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的台胞之家「台聯會」

編按：自從開放大陸探親以來，許多人前往大陸，多曾受到各地「台聯會」的熱情協助和接待，使得由台灣和海外的同胞到了大陸有賓至如歸之感。「台聯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機構﹖大陸的台灣人生活的情形又如何﹖這是存在許多人心頭的想問又不問的問題。所以，本刊特此訪問了「中華全國台胞聯誼會」總會會長林麗韞女士，為讀者介紹「台聯會」及大陸台胞的現況。林女士是「全國台聯」第一任會長並連任三屆期滿，甚得大陸台胞之擁戴。

林麗韞女士在北京全國台聯會客所。

本刊：請您談一談個人的經歷及何時到大陸好嗎﹖

答：我是台灣清水人，1933年3月22日生，在我三歲時發生了一次大地震（清水大地震），那時為1935年，房屋倒塌，當時父親在台北做事，便將母親和我們接到台北同住。小學是上永樂公學（即今永樂國小前身）；二年級時，因父親從事貿易關係，便搬到日本神戶，在冰庫縣的神戶小學唸書。

我父親有個期望，希望能在不受歧視的環境之下教育子女。（當然在日本也有某種程度的歧視，但在學校教育中最起碼不會分小學與公學）因為在台灣一般台灣人子女只能上公學而不能上小學，小學只有日本人子女才可就讀。

當我念到高女一年級時，正值太平洋戰爭結束，八．一五日本投降時，便在日本迎接抗戰勝利的日子。當年父親便將我們兄妹送到華僑學校接受中國教育，光復前台灣為日本殖民地，故台灣人不能接受中國教育。剛進學校時，國語一點都不懂，還好家中都說閩南話，現在還能用閩南語交談。直到19歲時才離開日本到大陸。

《西行漫記》感動得我放不下書

本刊：為什麼要從日本回到大陸﹖

答：我父親的民族主義思想非常濃厚，我的戶口上也叫林氏麗韞。小時候，在台灣的日本人雖然不多，但他們經常以一種盛氣凌人，及統治者姿態出現，看見中國小孩子便罵「亡國奴」、「清國奴」。我受日本小孩欺負時，我哥哥常和別人大打出手！那時小學念不到中文漢字，我父親便叫我們念三字經、百家姓來認識漢字。進華僑學校前我連ㄅㄆㄇ都不認識，老師便幫幾個同學補習。由於師資缺乏，有些便由在日本唸書的留學生兼任。

我的啟蒙老師是國內（大陸）過去的一位李老師，教中國歷史，他對祖國五四運動以後的一些情況十分清楚，並啟蒙我們去認識祖國。這裡又牽涉另外一件事，便是47年的「二．二八」，可說對於在日台灣人的一場陣痛，怎麼會變成中國人打中國人呢﹖

光復後，大家都希望在和平環境下能平撫戰爭造成的創傷，並希望經濟凋敝的情況能盡早消除，提高人民生活，但沒想到很快變成爆發內戰和二．二八起義。二．二八這件事使得我去思考為什麼出現這樣的現象﹖在日本戰後各樣書籍都能看得到，最吸引我的是斯諾的《西行漫記》，感動得我放不下書來，似久旱遇甘霖，好像找到了自己應該怎樣去尋找一個理想的生活並為這理想而獻身！

父親在「二．二八」之後，也開始參加了華僑社團活動，當時有個「民族主義復興會」，公開表態反對國民黨，對我有些啟蒙作用，由於父親傾大陸的立場，「二．二八」之後便無法回台，所以父母的骨灰仍放在日本，還等著送回老家（台灣）安葬。

我家裡的民族意識強烈，「二．二八」以後，因許多變故開始思考而啟蒙了我，由於父親的支持，使得我能夠回到大陸來。1952年，我19歲時高中畢業，那時韓戰爆發，日本跟大陸交通中斷，便經由香港回到大陸，當時是下很大的決心才回國的。在大陸舉目無親，只有父親的兩位老朋友在大陸，一位是楊春松，一位是林良材。就這樣到了大陸，硬著心腸，拋開親情的溫柔，追求自己的理想。

