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估「五四」的反傳統？

打倒孔家店的歷史背景

如何評估「五四」的反傳統問題，是一個老問題，又是一個新問題。近年來，在大陸出現的「文化熱」和以《河殤》為代表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往往使人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努力尋找它們之間的聯繫和區別，以便探討中國文化發展的前景。

現在，隨著大陸「文化熱」的升溫，有人從根本上否定「五四」運動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認為這是一個「誤會」。我依然認為，「五四」運動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過去是正確的，現在也是正確的。它的歷史功績，是永遠不能抹殺的。

為了註明這一口號的正確性，我們有必要對「五四」運動提出這一口號的歷史背景作一扼要說明。

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公開反對民主共和。與之相應，在思想上，以康有為為代表的頑固勢力導演了一場文化復古運動。他們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提倡「祭天祭孔」，組織「孔學會」、「孔教會」、「尊孔會」，鼓吹「三綱五常」，詆毀自由平等，認為「治國之本，在於五經」，「而吾人立身，則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要」。同時，當時以上海靈學會和《靈學叢志》為代表，大肆鼓吹「人鬼之理，仙佛之道」，設壇扶乩，宣傳封建迷信。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以《新青年》為陣地，在「打倒孔家店」的大纛下，陳獨秀、魯迅、吳虞、易白沙等先進人物，全面發動了對孔子，特別是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的批判。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三綱五常」是「奴隸之道德」；魯迅認為仁義道德的本質是「吃人」二字，大力提倡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易白沙認為孔子尊君權「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孔子講「中行」，是「滑頭主義」、「騎牆主義」。吳虞認為孔子倡「尊卑貴賤」實為「專制時代官僚派之萬世師表者也」。陳獨秀提倡「勿尊經」、「勿尊古」、「勿尊國」，主張打破一切封建偶像。足見，「打倒孔家店」是一個順應人心，促進時代進步的口號，大方向是正確的。即使在今天，對儒家倡導的政治文化專制主義和扼殺個性自由的封建道德，以及宣傳愚眛的鬼神迷信思想，仍必須進行有力的批判，揭露其反動本質和危害性，推進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的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任何企圖以儒學為指導來推動我們的現代化建設的思想，都是有害的。

傳統與現代的動態統一

我們肯定「五四」的反傳統的方向，但是對它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方法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則是否定的。「五四」時期先進人物對待傳統文化的形而上學方法，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在我看來，有如下幾點：

一、古（傳統）與今（現代）。歷史本是傳統與現代的動態的統一過程。昨天是今天的歷史，今天又是明天的歷史。古與今之間，既對立又統一，並不是絕對排斥的兩極。現代是傳統的延續，傳統包含在現代之中。任何新文化的創造，即是對舊文化的排斥，又是對舊文化的繼承。所以，對於傳統文化只能採取「揚棄」的一分為二的態度。但是，「五四」時期的先進人物，基於他們對儒家的義憤，只承認二者的對立，不承認二者的聯繫。在「五四」時期，陳獨秀認為「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現實生活背道而馳。」（《敬告青年》）他還有一句名言，即「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就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六卷一號）他把傳統文化與現代民主、現代科學完全對立起來，從根本上否定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表現，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固然不可能產生現代意義的民主，但卻有「民本」主義的傳統；明清之際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民主思想也有一定發展（如黃宗羲），這對於現代民主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從李約瑟教授的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說明中國古代傳統科學領先於當時世界各國。中國傳統科學能否依靠自身力量走向近代科學呢？我看是可能的。國外有人曾把「托勒密系統」與中國古代的「落下閎系統」，霍納的解高次方程式的方法與中國秦九韶的解高次方程式的方法進行過比較，發現二者不是不可逾越的，中國傳統科學是可以通向近代科學的，現代西方的科學家十分注意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中國古典哲學中，尋找進一步發展現代科學所需要的哲學啟示，以變更他們的陳舊的思維方式。例如：現代量子力學哥本哈根學派的祖師波爾，認為量子論的認識論問題，在中國哲學家老子那裡已有萌芽，他的「互補觀念」在中國也有它的先河。他認為「陰陽圖是並協原理的一個最好標誌。」美國高能物理學家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學之道》一書中指出：在20世紀關於原子與亞原子的研究已經表明，「東方世界觀的基本成份，也就是現代物理學的基本成份」。例如，中國古代哲學中的「氣」和「道」的觀念包含著現代物理學中的「場」的觀念，「道」作為虛空和混沌可以產生一切形式；「氣」就像量子場，它不只是物質的微粒性的東西，而且還以波的形式傳遞相互作用和轉化的動力學模型一致，八卦圖同強子的八重態對應，等等。即然西方科學家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之間架起橋樑，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否認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呢？「五四」時期的這種只承認古與今的對立性（排斥性）而否認它們之間的聯繫性（繼承性）的思維方式，在近年大陸出現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中，也有所表現。比如有人斷言中國傳統文化和近代科學的關係是「異體蛋白」的關係；中國只有「民本」思想，而無民主思想；中國傳統文化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難孕育出近代文明，等等。這些說法，都是難以成立的。

