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週年看大陸民意

楊開煌
(東華大學公行所教授兼大陸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 言

「十六大」已經整整一年了,胡溫的表現有目共睹。一般而言,譽大於毀,褒多於貶,特別是原來權傾一時的第三代領導退下來之後,幾乎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也沒有發現他們對第四代的政策或行為時時指指點點,這對中共第四代的新領導班子而言,可以說是最大的好事。不過我們對胡體制的種種多半是從中共的報導、外國的報導,或是在大陸訪問時與大陸精英的交談討論所得。大陸的人民網站上有一名網友說了一句十分中肯的話「政府好不好不是由個別『學者』說了算的,要人民群說了算」(http://202.99.23.223:8080/bbs_list.php?bid=629164之IP:61.170.216),因此我們在反省「十六大」時,也必須聽聽人民的聲音。當然網友在某種意義上也不能代表中國大陸廣大的人民,不過其代表性比大陸精英為大是可以確定的。

二、網友的反應

在人民網站上有一個專欄題為《中共新班子誕生已滿一歲,學者指中國政治漸成熟》(http://202.99.23.223:8080/bbs_list.php?bid=629164)存有五十條意見,進一步分析這些意見,大概集中反映了以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中央強,地方弱:絕大部分的網民對胡溫都是讚美的,但是對大陸的地方官員則大為不滿,要求中央不要只聽地方官員的匯報,這一部分的反應是最多的。人民對地方政府懷有各種各樣的不滿,特別縣、鄉一級的幹部。其次,也有人民對中央不滿,此一不滿可以分為對中央領導的懷疑和對目前中央的作為的期待。前者主要的集中在中央是否真正瞭解基層人民,瞭解地方幹部的種種作為;後者則是希望中央實行民主的步伐能加快,希望在培養人才方面能契合人民的期待。

第二,反腐是中共統治集團的核心問題:談及腐化、貪污在大陸百姓之中幾乎人人都深惡痛絕,但總是苦無良方,而且網民已經感覺到中共集團的貪污腐化行徑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團伙性、制度性、必然性的趨勢。因此反腐敗鬥爭的積極性也就出現在中央和基層人民,但中間階層往往是腐敗的根源所在,所以中間階層反腐不力,就使得反腐鬥爭形成雷聲大雨點小,效果有限。人民也感到中央有決心,只是在中共目前的官僚制度之下殺雞未必有儆猴之效,辦大案、辦重案也未降低他們腐化成本,甚至有些人為腐化找理由、找藉口,於是反腐化的成本反而升高,官場文化的價值就遭到扭曲。因此網民希望中共中央在這一部分必須有魄力,提辦法。

第三,台灣問題在網民的要求中也是屬於相對比較激烈的:特別是近幾月來大陸網友的反應在台灣問題上也是十分激烈,雖然還沒有直接針對領導的批評,反而我們還在其他網站談到幾篇讚美胡的的處理,不過絕大部分都是類似上書和建議,都希望台灣問題不要拖過二○○八年,希望有反獨時間表,希望充分估計美、日參戰的情況下,打好保衛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的民族戰爭。更有人認為反獨的戰爭是大陸解決各種矛盾的總出口,這些網論也說明大陸民氣的發展,一方面是希望國家發展不受阻礙,另一方面在發展中有許多的矛盾和問題,也急著希望找出口來消化這些弊端。

第四,改革問題:這一部分比較突出的是國企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國企改革所涉及的就是資產流失、工人失業和企業競爭力的問題,網民希望中共中央能真正看到、注意到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並提出具體有效的辦法;在政治體制改革部分,主要是針對腐敗問題、民主問題所提出的建議,網民希望改革的速度能夠加快,其他的改革問題還涉及對美貿易糾紛、農民增收、精神文明建設,如三個代表的深化討論和實踐等各個方面的建議,以便導正社會的風氣和心態,真正建設大陸為一個全面小康的社會。

三、某種解讀

從大陸網民的反應來理解,大陸部分人民對「十六大」一週年,特別是第四代領導上台一週年的心態來看,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幾項結論。

第一:網民對新領導的期待大於對「十六大」的期望。「十六大」在中共黨內而言,不僅是權力的交班,而且是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的綜合性方針的調整和轉變;但是對網民而言,似乎只重視領導人的表現,其他部分則很少觸及。一方面這是一種常態,因為「十六大」對人民而言只是一次性的會議,而領導人的政策、作為、作風則是長期影響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另一方面從中共的黨國體制來看,忽視「十六大」極可能代表忽視黨的價值。換言之,在大陸人民的心目中,黨的重要性與號召力已經下降,而人民真正期待的是好的領導人,這對中共既是一種警訊,也是一種喜訊,它迫使中共的幹部必須以自身的作為來獲得人民的擁護,而不能簡單地依賴黨的提名和信任。

第二:網民對地方幹部的不滿已經溢於言表,而地方幹部的表現似乎依舊對人民期待十分冷漠,或者誣指人民的不滿只是個別的恩怨,因此在往後的幾年中,胡溫體制如果真正是表現為「執政為民」的話,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如何時效地、技巧地更換地方幹部,而不觸動黨內的派系鬥爭,甚至我們可以說胡溫更換幹部的時效與民心歸向必須成正比,才有可能一方面為胡溫樹立更大的權威,另一方面為黨樹立執政的資本。

