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七七抗戰七十周年論東亞大局的前瞻

紀念七七抗戰七十週年論東亞大局的前瞻

李恩涵
(中研院近史所兼任/退休研究員)


紀念七七抗戰(一九三七)七十週年,作為一位潛心研究近代、現代中國史事數十年的歷史學者,我不能不欽佩中國先哲「否極泰來」、「貞下起元」的大智慧。七十年前中華民族的奮起對抗日本的侵略,真正是在以弱敵強,以卵擊石的總態勢下而為之--中國所生產的新型鋼鐵不過只有五萬噸,而日本則已年產五百七十萬噸了;中國的重工業系統連機關鎗都不太會做(更遑論大炮、炮彈的製造了),而日本則自製有最先進的戰艦,更有著非常先進的戰車與飛機系統,進攻中國要塞,基本上可以在耀武揚威、如入無人之境的基本態勢下為之。所以,七十年前的中國全面抗日,確實是以全民築起的「血肉長城」、「拚萬死以求一活」、「有我無敵,退一步即無死所」的強烈抗日意念而為之。但在「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正確戰略下,中國終於拖住了強大的日本為期八年之久,最後配合著終於參戰的美英蘇聯等國,而將暴日痛擊之,使其匍伏在地而屈膝投降。中華民族在短暫「內戰」之後,此後在艱苦奮鬥的三十年期間,艱苦建立起「基本的重工業」體系,又再經過了近三十年(一九七八~二○○七)的「開放」奮鬥,時至今日,中華民族終於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與社會各方面巍然全面和平「崛起」,成為全世界任何國家都不能不重視的「強盛大國」--經濟上,它已是全球第四大的經濟體(如以實際貨幣購買力計算,它早是不折不扣的第二大經濟體了,雖然在個人GDP方面尚遠落後於先進諸國);外匯儲量達一萬二千億美元,外貿總量居全球第三;年造船舶出口總量已穩為全球第一位。政治上全國政令一路通,中央與地方無壅塞隔離之弊,內外上下均可有效互通;軍事上不只陸軍的兵力與裝備強大,海軍所造「中華神盾」驅逐艦,也已非常強大,可與美、日所造的同型軍艦相比競,而新的航空母艦艦隊則在迅速成型之中,在空軍,飛彈與太空科技的發展上則甚為迅速全面,居美俄之後,應可穩坐「老三」的高位,當無疑問。最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已經建立起全面養活十三億人的生產體系(工、農、漁、牧均衡發展,國土內鐵路、高速公路、航空無遠弗屆,並建立起科技創新永續發展的強勁力量,以逐步在短期與長期的規劃下解決經濟迅速發展下相伴而產生的環保問題(工業污染、土壤污染、沙漠化擴大等)、東西發展均衡、南水北調、西電西油東調、致力開發賤價而永續不竭的新能源等等問題了。

所以,從七七抗戰(一九三七)而時至今日(二○○七)的七十年,就中華民族與東亞和東北亞地區的全局而言,真正是驚天動地、山陵巨變的巨大變動的七十年。在此期間,中國從一個內部仍然分裂、社經破落殘敗的貧弱大國已蛻變為一個統一強盛、社經蒸蒸日上,全面發展的新型大國;日本則從在東亞之唯一強國,對內專權威壓開明自由的民間聲音,對外則利用殘酷與蠻橫手段併吞韓國與台灣,野蠻地無所不用其極地動用種種陰謀詭計與強大武力以分裂、竊據與佔領了部分中國,以弱化中國的統一力量,但在七十年後,整體上日本現在已淪落為只是一個東亞與東北亞整個區域內的次要國家。它只是在美國「核子傘」的籠罩保護下依附美國而生存,雖然仍居「經濟大國」與「科技大國」的實力冠冕,但在文化上與政經社會實力上,以它三十七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與一億二千萬人口的國家規模,在此「狹小的地球村」中它已絕無可能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超強」的可能了(現在日本國內正在熱烈討論核子化的問題,姑不論全世界無人不知日本已早是一個「密核子」與「半核子」的國家,即使它決心公開核子化,將「核武」武裝到牙齒,誰又懼怕一個「狹土眾民」,可以輕易被毀滅數十次、數百次的「核日本」?TMD甚至美國延伸來的NMD實在是沒有絕對的安全感的)。當前日本立足國際社會最大的隱憂是:由於其主流政治、社會至今無法解決其歷史上「殘酷併吞統治韓國(朝鮮)」與「戰時野蠻侵略中國與在華製造諸多罪行、暴行」的問題(「歷史問題」),它至今未能循反省、道歉、謝罪賠償的「德國模式」,全面解除其歷史上的疥蒂,以嶄新面目重新進入國際性的區域社會;不只至今朝鮮(北韓)與俄羅斯與日本仍處於「理論上的戰爭狀態」(最近在G8大國在德國舉行的會議上,俄羅斯總統普亭即說,「俄羅斯與日本早無領土問題。俄羅斯從未有將南千島〔數島〕交與日本之意);日韓之間與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隨時也可能爆發至全面衝突的邊緣(中、韓輿論界近年已經流傳:如果日本首相再以官式祭拜日本對外侵略象徵的「靖國神社,中、韓裔在美、歐的僑社將發動抵制日貨運動,其抵制之初步對像當為日本航行於國際之間的「日航」)。日本意圖進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擔任「常任理事國的外交目標,更將因美國眾議院即將就戰時慰安婦問題嚴詞譴責日本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之數次指斥日本而使日本為之蒙羞。總之,七七抗戰(一九三七)後七十年之內中國與日本國勢內外情勢相對性的發展,不只使過去兩國之間「弱、強」懸殊變為「強、強」相持之局,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很快可將日本遠遠拋在後面了(二○○六年日本經濟規模以美元價值論,仍為全球第二,中國為第四,惟以「實際購買力」計算,中國則早已超越日本了,惟中國的個人GDP尚待積極努力,以趕超日本之現在與未來的標準)。在未來二十~三十年間,在和平競爭的大前題下,中國社會在其他每一個方面,超越日本都不是難事。

