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抗戰與台胞抗日運動

七七抗戰將台胞的抗日運動與祖國的抗日聯繫在一起。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民族保衛聖戰，這場戰爭將兩岸人民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1937年7月7日，日本於我國北京西南郊發動盧溝橋事件(日人稱為支那事變)，自此揭開中日八年戰爭的序幕。故七月七日，可說是台灣人民投入祖國抗戰行列一個關鍵的日子，因七七事變將台胞抗日運動與祖國的抗戰結合在一起；隨著戰爭的展開，日人加強了在台殖民統治的力度與深度，發動了皇民化運動，也就是日本化的思想改造運動，但皇民化運動卻更加激發了台灣菁英有志之士的奔向祖國，投入抗戰的行列。

就殖民者而言，最好的同化工具，就是透過現代小學、中學、高中與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日人在台殖民統治，最大的失策，就是在教育上：

一、消極的教育政策。1914年時，日人統治台灣近二十年，但台灣人學齡兒童小學就學率僅9.1%，但在台日人學齡兒童就學率則為94.1%。1915年，日本人方才在台設立第一所初中。1930年，日人統治台灣已經三十五年，本省人學齡兒童就學率亦僅33.1%，僅及日本本土六十年前1870年代初的水準。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人驚覺台灣同化政策失敗，乃發起皇民化運動，並且講明了皇民化運動就是使本島人成為真正日本人的運動，也就是國家認同的思想改造運動。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教育，在正規的小學教育，本省人的學齡兒童就學率從1937年的46.7%，迅速升至1943年的71.3%，七年間迅增24.6%。

二、極度歧視台灣人的教育政策。以七七事變第二年的1938年為例，當時日人佔據台灣已經43年，但當時全台灣公私立男子中學共14所，該年報考中學校的台灣學生為5,248人，錄取724人，錄取率僅13.8%，但報考中學校的日本學生僅1,925人，卻錄取1,266人，錄取率高達65.8%，是台灣學生錄取率的4.8倍。1938年報考工業職業學校、商業職業學校與農業職業學校者均亦然，日本學生錄取率分別為台灣學生錄取率的6.2倍、4.7倍及4.3倍。

至於台北高校（全銜為台北高等學校），創於1922年。依當時的學制，日本有八所帝國大學，非高校畢業的學生，無法進入該八所帝國大學中的任何一所學校。當時全日本共有38所高校，其中兩所設在日人侵略我國的殖民地，一為台北高校、另一所為旅順高校；台北高校高等科學生自1925年進入該校的第一屆，迄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止，台北高校畢業生共19屆，計共2,479名，其中台灣人559名，日人1,920人，台灣學生占畢業生總數的22.5%，日本學生占77.5%；至於台北帝大（今台灣大學）亦然，例如1943年時，台北帝大有學生計454人，其中台灣學生僅69人，日本學生384人，占學生總數的84.8%，但當時在台日人僅佔全台人口的6.0%。也就是說，6.0%的日本人，卻享有84.8%台灣的大學教資，這種歧視程度，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

抗日的民族傳承，自1895年日軍侵入台灣以來，台灣同胞抗日峰起雲湧，前期1895-1902是激烈的大規模武裝抗日，及後是零星武裝抗日，接著是1915-1936年間的非武裝抗日。當時，日本列為極機密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記敘從事非抗日的台灣志士，對支那(中國)將來寄與莫大囑望，認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而雄飛世界，必定能收復台灣。基於此一見解，於此刻到來前，不可失去民族特性，涵養實力以待時機。故日據時期，台灣先人一波接一波的抗日運動，延續著民族的傳承與對祖國的認同。

與此同時，日人如此地歧視台灣的教育政策，使台人菁英情何以堪，自是引起台灣有志之士的不滿。從當時台人菁英相關回憶著作或文章可知，日人在學校極度歧視台灣學生的政策與施教方法、及鋪天蓋地摧毀中華文化的皇民化運動，反而更加激發了台灣青年志士對祖國的認同，不惜冒險輾轉各地，前仆後繼地回到中國大陸，投入祖國抗日的行列。

這次台胞抗日運動的最大特點，就是因為七七事變的抗戰爆發，將台胞的抗日運動與祖國的抗日緊密地融合在一起。例如：

投效中國國民黨的彰化二水人謝東閔、雲林人李萬居、陳哲生、台南人黃朝琴、翁俊明、吳思漢、嘉義人劉啟光、台北人李友邦、屏東人蕭道應、鍾和鳴、南投人林忠、台中人林正亨，…。

投效中國共產黨的嘉義人林思平、台南人楊誠、林棟、台北人李子秀、翁阿冬（哥哥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翁澤生）、台中人陳文英、高雄人楊美華，…。（其個別事跡，見2006年8月《海峽評論》第188期）

