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歷史，面向未來

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

關於五四運動的文章已經寫得很多了，但所以年復一年還要繼續寫，就是因為五四運動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中國近代歷史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承前啟後的關鍵和轉折，而且至今人們對它的認識仍很不一致。

曾經有一種說法，認為五四運動只是一個單純的、偶發的反帝愛國運動，它與新文化運動或其它任何因素全然無關。當然，我們對五四運動的理解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如果把五四運動界定為1919年5月4日當天學生的遊行示威或者延續到6月28日的罷課、罷市、罷工、拒簽和約等運動，那當然只是一個反帝愛國政治運動。這是狹義的理解。廣義的理解是指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次年9月改名為《新青年》）所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其下限有的算到1921年，有的算到1927年甚至還要靠後。廣義的五四運動包括反帝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二個部分，二者有區別，但也有密切聯繫。新文化運動實為反帝愛國運動的先導，而反帝愛國運動又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周策縱曾認為「這種對『五四運動』一詞所採廣義的用法，是很有充分理由的」。傅樂詩（Charatte Furth）也認為五四不是在平原上突起的一個高峰，而是在一片丘陵地上稍微突起的一個比較高的山峰。這些說法都是有道理的。這個丘陵可以上溯到1840年，下限則可延續至現在。因為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說，中西文化的碰撞是從1840年以後開始的，而這個過程仍在繼續，而且還將繼續下去；從政治的角度來說，近代中華民族的救亡與振興問題也始於1840年，而且至今仍未最後解決。

因此狹義的「五四」也好，廣義的「五四」也好，都是這個總課題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愛國運動的重點在反帝，新文化運動的重點在反封，反帝必反封，反封也必反帝。因為當時的軍閥已成為帝國主義利益的代理人，帝國主義正是軍閥的後台。所以孫中山先生於1924年北上途中，在上海接見記者時指出：「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些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所以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二者是統一而又互為因果的。決非像胡適在《口述自傳》中所說的那樣：「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胡適對當時的反帝愛國運動並不熱心，這是與他的「不爭主義」、「世界主義」的思想分不開的。對此，王曉波在《論五四運動和胡適思想》一文中已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近代中國對西方文化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人們大體概括為技術、經濟－－制度－－觀念三個層次的順序前進。日本並未完全按這個模式而獲得了成功，這是由於國情的不同。儒家思想對日本來說是外來文化，有取捨之便，而在中國卻經統治者奉為官方哲學之後，已成為「器可變，道不可變」的道統。

洋務運動時認為只學西方的堅船利炮就行了。從戊戌到辛亥雖也已認識到必須改制，但由於道統未摧，民智未開，辛亥以後號稱「民國」而行專制之實，尊孔復古盛行，帝制二度復辟，而老百姓若隔岸觀火，熟視無睹，無動於衷。所以陳獨秀說：「吾國年來政象，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也……不出於多數國民之運動，其事每不易成就」（《新青年》一卷五號）。他提出國人的「最後覺悟之覺悟是倫理思想的覺悟。」孫中山也認識到必須「喚起民眾」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五四運動爆發後，他表示深切同情和熱烈支持，認為「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同時，五四運動也對他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魯迅則提出了國民性的改造問題。

新文化運動是一種文化啟蒙運動，不僅要打倒政治舞台上的皇帝，而且要打倒人們心中的皇帝。所以，如果說辛亥革命推翻了「君統」，那麼新文化運動就是要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給「道統」以決定性的打擊。在此意義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本質上說乃是政治運動的深入發展。

「五四」與傳統文化

民主和科學並不是五四時期才提出來的，至少可上溯到「戊戌」，但明確提出成為文化啟蒙的二面大旗並形成為運動，則始於「五四」。民主和科學是西方文化的精髓，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弱點。