瞻望未來,和平崛起後的中華民族所追求的對外政策,與過去西方國家特別是日本在二十世紀之初興起後所實行的蠻橫霸道政策,是有絕大的分別的:它基本上就是將國際關係注入新的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原則;在「和平五原則」之外,著重加入「互惠」與「無償外援」等因素。

首先,大陸應該致力於解決台海和平問題。在美國的友好協助下,在「一個中國」與「和平」的原則下,使台海問題和協解決,以集中中華民族的智慧於建設國族的正途。對於近鄰日本的政策,除著力實行「安鄰友好政策」並「不忘手中握有一根大棒」(加強軍事現代化的建設,特別在海、空軍力與太空、二炮科技方面,更應以日本精粹的「自衛軍」為標準而超越之)之外,中華民族應嚴重警告日本:不可假藉日美同盟的掩護,以參預中國人之間的台海問題(美國之參預台海問題,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了,尚可為中國人所接受、默認,日本人之參預則必將使日本惹禍上身,為一九三一年日本製造的九一八事變一樣,使日本最後身受了全球唯一的原子彈戰禍局部毀滅的災難)。在過去近二十年的期間,日本運用其一貫的「雙重人格」戰術,已兩次利用日美安保「新指針」的掩護,兩次企圖引爆起中國人之間的台海戰禍;一次是一九九九年七月前後大約利用了在野的中嶋嶺雄與有著地方政府官職的石原慎太郎(可能還有其他不知名的人士)兩大惡名昭彰的右翼份子,鼓動起「台皮日骨」,一心想為日本新軍國主義效勞的李登輝,於是年七月九日悍然宣佈了他的「兩國論」。但美國難道會為新軍國主義的日本所擺佈而為其操縱利用?中國大陸的領導人也不會輕易地落入日本人的圈套吧;所以美國不只公開抨擊李登輝的「兩國論」為「違反一中原則」,並派出高級代表來台,痛罵李君為「麻煩製造者」。另外一次日本之公然參預台灣海峽事務為二○○五年二月十八日,日本利用美日國防與外交部長二加二的華盛頓之會,公然共同宣言,明確地將台灣海峽的安全列為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將台海正式列入日本所謂「周邊事態」的範圍之內--這是很嚴重的日本的「新型南進九一八」的信號。唯日本的陰謀,很快為同年五月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之接續訪問大陸,締造起「新型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大架構與大藍圖所粉碎--中華民族的智慧再一次已輕易擊破了日本朝野小格局、小計算的陰謀詭計了。

其次,對於中日正在談判中的東海主權與油氣利權之爭,現在大約已是在雙方的第七次或第八次的密集會談之中了(參閱拙著《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動向》,海峽出版社,二○○七,頁一~二七)。我們認為中、日兩國都應站在長遠的、和平的、互利的立場,和協解決雙方爭執的問題,使中、日兩個近鄰之間近在咫尺的狹窄的東海成為「和平之海」和「友好之海」。不過,鑒於日本在「海洋經濟專屬區」(ExclusiveEconomicZone)的專屬面積上,已經是全球第三大國(參閱平松茂雄,《中國日本併合》(China'sAnnexationofJapan,東京:講談社,二○○六),中國在東海問題牽涉到國家主權、海上劃界與能源開採權等三個層次的談判中,實在應該堅定地確認下列三項立場(參見《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動向》,頁二五~二六):

一、站穩立場:堅持中國東海大陸架的東界應為琉球海漕的中線,即屬於中國的「海洋經濟專屬區」(EEZ)的東界,應為琉球海漕的中線,而斷然否認日方所謂「中間線」之說--這一點應該堅持,因為中國在聯合國海洋法(一九八二)上與國際法院判例上確是有著無可辯駁的可靠根據的(什麼日方「東海的大陸架邊緣應為馬利安納海溝的西緣的說法,是與此全不相干的」