直到1957年，我隨紅十字會代表團回到日本，才又回到家中，這時只能在母親靈前為她燒柱香了！

1952年是坐船到香港，船名叫「山西丸」，到達時已是半夜，之後便直接進入中國大陸，當晚便住在深圳。之後在廣州住了幾天，就北上到北京留學生招待所，當時他們看我19歲，便問我要做些什麼﹖我那時回到祖國歡天喜地，便回答學習也行，工作也行。後來便考大學，由於喜歡生物，故考試都填生物系，非進生物系不可，所幸考上第一志願北大生物系。

53年夏天，父親作為乘船代表回到大陸。所謂「乘船代表」為護送花岡事件骨灰團的代表，有日方代表和華僑代表，而我父親是華僑代表，護送骨灰回來。那時我正在學校，學校叫我趕快到僑委會辦公室和父親會晤，而這次便成為我一個轉折，因為發現了北大還有一個懂日文的小女生。53年暑假，父親回去後，僑委來見我，要我到華僑接待站服務，那時正好和日方紅十字會談妥，互相遣送僑民和把抗日烈士骨灰奉送回國，正好我當華僑語言溝通的橋樑，幫助不懂國語的僑民，那時接待的大部分是台胞，我姐姐也在那時回來。

在那兒，我工作了一段時間，直到秋天。後來「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需要翻譯人員，我就被調到那邊工作。從此，為了新中國有個和平環境建設國家，離開了心愛的生物系，走向另一條道路，所以我在北大只讀了一年便休學，從此為民間交流奉獻心力。

我當了周恩來總理的秘書

本刊：我們聽說您跟周總理一起工作，請問您那一年開始跟周總理一起工作﹖工作性質為何﹖到什麼時候結束﹖

答：因對日工作的關係，1954年我有機會和周總理一起工作。那年有一青年代表團來時，我做全團陪同，那時便和周總理一起接見他們。每當有日本外賓來時，總理那裡需要翻譯時我就去，所以工作並不是經常性的。當時對外交流有懂日文的一些接待班子來接待日本朋友，我和周總理工作直到他去世為止。後來擔任中央領導同志裡，重要的會談及接見外賓等的翻譯人員。那時我為「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工作，同時也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交流充當語言的橋樑，也參加了1972年中日建交的談判工作。經常性的工作是在「保衛和平委員會」和「中日友協」，後來也被調到黨中央聯絡部，大約在70年代文革末期。

本刊：文革時期您是否有受到什麼波及﹖

答：在文革期間，我並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我一直從事外事工作，外交部曾有一段時間很亂，但是外交、外事部門是不能斷的，所以中央很重視外交人員；當時也是由周總理負責外事工作，可以說是由周總理保護下來。當時我正準備進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便被周總理留下來，中日建交在文革期間（1972年），也正值「乒乓外交」開始之際，當時由於準備建交工作前前後後很忙，所以沒參與過文革的內鬥，倖免於難。

本刊：文革結束以後，您什麼時候進入人大會﹖

答：我在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大概是1973年。我在一進入人大會就當人大常委，這人大常委是台胞的名額，當時周總理認為應該由來大陸的台灣同胞自己選出，雖然台灣還沒有跟祖國合在一起，實際上主權問題是解決了，當時大陸台胞在黨中央安排下選出代表團。

我直接對台胞服務是在81年之後，之前我仍在做有關與日本文化交流工作，78年周總理去逝後，「全國婦聯」在文化大革命時，工作停頓了11年之久後，重新召開代表大會，恢復工作，選舉新的領導結構，當時缺乏婦女工作幹部，所以就看上了我。因那年我剛出訪朝鮮回來，而被推為台灣婦女代表團團長，當時由「台盟」主持的。就這樣和婦女界掛上鉤，所以又從外事部門到「婦聯」工作，當時我在「婦聯」的國際部工作，1979年曾率領婦女代表團出訪非洲。就這樣又另一個轉折，使我有機會進入群眾中工作，覺得婦女工作需要有人做，因此決定下半輩子願為婦女獻身工作。

本刊：請問「台聯會」何時成立﹖

答：大陸在中美建交時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後，浙江為第一個成立「台聯會」的省份，接著福建、北京陸續成立，而「全國台聯」比北京台聯晚一個月成立。先由各地方推選籌備委員，起草章程、瞭解大陸台胞分佈狀況，然後擴大舉行籌備大會，在葉帥的「九條」出來前夕，開了全國性籌備大會，討論章程，分配代表名額，然後1981年12月通過章程並選出理事會。