第三:網民抱怨而非詛咒的心態是大陸社會無序而不崩潰的重要資產。首先我們承認網民中必定有詛咒的嗆聲,但是那些發言肯定是在大陸以外地區所看不到的,在大陸網站上也不可能有。不過對比個人經常與大陸人士接觸的經驗,似乎是對個別人有詛咒,甚至對中共有揶揄和諷刺,但是大陸人民對國家是沒有詛咒的。有許多去大陸經商、旅遊的人士,從個人的經驗片面所接觸的大陸,一如《黃河邊上的中國》一書所描述的「這是一個絕望的地方」,亦如章家敦律師所狂言的「中國即將崩潰」。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中國確實是無救了,特別從一個有序的法治社會的理想角度來看的時候,面對中國真有一種不知如何入手治理的感覺,但事實上中國縱使在它的盛世之時,如康、雍、干時代也一樣是貪官處處,天災不斷,人禍不止,權力惡鬥於廟堂之上,外族興亂於邊疆之地,府庫殷實而饑民四野,聖上英明而吏治不清。當然如今的環境和傳統中國不同,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到一個社會的內在邏輯是有其慣性,並不容易撼動,我們可以說如果西方社會所建立的是一種法治性秩序觀,那麼中國社會則可以說是建立在原則性秩序觀之上。中國社會的傳統道德所建構的秩序就是一個道德性質的秩序,法治是社會的最低規範和保障,道德是社會的最高原則和期待。在法治的社會,人們一旦集體不法而不罰,則社會必亂;但在道德式社會中只要大家的原則相似,個人的自由度很大,這樣的社會只要大家遵奉共通的原則,則此一社會常常表現為一種動態的秩序,雖然這種秩序是法治性秩序觀所看不懂的,但是在中國社會它確是行得通的重要法則。事實上中共的「四大堅持」就是把握住中國社會類似的特性,所以中共仍然可以有效地治理整個大陸,而「十六大」以後的中共正在將自己的「堅持」作出修正和修飾,以便此一原則的指導功能可以強化,可以引導人民跟從此一原則去思想問題、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而我們從網民的輿論來看,個人以為中共「十六大」之後的作為,迄今為止仍然是有效的,因此中共自己、外界的專家都對此一社會指出許多的問題、許多的缺失,但是我們相信此一社會尚不致於崩潰。

第四:網民對台灣問題的重視是我們以為比較值得重視的發展。因為自從台灣政客提出「兩國論」以來,已經是一次一次地使大陸愈來愈多的網民討論台灣的發展,這就使得台灣問題在中共的決策優先順序之中發生變化。從中共領導而言,台灣問題的重要性遭到了強化,而在中共的決策優先順序中越是強化的就越是攸關中共政權存亡的問題。此一變化對依賴美國保護的台灣是十分不智的作為,因此在此情況下,台灣就將自己籌碼式地贈予美國,則不論美國作為為何,台灣將長期處於無名有實的殖民位階,甚至不如殖民地,對殖民地宗主國尚有保護的義務,而美國對台灣只有道義,沒有義務,主動權完完全全操之在美,如果今日的中共是因為不願或不敢與美國發生衝突,換言之,一旦上述的顧慮和因素消失,台灣就無法苟安,因此對大陸網民在「十六大」之後注意台灣的變化和發展我們必須小心因應。

四、結 論

中共以往的黨大會週年在台灣、在大陸都很少以此為題發動討論與觀察,但是中共的「十六大」滿週年卻引起廣泛的重視,此一事態本身就代表了相當的意義。

其一,「十六大」是中共黨史上第一次權力的和平轉移,大家不但在事前懷疑其可能性,事後也對其可行性存疑,但是從大陸對新領導的擁護,以及沒有提到舊領導者的言論看來,「十六大」的一週年是新領導鞏固權威的一年,在權位已經獲得基礎上權威的鞏固,在中國成為十分重要的作為。

其二,「十六大」週年是在朱鎔基下台之後的第一年,鑒於朱鎔基在大陸、在國際的聲望,大家已十分好奇溫家寶如何可能接下重擔,進一步去發揮,這也是大家關心的第二個理由。其結果溫以另一種行事的風格讓人們很快地不再將二位總理加以比較,這是「十六大」週年很大的變化,代表了第四代領導有自己的一套,此一典範是有助中共政權未來的轉移。反之,如果大家常常提及「朱老總」時代如何如何,這就代表了新領導班子不足和弱點。

其三,「十六大」也是中共在經濟領域改革已經大致成型,而政治改革猶待啟動的關鍵時刻,因此大家對胡溫體制的「政改」走向就流露出過度的關注,甚至是主觀地關切,因此大陸內外都有人在這一方面加油添醋地評論,但從網民的訴求來看,大陸民眾顯露出對行政透明化為主的行政改革的期待大大高於政治改革的期待,而對胡溫體制而言,他們必須認真回應是大陸人民的期待,而非外界或知識份子的期待,結果外界很容易將自己的失望描述成大陸人民的失望。

其四,在「胡溫」體制過去的一週年中,他們通過了SARS的挑戰,值此一週年之際,我們比較擔心的是,台灣的政客是否將台灣的處境陷於囚徒困境的理論中,不自覺地將台灣蛻變成胡溫體制的政治SASR事件,而成為中共第四代領導解決大陸內部矛盾的宣洩口,果如此,則台灣有可能既作別人的宣洩口,還要得一個歷史的罵名,對台灣的政客而言,可能無所損失,但是台灣的百姓何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