陳獨秀那段曾被許多人引用和評論過的著名的話：「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六卷一號），論者褒貶不一，但其要點在提出二面大旗。這段話的確簡單籠統，其內在邏輯聯繫經不起仔細推敲，表現了一種非此即彼的簡單化的形式主義傾向的思維方式。順著這種思維方式發展下去就很容易得出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結論。「五四」前後也的確出現過諸如廢除漢字等過激言論，但這是衝決封建羅網的一次群眾運動，出現一些「矯枉過正」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五四人物當時的思想主流來看，他們反的主要是封建的綱常禮教，而不是整個傳統文化。而且正如余英時所指出的那樣，他們即使在反傳統、反禮教之際，還有意無意繼承了傳統中非正統或反正統的因素（見《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當時對儒家以外的先秦諸子，不僅沒有全盤否定，其重視程度，有的還有所提高，即使對孔子也未全盤否定。李大釗說孔子是「一代哲人」，但非「萬世師表」他說：「余之抨擊孔子，非抨擊孔子之本身，為抨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抨擊孔子，為抨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陳獨秀也說：「本志詆孔，以為宗法社會之道德，不適於現代生活，未嘗過此以立論也」（《答佩劍青年》）。他還說：「設若中國自秦漢以來；或墨教不廢，或百家並立而競進，則晚周即當歐洲之希臘，吾國歷史必與已成者不同，好學深思之士，諒不河漢斯言，及今不圖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時代宗法社會之孔教統一全國之人心。據以往之成績，推方來之效果，將何以適應生存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乎﹖」（《新青年》三卷一號）就連被胡適稱之為「隻手專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也說：「不佞常謂孔子自是當時的偉人，然欲堅持其學以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制之餘焰，則不得不攻之者，勢也」（《新青年》二卷五號）。

胡適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有人稱他為「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但他並不是「全盤西化派」。他在30年代曾經一度同意過陳序經的「全盤西化」的提法，後又覺得不妥而改為「充分現代化」或「充分世界化」，承認自己是「用字的疏忽」（《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他是出於一種矯枉過正的「文化惰性」理論，以「再造文明」，是為了打掉文化的惰性，使「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周明之說他是「基本上反傳統的」但「在個人行為標準上，終久是禮教傳統中人」《從胡適的婚姻看「五四」思想文化的衝突》）。韋政通則稱之為「開放的傳統主者」。

胡適是個矛盾人物。他1919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中推崇墨家，稱孔子「真是一個氣象闊大的人物」。他在60年代的一篇講話中又說中國傳統文化中很少或沒有精神文明（《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引起了長達十餘年的台灣中西文化論戰，所以胡秋原批評他「今非而昨是也」（《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

全盤西化的孿生命題是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自從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以來，如何批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始終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問題。60年代馮友蘭在大陸提出如何處理傳統文化的繼承問題，被吳傳啟概括為「抽像繼承法」，並遭到了陳伯達等人的批判。抽像繼承如果不行，那麼具體繼承就更不行，實際上就是否定一切繼承。在此以後的二十多年裡，在大陸出現了來自左的和右的二次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潮，決非偶然。

但是，「全盤西化」和「民族虛無主義」思潮在中國近代從未成為主流，其生命力是十分短暫的。因為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什麼「文化的全面移植」。「傳統」也不可能像一塊黑板那樣，可以擦了重寫，特別是對一個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遺產的民族來講尤其如此。外來文化如不能和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就難以生根。這一點早在戊戌時期，對西方文化瞭解最深、最為推崇，並為介紹西方文化作出傑出貢獻的嚴復就說過：「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是行不通的，傳統文化「乃經百王所創垂，累計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李約瑟在幾乎用了畢生精力研究中國文化之後，語重心長地勸告：「世人似乎應該勸告中國與自己的過去決裂，而迅速地模仿西方。事實上大約在五十年前就流行著這類建議，甚至已為少數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歷史已證明這是完全荒謬的。……重新調整內部的結構遠遠比模仿外部世界更容易找到中國問題的解決辦法。……一旦中國找到了解決其問題的答案，它的經驗對於世界其他國家將是無價之寶」（《中國社會的特徵》《李約瑟文集》第305-306頁）。

轉折與選擇

近代中國的時代主題是「興亡」二字，也就是救亡與振興，因而它也是一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主旋律。不救亡就談不上振興，不振興也不能最終做到真正的獨立自主。

在五四愛國運動以前，雖然社會主義思潮已經進入中國，俄國十月革命後李大釗也寫過一些同情和讚揚十月革命的文章，但是當時輿論的主流仍是傾向西方資本主義，而且主要以法國為模式。

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名為《新青年》），其創刊號封面上印有“La Jennesse”的字樣，這是「青年」的法文寫法，現在有的文章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並非偶然。該期並載有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代世界文明》一文，特別推崇法蘭西對近世文明的貢獻，認為這種近世文明的特徵為三：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他所謂的近世文明，實際上主要是指19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