「台聯會」為世界各地台胞服務

本刊：「台聯會」在成立之後做些什麼工作﹖

答：台胞由於在文革期間，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和迫害等，所以「台聯會」成立之後，頭一樁事，便是落實政策。

「台聯會」成立上半年，大家都知道中央的81年《三十八號文件》，專門針對落實台胞的政策，落實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件，便是平反「冤假錯案」，還有達到生活水平等等。當時中央特別關照要照顧台胞，所以台聯會為同胞服務，特別是大陸的台胞。

82年5月，在昆明開第一次「台胞聯誼會」的落實政策紀念交流會，凡成立「台聯」的省份均派代表參加。由每個人負責一部份人，瞭解政策落實了沒﹖還有什麼困難、問題，需要協助向政府反映，來為他們解決問題。

這會議開完後，我便開始往海南島、新疆跑！因為那裡的台胞離北京遠，比較照顧不到，同時冤假錯案的比率也高達百分之九十幾，更需要為他們服務，不管天氣、遠近，總要瞭解政策落實情況。

之後發現由於受到不應有的差別待遇關係，子弟也受到影響，年輕人的文化素質較低。所以建議北師大辦台籍青年大專班，以兩年為一期，總共辦了五期。經考試才可入學。然後為了高山族同胞做了三年的調查。回來後建議在民族學院辦高山班，現在還在辦。這些都是需要政府支持，因為許多都是帶薪進修，教材等花費龐大。現在工作轉入不斷的提高台胞素質，叫作「成人教育」，和各省配合來做。

老台胞則先是落實政治上的平反，如冤假錯案、不平等對待、下放農村、子弟恢復純正戶口等。這些工作開始後，落實政策進度很快，成立了三個辦公室：台胞、台屬、去台人員等。現在百分之九十都已平反了。

現在的工作轉入怎樣讓老台胞安渡晚年和返鄉探親，如返鄉探親的批准，能夠回得去的就幫他們辦手續。在廣東便設立個接待站，幫他們買機票、火車票等，讓他們一下飛機有所接應，送他們上返鄉之路。

在青年方面就是培養他們勞動技能，更新他們的知識水準，使他們在社會上能貢獻自己的力量，能跟海內外的台灣青年有所交流。

在農村的台胞則扶植他搞農副業生產，稱之「抱母雞」，即無息貸款，合同兩年。若母雞賺回來了，將母雞抱還給公家，然後再抱給另外一家困難戶，扶植生產技術，使提高收入而不靠政府救助。政府有規定，台胞要達到中等生活水平，所以為此，這一兩年搞了些調查，達到程度如何，仍在調查中。

「台聯」在大陸工作展開同時，海外即有所反應，首先為「巴西華人協會」邀請「台聯會」到巴西旅遊，為此還作了一年準備。之後還到過美國、日本等，和當地的台胞社團交流，在大陸也辦過台灣未來討論會，蕭欣義、林宗光、田弘茂等也都來過。

初期還在大陸為大陸台胞舉辦過：台胞為祖國作奉獻經驗交流會，通稱「七百人大會」。全國各地台胞對祖國建設有所貢獻的都推薦來開會，還包括一些台胞社團負責人。這些是早期的一些活動。大陸台胞聚一聚，然後跟海外台胞交流來往，當時因為無法跟島內來往，直到開放探親之後才開始來往。再來就是近兩年的情況如辦史學研討會等。

本刊：中央涉及有關台灣業務是否有什麼分工﹖如「台盟」和「台聯」﹖

答：團體跟黨派性質不同。「台盟」為一政黨，為政治組織；而「台聯會」為一群眾團體，性質較似華僑聯誼會、婦女聯誼會，並非一個嚴密的組織，所以台灣當局將「台聯會」視為一個叛亂團體是沒有道理的。「台聯會」純粹是服務團體，常幫老台胞買機票、訂旅館、返鄉服務等。民眾團體應該是起一個橋樑作溝通的角色，當民眾有困難，「台聯會」又無法解決，便由「台聯會」向政府溝通、反映。