「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二、偏（部分文化）與全（全體文化）。所謂「傳統文化」，是一個多種層次、多種結構、多種成分的有機複合體，切不可把它視為單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就時間而言，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傳統文化，如奴隸社會的文化，封建社會的文化，資本主義的文化等等；就民族性而言，有漢族文化、滿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也有回族文化、維吾爾族文化、朝鮮族文化等等；就空間而言，有中原文化、三晉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嶺南文化等；就學派而言，有儒家文化，也有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還有其它諸子百家文化等；就文化層次而言，可分為制度文化、禮俗文化、學術文化、宗教文化、科技文化和器物文化等。如果像「五四」時期的先進人物那樣，採取以偏概全的方法，把傳統文化與儒家文化劃等號，由否定儒家文化進而否定全部傳統文化，是無法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的。他們所否定的只是傳統文化中的一部分或幾部分，並非是傳統文化的全體。只有對不同時期、不同空間、不同層次和不同性質的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的分析與綜合的研究，才能科學地揭示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徵、機制和價值。在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中，有人把儒家學派與傳統文化劃等號，進而把儒家學派與先秦孔孟之道劃等號，再進而把孔孟之道與封建主義劃等號，由此導出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結論，正是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思維方式的反映。

精華與糟粕的二重性

三、精華與糟粕。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它既有精華也有糟粕，是精華與糟粕的有機統一體；對於當代社會，它既有促進作用，也有阻礙作用。只有一分為二地評價中國傳統文化，才是合乎辯證法的，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例如儒家提倡的「信」，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道德原則，包含兩層意義：一是就統治者對被統治者而言，應「取信於民」，因為「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篇》）所以，孔子主張「道（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論語．學而篇》）二是在朋友之間亦應講「信」。儒家主張「言必信」，反對「與朋友交而不信」。（《論語．學而篇》）認為「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篇》），在封建社會裡，儒家講的「信」固然有其具體的階級內容，帶有封建性質，但是也有它的普遍價值。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許多不講信譽的現象，影響了人們的正常交往。如果我們能夠批判地吸取傳統文化中「信」的思想，對於處理現代人際關係也是大有益處的。再如儒家提倡的「孝道」，作為處理家庭中父母與子女關係的重要道德原則，也有兩重性，就它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孟子．離婁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里仁篇》）、父母在，不遠遊，游必有方。」（《論語．里仁篇》）、「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以及二十四孝圖等內容而言，自然是封建主義的精神垃圾，有礙於現代社會的發展，應該拋棄。但是就它的「養親」、「敬親」等內容而言，則是包含有合理的思想因素。儒家講的「孝道」，不僅要求子女對父母在物質生活上應盡力贍養，而且要求在精神生活上尊敬父母，使公母心情舒暢。這一合理思想，對於正確處理現代家庭關係，穩定社會秩序，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五四」時期的激進人物並不懂得這一辯證法，他們把傳統文化看成封建糟粕，而根本不承認傳統文化中含有精華與合理成分。在他們看來，傳統文化是一塊不可分割的整體，不存在精華與糟粕的二重性，要否定就必須整體否定。在胡適眼裡，中國「固有文化實在是很貧乏的」，中國所「獨有的寶貝」，無非是那些「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陳獨秀認為全部中國傳統文化「陳腐朽敗」、「妖言充塞」，「是過去的已死的東西」。所以要「覆孔孟」，「鏟倫理」，統統打倒。這種所謂「整體否定」論，不但在台灣出現過，在大陸文壇黑馬劉曉波的身上也有充分體現。劉曉波公開宣稱傳統文化是中國人的「十字架」，看不出「傳統文化有什麼值得留戀的東西」，在傳統文化中「看不到精華，只見糟粕」，「傳統文化給予我的只有絕望和幻滅。」（《選擇的批判》）這種只見糟粕，不見精華的觀點，是一種典型的形而上學思想。