當時，由於內地有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大政黨。而這些獻身祖國民族保衛戰的抗日台胞，從或然率的角度，也就分別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如果依地理位置的角度來看，如果抗日台胞是先回到祖國華南，則大體上是加入中國國民黨。如果抗日台胞是從北方回到祖國華北，則多是加入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大時代環境，前述冒生命危險回到人生地不熟的中國大陸，設法投入祖國抗日行列，可說是台灣有志青年中冰山中的一角。廣大台灣青年或限於家庭因素、或限於個人膽識，雖然未能如前面的英勇豪傑之士，奔返大陸，但他們在本地或是不積極與日人配合、或是消極的應付日人；然而，同時代出身台北高校的台灣青年中，居然也出現了唯一的漢奸積極份子。

當時，在徵召台灣「特別志願兵」的過程中，曾出現一位大學生的「血書志願」樣板。1944年(昭和19年)2月25日，《台灣日日新報》以「血書志願熱誠結實」為標題，報導岩里政男(中文名字為李登輝，四十餘年後出任台灣地方「總統」)以血書銘志參軍的事稱，住在淡水郡三芝莊小基隆岩里龍男(李金龍)的次子政男(李登輝)，現年23歲，目前是京都帝大農學部經濟科(農學院經濟系)的在學一年生(大一學生)，前曾提出表達要擊滅鬼米英(鬼畜英國與美國)之熱烈意志的血書，現已被錄取為陸軍幹部候補生，光榮入營成為若櫻（意為年輕的櫻花、在台灣是指陸軍特別志願兵、在日本本土則意為年輕的軍人）學徒，其兄岩里武則也在去年參加海軍。岩里龍男表示，他們兄弟兩一起成為無敵皇軍的一員，是無上光榮的事。孩子們出發時曾說，願粉骨碎身地為君國殉死，為擊滅英美邁進，以報答廣大無邊的皇恩。

關於日據末期日人在台徵兵一事，據許多當時台人菁英的回憶，例如與李登輝同時代的台灣菁英如朱昭陽、陳逸松、彭明敏等人都異口同聲地稱，台灣青年是被迫「志願」當軍夫(前期)或志願兵(後期)，從而走向戰場，為日本效力。即使是現今所謂台獨教父的彭明敏，那時也正在東京帝國大學唸書。當時各校軍訓教官辦公室召喚在日本大學文科留學的台灣學生，邀請學生簽請從軍。當「受邀」名單公佈後，彭明敏發現自己在該「受邀」名單內。當時彭明敏就決定不志願服役，最後並逃離東京，避居松本城。

日人在台施政的最大的失策，就是因歧視台人不實行平等教育，使台灣社會基本上仍處於漢化中國化的狀態。1937年七七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人驚覺台灣並未與日本同化，故發動激烈的皇民化政治運動，強力急速推行使台灣人成為真正日本人的國家認同思想改造運動。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教育。然而，如果說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是廣義的教育，則軍事教育可說是核心教育。關於軍事教育的重要性，台灣總督小林躋造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首先需使島民能徹底實踐日本精神，其方法之一，就是要島民在可稱為日本精神熔爐的我軍隊中接受(皇民)煉成」。

台灣1941年6月20日，日本內閣決定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台灣當局旋即開始舉行盛大宣傳。1942-44年間，日本殖民當局以陸軍特別志願兵名義計共徵召4,200多名台灣漢人，另亦徵集1,800多名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兩者合計約6,000餘人（此制度因1945年在台實施徵兵而廢止）。接著，台灣自1943年8月1日起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年12月，應徵陸海軍特別志願者計共759,276人，結果海軍特別志願兵前後共征11,000人。最後，因戰局惡化無法等待，日人提前於1945年1月再施徵兵，在台灣全島實施徵兵身體檢查，受檢查者計共45,726人，其中大部分均入營為現役軍人；據日本政府厚生省發表的資料，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徵調20.7萬台灣青年入伍(其中軍人8萬、軍屬軍夫12.7萬)。惟據日本厚生省1948年4月發表的資料，台籍日本兵死亡者計共30,304人。二戰末期，日本當局明知戰況惡化，敗相已露，卻迫不及待地將台灣青年送往戰場陪葬。對那些埋骨異域的台灣人而言，這是國家機器宣導與強制下的「死亡煉成」。

在時代的巨變中，人們因擁有共同的特殊歷史記憶，故會形成特殊「世代」。對台灣居民而言，上個世紀曾發生過二次劇烈變動，一是1895年乙未割台，一是1945年台灣回歸祖國。因此，當台灣回歸祖國時，台灣存在了兩個不同的世代。