台聯會在交流的過程中，因同樣是台胞，比較能夠瞭解彼此需要及心態，對大陸的對台政策有那些疑慮，使政府單位瞭解老百姓在想些什麼，同樣對於大陸政策不能理解，便起個溝通橋樑，讓其瞭解，包括現今經濟交流過程中，為來投資設廠的台胞穿針引線，提供經濟資訊服務等，現在更朝法律方面服務努力。

本刊：有關大陸台胞政治地位的問題，台灣方面一直很敏感這個問題，認為台胞在大陸有受到一定的歧視，實際的情形如何﹖

答：現在提供一些有關台胞在大陸的數據資料：大陸台胞有29,080人，而第一代老台胞有3,789人，較以往減少，主要為病逝或返台定居。大陸台胞在學歷上大專以上有5,962人。

從政治地位上來看，這屆人大除13名人大代表團外，還有別的省份代表亦有台胞，所以總共有25人。政協有62人，其中還分台聯小組，台盟小組。省一級的人大代表有415人，政協委員有602人。

從職業的分佈上看，在公家機關有1,962人，工人有7,621人，農民有1,919人，科技人才有655人，教育方面有961人，醫務方面有826人，文藝工作者有102人，體育工作者有96人，從事商業有726人。

「七百人大會」在83年11月舉行時，正式代表533人，43名高山族同胞。

台灣當局無理限制我們回台探親

本刊：站在台聯會的立場，對於現在台灣處理兩岸問題，尤其關於探親方面，您有何看法﹖

答：現在大陸的台胞都很迫切的想要返鄉探親，包括我在內，我94歲的姑姑，80八十多歲的叔公都還健在，還有些親戚。許多老台胞現在還被拒之門外，就是到了香港之後，拿了回鄉證，但要換證時需「自首」，這句話太傷人了。如邱寶雲為醫護工作人員，且非共產黨員，只是台盟評議委員及遼寧省台聯會副會長，這樣就被拒絕了，對一個年近古稀之齡的人，這樣未免也太不盡人情了。

從台灣到大陸的人，從來不被問那一黨那一派，在國民黨中任什麼職位，只需填表就可進大陸，中央常委、立委、國大，都可自由進出。不知何時台灣當局可以讓像我這樣的人回去，並取消這些奇怪的規定﹖

本刊：聽說有些要返鄉探親到台灣去的台胞，送行的飯也吃了，然後甚至借了錢等等，結果在香港被擋回來﹖

答：有啊！有啊！像吉林會長袁柏雄就在香港被擋，說是台聯會會長，要他自首，他不自首就跑回來了。最近又有個江西的曾政通，第一次進去了，第二次說他是台聯會的會長，本準備回去定居，結果卻被擋回來，這樣實在太捉弄老台胞了，沒有道理！台灣當局的心胸太狹窄了。

「台聯會」願做兩岸的橋樑

本刊：不久前開的「對台工作會議」上有何精神﹖

答：這次會議的精神是一貫的，即和平統一的大前提不變，不會因國際情勢變動而有所變動。中國是渴望和平的國家，不可能對自己的同胞動不動就以武力相見。不允諾放棄武力不等於放棄和平的前景，追求和平是誠心誠意的，所以台聯會願為此搭橋，為此溝通，消除疑慮，增加信任感，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台灣當局能以兩岸同胞幸福作考慮，和平解決統一問題。最近「對台工作會議」就是如此，並且更積極加了一句「願與台灣各黨各派對話」。

本刊：所謂「一個兩制」，「保證台灣五十年不變」，是否就是保證了台灣資本主義制度﹖

答：所謂「保證」是大陸不會去變它，若內部自己要變是台灣內部的事，大陸不會說統一了馬上要實行社會主義，有關於這個問題，西藏已有了前例了！人民沒有想到要改變社會制度時是不會去變的。

希望海峽兩岸能夠更好的雙向直接往來溝通，更頻繁的進行，各種交流不僅在大陸能進行也能在台灣進行。大陸與台灣之間應該作為一個國家來安排。大陸可提供資源，台灣可提供廠商好的技術和管理，彼此互補不足。

本刊：最後謝謝林會長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