存在人們腦中的傳統也有作用

四、一與多。中國傳統文化只是中國貧窮落後的一方面原因，既不是決定性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某些人們，卻把中國的貧窮與落後全歸罪於傳統文化，例如吳虞認為中國所以造成極貧極弱的局面，「皆儒教之為害也」。「家國塗炭如此，孔教之力大矣。」使人們在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前，只能「悵望神州淚滿巾，難將名理靜胡塵。」在他看來，孔教名理不過是於事無補的一紙空言。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形而上學方法，也影響了《河殤》作者。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埋伏下了一個民族和一種文化衰敗的命運」，「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了。」他們所以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就其歷史觀來說，也是由這種文化決定論引出的必然結論。他們把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原因，完全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落後。這是一種片面性的觀點。其實，中國現代化的遲緩，中國傳統文化的阻礙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是它不起決定作用。思格斯指出，「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致約．希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這就是說對現代化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經濟條件。現代化是一個全方位概念，不但要搞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現代化，而且也要搞政治的、管理的、人的觀念的現代化。所以，要想把中國現代化搞上去，必須進行全方位，特別是政治經濟模式的改革。這才是中國現代化的真正出路。只是在文化領域裡兜圈子，只是埋怨傳統文化的落後，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我們的祖先創造了他們那個時代的最輝煌的文化業績，自立於當時世界民族的前列，他們是無愧於自己的時代的。我們不能苛求於古人。如何對待祖先留下的這份珍貴遺產，如何建設現代化，是我們這些後繼者的責任。

把中學與西學絕對割裂

五、中學與西學。「五四」時期，「西學」大量輸入，造成中學與西學的衝撞。如何對待西學，是「五四」前後中國文化人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之一。不管是杜亞泉的《東方雜誌》還是陳獨秀的《新青年》，他們從不同的側面，都把中學與西學截然對立起來，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與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孔教為是，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非。新舊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新青年》第二卷第１號「通訊」）企圖使中學與西學並存，「以收新舊調和之效」，只能如緣木求魚，形同虛文。由此出發，杜亞泉取其中學而排斥西學，認為西學與「猩紅熱梅毒等之輸入無異」，「魔鬼乎！魔鬼乎！汝其速矣。」（《迷亂之現代人心》）而胡適和陳獨秀則過分地推崇西學而排斥中學。胡適認為「我們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享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陳獨秀也認為「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因為中國文化落後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的不如人。」甚至錢玄同先生還公開提出「廢除漢字」，主張以英文或法文代替之。這種把西學與中學絕對割裂開來的形而上學觀點，不但影響了60年代的台灣，也影響了80年代的大陸。台灣全盤西化論的鼓吹者李敖在中西文化論戰中指出：在文化移植上，要麼全要，要麼全不要，我們一方面要人家的胡瓜、洋蔥、蕃茄、鐘錶、眼鏡、席夢思、預備軍官制度；我們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80年代，大陸《河殤》的作者以「黃色文化」（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來代表中西兩種文化傳統，並且認為「蔚藍色文明」與「黃色文明」之間「無疑是冰炭不相容的」。中國的出路只能是「全方位的開放」即「全面地、徹底地向西學習。」我們要加速現代化的進程，學習西方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第一，這種學習並不是「全盤西化」，而是有分析的吸收。西方文化如同中國文化一樣，有精華也有糟粕。我們應當吸取精華，拋棄糟粕，真做到「洋為中用」。

胡適卻獨不解放自己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是互相影響互相補充的。例如，西方文化著力於弘揚個體價值，而中國文化則強調群體價值，中西價值觀念是有區別的。西方注重個體價值，這對於啟發個人的智慧和創造能力是有益的。但是，它容易造成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將會破壞國家和社會的凝聚力，影響國家繁榮和生存。如果我們能夠以儒家的群體價值觀念去補充、糾正西方的個體價值觀念，強調個人在必要時應為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作出犧牲，將個體價值和群體價值有機地融為一體，這將會促進現代化的建設。再如，由於西方文化提倡性解放，造成性病流行，特別是愛滋病蔓延的惡果。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1988年11月7日報導，美國一天即有未婚少女懷孕者2,753人，未婚少女墮胎者1,099人，未婚少女流產者367人，未婚少女分娩者1,287人，非婚生嬰兒2,269人，青少年染上淋病或梅毒者609人，足見性解放的惡果是何等嚴重。而中國傳統文化則反對性解放，強調遵守性道德。當性解放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生存的時候，試圖用藥物來控制愛滋病的流行，恐難湊效。如果能夠在剔除「三從四德」和「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等封建禮教的同時，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一夫一妻制的「貞節」的觀念，喚起人們在個人性生活上的社會責任感，提倡性道德，要求未婚青少年保持童貞，夫妻互相忠貞，譴責非婚行為，取締娼妓，矯治同性戀，真正做到一夫一妻，是可以控制和消滅愛滋病的。傳統性道德中的合理成分是不可拋棄的。

