及一個布希政權「改變主義者」戰略的根本問題。布希主義是利用武力、金錢、價值規律三管齊下，想把伊拉克改造成一個親美、民主、超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政治典範，然後在中東國家之間推廣，其實這三個指標中的最後一個，早已是伊拉克的社會政治現實。海珊政權數十年來以高壓手段和「社會主義」政治理論使伊拉克在超宗教方面成為阿拉伯沙漠中的綠洲。如今海珊政權垮了，占伊拉克人口大多數的什葉派中宗教勢力變成主宰（其中有鄰國伊朗背後推動的因素）。如果伊拉克現在就舉行每人一票的選舉，結果很可能推出一個伊朗的孿生兄弟，這是美國許多政客最不願意看到的發展。再有，伊斯蘭是一千多年的文化傳統，美國想一夜之間使它淡化是不可能的。美軍在伊拉克的對伊斯蘭文化不夠尊重的小小事例都隨時隨地被阿拉伯傳媒用來挑起文明衝突，增長反美情緒。

正像法塔所說，伊拉克人民目前還不要民主，美國再用武力和金錢都不能強制他們接受。現在還不清楚布希的新伊拉克政策是否會放棄以上的重建伊拉克的三個指標。不過，專家指出，新政策釋出的信息是美國正在尋求「退路」。布希為甚麼這樣做﹖一方面，十一月十日從巴格達送到華盛頓的最新中央情報局秘密報告指出當前美國佔領當局的作為是幫助伊拉克抗美活動，使伊拉克仇恨美國的情緒火上加油。另一方

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布希的總統競選已經由於伊拉克的窘境而每況愈下。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使布希決定來個急轉彎。但是問題又來了，而且出自共和黨和執政勢力內部，產生了所謂「勝利戰略」和「退路戰略」之間的兩大陣營。共和黨著名領袖、參議員麥凱恩 (John McCain) 連日發表言論說：「只有勝利才是唯一的退路戰略」。這就是「勝利戰略」的邏輯。他們說，伊拉克抗美鬥爭連連出擊的目的就是影響美國國內輿論，強迫美國採取「退路戰略」。等美國撤軍以後，海珊政權又能東山再起，美國在伊拉克所有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付出的生命代價都付諸東流，今後美國與世界反美恐怖的「非對稱對抗」就會更加艱難險阻。這一邏輯，許多民主黨人和無黨派人士也都同意。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布希政權現在正是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那又何必當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