對1920-30年代出生的台灣人而言，可說是一日本化的「日化世代」。1935年時他們是滿6-14歲的學齡兒童，當時男童就學率高達56.8%。他們的童年適逢日據台灣五十年中最安定的一段時間，求學階段歷經完整的日本中小學教育與軍中教育。當時小學五、六年級的歷史教育，完全教日本歷史。他們共同的語言是「日語」，共同的國歌是「君代」，共同會背誦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作家葉石濤，台灣台南市人，曾就讀台南州立二中(今台南一中)，光復時十九歲。葉君回憶，斯時受教育的年輕一代台人，大半都日本化，且在皇民化運動下，幾乎完全相信日本人。當時，他對中國可說一無所知，並將中國歷史當成東洋史的一部份如菲律賓般地看待，對中國歷史也只是基於一種對外國史的瞭解。

1945年時，前述年代出生的台灣人，他們正是17-25歲的青年，成為日本人在台大肆徵兵的對象，從而再歷經了完整「日本兵」的軍事教育訓練，與對中國妖魔化的政治宣傳。許多人更有在中國大陸親睹中國落後的一面，甚至有在中國大陸的殘酷戰場殺戮經驗。

1895年割台。1915年時，台灣人學齡兒童就讀私塾的有18,000人(就讀日人所設小校有66,078人)，也就是說日人佔領台灣初期的十年至二十年間，仍有這麼多的台灣人受中文教育。他們所受的中文教育影響與幼時生活經歷，可說是屬「中國世代」。這些人光復時約40歲以上，他們幼時親身經歷日據初期日人在台灣狠毒殺戮與迫害，這在那個世代知識份子的回憶隨處可見，故他們熱烈歡迎台灣回歸祖國。

但隨後一年，海外與中國大陸戰場上「日化世代」的台籍前日本兵陸續回到台灣。因此，1947年初時，台灣社會存在著兩個全然不同的世代。所以在台灣光復時，有那麼多40歲以上世代的台灣人，熱烈歡迎台灣回歸祖國懷抱；二二八事變時，台灣又有那麼多「日化世代」台灣年輕暴民與台籍前日本兵，大肆毆打屠殺外省人，但又有許多本省人冒險救助外省人的種種矛盾現象。這些現象，其實就是反應了那個時代，日據初期與晚期，中日兩種教育對台灣人的影響。

對「日化世代」而言，在1945年日人投降時，他們除了接受完整的日本高中或大學教育，他們還曾歷經日本戰時國力的鼎盛時代（在日人嚴厲思想控制與新聞管制下，當時年少「日化世代」的個人生活經驗與所獲來自殖民政府宣傳的資訊，個人是難以從宏觀整體的角度，知道日據前期日人在台血腥殺戮二十年的實情，更無法瞭解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差別化歧視與壓搾的統治手段）；台灣光復後，先是經歷了二二八事件，接著遷轉來台的國民政府，正值崩潰驚弓之際，在台灣實行了戒嚴統治，此一中日兩國興衰的特定歷史經歷，又結合了個人遭遇的衝擊。例如，除了白色恐怖的戒嚴統治，國府在台嚴禁日語，這使他們失去運用以前所習日文以及附著在這個日文上的教育資產。在戒嚴統治下，他們被迫對外封存自己過去與群體過去的記憶，保持近乎絕對的「沈默」，但他們將「沈默」的怨懟傳承予下一代，他們自己則於二十世紀末本土化時代來臨時再度活躍。

然而世間之事，誠如老子所言，禍福相倚。因日本漢字與中文相通，閩南語與國語文法一樣。故「日化世代」的許多本省人，多能迅速使用國語。由於兩蔣時代，在政制權力運作上，是實行中央以外省人為主，地方以台籍菁英為主的二元分權體制，共同分享政治權力。因此，在地方政壇上，「日化世代」的本省菁英嶄露頭角，成為地方縣市鎮長、議員或議長，農會漁會的理監事或總幹事，進而問鼎台北政壇，如林洋港、李登輝等。此外，「日化世代」很多人因曾接受日文教育，光復後不但會國語，而且精通第二外語日語。故「日化世代」於1960、19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時，經商時與日人連結，獲取商情、技術與資金，從而發財致富，成了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

回首「日化世代」之際，對比之下，尤其是與李登輝以「血書志願」投效日本皇軍相比，當時投入祖國抗戰行列的台灣志士，他們的政治醒覺與膽識是李登輝完全無可比擬的。他們對祖國的熱愛，是以生命相許，祖國的歷史絕不可忘卻他們。他們的光榮事跡，是祖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應永為國人紀念。

至於「日化世代」對我國的最大影響，就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機器經由層層篩選，居然是將曾「血書志願」效忠日本皇軍的極右「日化世代」李登輝，提攜至台灣地方領導人的位置，他不但將中國國民黨帶向沒落之途，並利用執政機會，在兩岸關係設下重重障礙，對統一大業造成相當深遠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