五四愛國運動以後，輿論傾向已明顯日益轉向社會主義。

中國的啟蒙運動比西方約晚了二百年，而西方資本主義從19世紀末葉已開始走向衰落，出現了危機並導致本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大戰中致死一千萬人，致殘二千萬人。戰後西方經濟體系陷入一片紊亂，紙幣貶值，物價飛漲，勞資矛盾激化，罷工事件此起彼伏，人們精神空虛，道德淪喪，引起了對西方文化的信仰危機。正如羅素所說：「歐洲文化的壞處，已被歐洲大戰顯示得明明白白」（《中國人到自由之路》《東方雜誌》十八卷十三號）。此時，中國人也必須重新估價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這些在曾經推崇過西方文化的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和當時其他一些文章中已有相當充分的反映。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也是在此背景下對梁啟超觀點的進一步發揮。儘管如此，但在五四愛國運動以前，在知識分子中真正贊同社會主義並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榜樣的人還不多。只是在第一次大戰結束，特別是巴黎和會以後，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徹底破滅，才促使社會主義思潮進一步傳播，並把目光轉向蘇聯。

所以胡秋原說：「中國文化最深刻的危機恰恰與西方社會文化危機之暴露同時，日本對華侵略與俄國革命同時。這是五四運動分裂和轉向的背景」（《評介 (五四運動史)》）。張玉法也說：「從清末到五四以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半傾向於資本主義，自強運動時期如此，變法運動時期亦復如此，……但是到了五四以後，社會主義思想慢慢興盛起來，從思想引介、傳佈、到政治運動，終導致中國的大變動」（《五四的歷史意義》）。這些說法都是符合實際的，不把這些事件聯繫起來看，很多事情就難以理解。

五四以後的一些刊物，如《新青年》等，鼓吹法蘭西文明的文章已很少，而談論社會主義的卻越來越多。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流派也很多，除馬克思主義外還有基爾特的社會主義，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議會社會主義等等。

自嚴復翻譯《天演論》介紹達爾文和斯賓塞的思想以來，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思想曾經深入人心。大戰後的現實，使世界輿論對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發生懷疑，甚至譴責。在國內也是如此，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思想曾經一度相當流行。

在談論社會主義的人中包括各種各樣的人，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很多人把社會主義和中國的大同理想聯繫起來。孫中山先生說過：「夫蘇維埃主義者，即孔子之所謂大同也」（《致犬養毅書》）。胡漢民在《建設》第一卷第一期發表過《孟子與社會主義》。陳獨秀也說過：「儒家要求平均分配財產和限制土地所有制，即是社會主義的先例」（《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說明接受社會主義思想有其內在的思想因素。

孫中山長居國外，對西方資本主義利弊的認識比一般人要早些、深刻些。他說：「人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孫中山全集》卷二頁三一九）。他還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國民黨一大宣言》），「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於吾黨，所望為同情，只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及受屈之人民耳」（《鄧澤如寫給孫中山的信及孫中山的批語》）。所以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並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羅家倫當時也說過：「以前法國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後俄國式的革命是社會革命」（《新潮》一卷第一期）。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在當時已成為一種思潮。直至1933年7月《申報月刊》為創刊週年紀念發行特大號，設「中國現代化問題號」徵文特輯。共收到專論、經論26篇，其中完全贊成走私人資本主義道路的只有一篇，多數主張走受節制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道路。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潮流的認識。

在眾多社會主義理論中，諸如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很快被證明在中國行不通，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既有完整的理論又有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自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李大釗、陳獨秀思想變化的軌跡，已為人所共知。

因此，在第一大戰和巴黎和會以後；在五四運動以後，社會主義成為當時中國的一種思潮，乃是歷史和思維邏輯發展的必然產物，並非個人行為所能解釋。

斯賓諾莎說：「沒有哭，沒有笑，只有理解」。黑格爾說：「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於我們有歷史」。因此回顧和理解七十多年前這一段歷史是十分重要的。

胡秋原也說：「不瞭解五四，不能瞭解以後和今日的中國」（《評〈五四運動史〉》）。只有理解這段歷史，把握這段歷史，才能理解今天和明天。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差不多七十年，從「五四」到現在也已七十年有餘。「五四」是一個轉折，而且正好處於中國近代歷史的中點。七十年來，歷史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經歷了曲折的道路，中國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如何估價這段歷史，正確估價它們的成功與失敗，以迎接即將到來的21世紀，值得我們所有的中國人很好地反思。

五四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無疑在今天仍是我們努力爭取的目標。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科學與民主；中國的和平統一也離不開科學與民主；總之，要振興中華離不開科學與民主。

今天我們對科學與民主理解的深度也已遠遠超過五四時期。但什麼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科學與民主，如何才能實現這種科學與民主，仍然需要我們去探索。

科學與民主體現著一種理性精神。在今天我們仍然很需要這種理性精神，用這種理性精神去理解和總結過去和今天，用這種理性精神去探索和平統一和振興中華的最佳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