二、日本應在五到十年內歸還釣魚島列嶼的實際控制權於中國,因為該列嶼不只主權屬於中國,在傳統上(一九四五年前)與地理上均屬於台灣宜蘭縣管轄,實無任何問題。至於東海的共同開發問題,中國可以同意在中國大陸架靠琉球海漕的東部與中部「共同開發」;如果釣魚島列嶼的主權與控制權交還中國,中、日兩國也可在該列嶼附近共同開發資源。

三、日本公司是無權和不應勘採所謂「中間線」之東的東海油氣資源的,因為它在中國大陸架延伸主權範圍(「海洋經濟專屬區」)之內。如果日本採取突然地、激烈性行動,強硬地非法進行勘採,那就表示日本已經右翼化了的新軍國主義政府要開始對華蠻幹了,想一舉造成「既成事實」以與中國慢慢周旋了--如它所非法強佔的釣魚台列嶼一樣。

那麼,中國在日本採取勘採行動之先,即應該迅速採取行動:

A.首先遣派近洋漁船五百艘或一千艘到日本公司開採的海面,佔據著大片海面,進行騷擾,以有效阻止其開採行動。漁船之後則為保護它們的大型軍艦與陸基的戰機。這樣中國機艦與保護勘油船艦的日本軍艦與飛機,當然極有相互衝突的機會:輕則互撞、追逐,重則開火互轟--這將是一場不可避免的小型或中型武裝衝突或小型戰爭(日本海、空自衛隊/軍揚言可在一天內完全消滅中國的第一線海、空力量,這是吹大牛的可笑話,何況「戰爭」不會在一天內結束的,而且中國的「二炮」威力何在。)其衝突的規模,範圍與時間,當視日本的整體反應而定(美軍在這類「小型戰爭」中是不會參戰的),中國當以雷霆萬鈞式「三度空間」,萬炮齊髮式的「二炮」實力,讓新軍國主義的日本嘗嘗「新崛起中國」的實力滋味。

B.與上述小型戰爭同時,中國應該發動部分性與全面性的「對日經濟絕交運動」(近年中日貿易雖然已高達約二○○○億美元/二○○五年,但其互利性與互補性是明顯可見的;而時至今日,日本經濟對中國的依賴性顯然是較高)。「經濟絕交」(「抵制日貨」)運動是循序漸進的;首先應針對日本在華投資的汽車製造業。中國應在WTO規範許可的範圍內,馬上勒令其於「最短期內撤資」。其他日本在華投資的各類企業,則將視中日東海衝突的上升程度,將「經濟絕交」運動逐步迅速擴大或縮小。對於慣於短視、投機、唯利是視而無任何信義觀念的日本新軍國主義者,中國實在應該學學新加坡高級資政(前總理)李光耀當年在上世紀七○年代與八○年代對付日本的一些方法:(1)當七○年代中期全世界發生嚴重石油危機,當年日本政府即對過境東京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飛機,拖延多日不予供給加油,使新航損失甚重。李光耀當即迅速下令,凡日本航空公司過境新加坡的所有飛機,也同樣拒予供給加油,甚至較新航在東京所遭受的「延遲供油待遇」更為延長數日。在此對應性懲罰的情形下,日本只好迅速地將東京機場對新航的「供油」措施恢復正常,雙方損失算是對等。(2)七○年代末期,日本佐籐榮作首相在其訪問新加坡時,曾經明確地答應投資新加坡外島,煉(汽)油業數億美元的巨資,新、日雙方對此已有協議。但佐籐榮作在返回日本之後,此項投資卻一直遲遲未有下文。經過雙方的多次交涉,日本仍然支吾延宕,不作確定履行其投資的承諾。李光耀乃不動聲色,在不做任何理由的宣示下,突然取消了所有日本人在新加坡居留權利,命令所有日本人必須在一個月之內離境,而重新申請入境;而對於日本在新加坡的「投資者」(經理/董事級人物)的入境,其重新入境的新「准證」(permit)也只允許一個月的短期居留。日本政府因此提出外交交涉,新加坡則以「日本首相未履行諾言」答覆之。日本被迫只好履行諾言,但其優待條件則被大部分取消之。(3)七○年代中期,日本籍的田中博士(澳洲國立大學博士)與台灣中華民國的李博士(美國加州大學博士)同赴新加坡大學任教,教學成績均稱良好,三年後李博士獲得該校「長期聘書」,而田中博士則不但未獲得「長期聘書」,其「三年聘期」也被終止,不得續聘。田中赴新大人事處探詢詳情,並表示抗議,而該處之答覆為根據新、日互惠原則,新加坡籍的學人在日本任何大學任教即使教學成績十分優良,也均無「長期聘書」的優厚待遇,而且只能一年一聘,其聘任職位只能是「講師」,從無擔任「高級講師」或「教授」者。故新加坡政府規定對於日籍學人也要如此比照辦理。此後,日本政府改變了對於外籍學人的「嚴酷待遇」,可能與新加坡、澳洲與其他美、歐政府對日籍學人的「懲罰性」互惠待遇有關。

所以,中國在東海主權與油氣利權的談判中一定必須堅持迅速有效地「互惠性」膺懲措施,不應瞻前顧後,才可獲得對應性、有利而公平的行動效果--這也算是「歷史的經驗」之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