總之，歸結起來，我對「五四」反傳統的評估是八個字：方向正確，方法偏頗。否定前者而鼓吹復古，我不贊成。只強調正確方向而不講究科學方法，非但達不到反傳統的目的，反而會造成事與願違。正因為「五四」反傳統的方法具有形而上學性質，所以儘管「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對傳統文化進行口誅筆伐，批判之尖銳，用辭之激烈，感情之激動，可謂至矣。但是，它並沒有制服了傳統文化，反而在「五四」以後不但出現了以梁漱溟為代表的新儒家的社會思潮，而且像吳虞這樣「隻手打孔家店」的老將，也由反傳統而回歸到傳統。要不，為什麼他倡婚姻自由而又反對自己的女兒自由戀愛呢？要不，倡夫妻平等之說的吳虞，又何以沉迷酒色，玩弄妓女，撰寫「艷詩」呢？他主張家庭革命，可他自己卻是一個十足的封建家長。胡適在「五四」時期主張婦女解放，鼓吹獨立人格，卻獨不曾解放自己，他的婚姻就是吃人禮教下活生生的祭品。

中國文化的凝聚力和自我調整

在道德上，胡適提倡無後主義和父子無恩之說，但孝思卻成了他的「十字架」，他母親造就了他，也給他一個終生的「十字架」。這些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諷刺。

這是為什麼呢？我看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封閉性與開放性的雙重性格，具有正負雙重價值。把中國傳統文化完全說成是一種封閉性的文化，是不符合實際的。事實上，每當外來文化輸入中國之後，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總是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從中吸收其有用的成分，以不斷地充實和發展自己。例如，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傳統文化立足於「華夷之辨」固然有排佛的一面，但是到了南北朝時期，顏之推就在《顏氏家訓》中，依據「內外兩教、本為一體」的原則，以佛教的「五戒」來充實儒家的「五倫」。宋儒把儒家的傳統倫理政治思想與佛、道的深邃的哲理結合起來，從而建構了宋明理學這一完整的思辨哲學體系。從晚明開始，儒家學者又從西學中吸取營養，適應社會「由虛返實」的需要，由理學轉變為實學。鴉片戰爭之後，在西方文化的衝撞下，先進的中國人把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的進化論、天賦人權說、機械唯物論等結合起來，把古典哲學轉變為近代新學。正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所以它就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和自我調整的能力。它在不斷地調整過程中，適應環境，保持自己的傳統。這不是喊幾句漂亮的口號，搞一兩次政治運動，就可以輕易拋棄的。

同時，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二重性，在今天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據。中國傳統文化賴以產生的社會基礎雖然消失了，但是它作為一種傳統，在社會的許多領域內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即然中國傳統文化是精華與糟粕的統一體，那麼它的精華部分對於現代化仍有其存在的價值。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的精神、重道義、講操守、崇氣節、尚禮讓、反強暴、求真理的民族精神，在今天難道不值得我們發揚光大嗎？

救出獲得的新內容

二、除了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如何批判傳統文化的態度與方法問題。我們先從中國歷史上反佛的經驗教訓說起。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以後，中國的統治者及其文人在很長時期內用虛無主義對待佛教，採取完全排斥的態度。主張毀佛，甚至發展到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和北周武帝（建德）以行政手段毀滅佛教事件。其結果，正如隋朝大儒王通指出的：「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中說．問易第五》）這一總結是極為深刻的。對於文化問題採取行政手段，非但無濟於事，反而會「推波助瀾，縱風止燎」。所以後來的柳宗元在王通的「三教歸一」說的基礎上，提出「統合儒釋」的主張。這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方法，比韓愈的「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辦法，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宋以後的儒家，正是按照柳宗元的方法，入佛而又出佛，吸取其合理的思想，以理學批判佛教，終於使佛教由鼎盛轉入衰落。

無論歷上的反佛與「五四」的反孔，還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都一再說明：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採取虛無主義態度是反不掉它的，是制服不了它的。這是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教訓。思格斯在評論黑格爾哲學時，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正確指出：「僅僅宣佈一種哲學是錯誤的，還制服不了這種哲學。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乾脆置之不理的辦法加以消除的。必須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它，就是說，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我們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也應持這種科學的態度。

結論就是綜合創新論

「五四」運動的反傳統，是一面歷史鏡子。通過它，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三點認識：一、不論「五四」時期所面臨的文化選擇還是當時對待傳統文化所採取的形而上學態度，在現實生活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它的歷史影響。所不同的，只是當前大陸出現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由於它所處的時代和歷史環境不同，不再是一種進步的社會思潮，而是一股適應帝國主義需要的反動思潮。二、 通過對「五四」反傳統的省思，說明「全盤西化」與「否定傳統」，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一對孿生兄弟。否定傳統為全盤西化論掃清道路和準備條件，全盤西化論則為否定傳統指明方向和歸宿。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主張全盤西化論必然要否定傳統文化，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三、通過對「五四」反傳統的剖析，說明要創造中國的現代文明，不但「中國本位文化論」行不通，「全盤西化論」也行不通。歷史證明，只有從中國現實需要出發，理解、分析、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同時也要翻譯、會通、超越西方和其它外來文化，在綜合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創造我們時代的新文化。這種綜合創新論，就是我們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