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在社會主義運動中退縮

作者按：從中國現行實施來看，何新先生文章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絕不是只表示他個人的意見，就像過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類文章刊出一樣，它代表了一個時期的官方意識形態，有它一定社會和文化整合作用。所以本文的批評是以中國目前建設方向和方法為考慮的。嚴格的說，如果何文純為個人的意見，我是不能從它舉證前提之外的邏輯系統，或者說，從不同的理想層次來批評的。

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版，在1990年12月1日刊出何新先生《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一文。

有人認為何文在東歐震盪，帝國主義製造「社會主義全面失敗」的印象之後，肯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功能，也幫助一般人瞭解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在國際不公平的經濟體系中的種種困難以及中國近年來改良的辛勤和成就。在這方面何文的刊出的確是有意義的。但我認為，要突破帝國主的虛偽宣傳，贏取世人對社會主義真正的瞭解，還在於中國怎麼做好自己的建設，並促進世界經濟整體的健康發展。在今天新的國際環境中，這尤其重要。

帝國主義的宣傳不是一個偶然事件。它是在我們被許多歷史的積極因素，從冷戰不理性鬥爭的世界，突然推進入一個新時代時發生的。歷史的積極因素，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蘇聯）自己發起的制度改良的運動，要求人類和平和共存的世界整體性生產關係的成熟，以及在不公平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發展中國家要求自主發展的日漸上升意識。冷戰之後，人類期待著一個具有更高理性的國際經濟關係和安定發展的環境。但是這個世界還沒有出現新理想的領導勢力。在冷戰所製造的意識型態的曲解中，人類並不真正知道從那兒來，往那兒去。在國際新秩序建立之前，國際政治權力一時失衡的狀態下，帝國主義藉口「民主」，「正義」在福克蘭、格陵納德、尼加拉瓜、巴拿馬和中東進行了一連串的侵略。帝國主義宣傳社會主義失敗和市場經濟效能，並非關心社會主義國家中人民的幸福，只證明它沒有誠意幫助社會主義國家，在它們既有的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安全的體制上，發展更具有民主和經濟效能的制度。它希望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個天真無邪地投入它主宰的世界經濟體系。帝國主義的宣傳在東歐一些國家發生效果，蘇聯恢復了警覺。中國沒有被帝國主義乘勢利用的六．四事件擊倒，但還存在著危機。

在這個當前時代的瞭解中，讀完何文，總覺得少了些什麼，失了些什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什麼方向？什麼方法？中國要在冷戰之後的世界裡擔任什麼角色？我覺得何文反映了中國對現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迷失尚未覺察，對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新情勢中的領導作用尚無瞭解。因此何文也反映中國在東歐震盪和六．四事件之後，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退縮的心理狀態。

何文談中國經濟，看不出是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作為參考。何文的討論基本上是在西方經濟理論的形式理性中進行的，認為只要做好經濟管理的政策－－適當進行生產和市場的調節，配合靈活的金融機制，積極發展國內外的市場，中國建設便會成功。中國要建立一個什麼經濟發展的模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社會發展，倫理理性是什麼？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佔什麼導向地位？何文沒有談經濟發展是否必須伴隨政治制度的改良，但在與日本教授談論這個問題時，給人的印象是中國無需政治改良。在一個場合，何文說，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缺點，就是社會主義優點──「集中」的延伸，「集中」過了頭，就發生官僚主義，而官僚主義不是社會主義體制所特有的。如果社會主義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是以社會和人的需要作為生產的最高指導，是以人的社會理性去管理經濟的市場理性，創造全社會的人民和全人類最大的福利，社會主義建設能不發展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級的民主？社會主義建設只是善用「集中」，做好經濟調整的功能？

何文談到目前資本主義國家（即何文中所說的「發達國家」）壟斷的國際經濟制度不合理，多數發展中國家負債纍纍，已淪為資本主義大國外國經濟依附區，窮者愈窮，富者愈富，世界經濟已面臨這方面危機。何文未談怎樣使這個不公平的國際經濟制度合理。這方面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何文忽視現行世界經濟體系運作中內涵的剝削邏輯，似乎暗示只要「發達國家」「願意」讓發展中國家發展，只要不給中國製造「兩難命題」，不公平的情況就會消失。何文談論人類面臨的嚴峻問題，只有在社會主義理想下通過全球統一性經濟計劃，全面協調和協作，實現全球性的資源、勞動和財富為全人類所共有共享，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中國這方面相應的政策是什麼？如何導致這個理想的實現？事實上，在談到與日本搞經濟區，在亞洲地區發展市場時，何文是在對西方傳統「經濟合作」和「市場競爭」的十足信心下，來構想中國未來的國際經濟關係。

何文承認社會主義目前在一些國家失敗。如果這不是指帝國主義所宣傳的「失敗」，今天社會主義運動有什麼值得檢討？何文似乎認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特色就是「公有制」，方法就是「集中權力辦大事」，就是控制好市場經濟運作的機制，而社會主義對中國的功能就是「保護民族經濟不受人欺侮」。

透過何文的描述，我們看得出，今天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中，勤謹實驗，艱辛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卻喪失了它早年社會主義青春洋溢的靈氣，也沒有了那種國際社會主義20世紀以來所表現的，引導著人類向前鬥爭發展的宏偉氣魄。中國在其近年來追求更高的建設條件時──在其創造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基礎時，表現了和文革期間強調「人」的建設的，完全不同的，鐘擺現象的另一個極端。經濟發展不再是受人和社會的需要決定。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也不是經濟建設的課題。在沒有自主意識的對外開放中，中國似乎在西方的繁榮突呈乍現時感到自慚形穢，產生了時空錯亂幻真不分的認識：過去的一切都錯了，只有西方人的經濟理論才能創造神奇（必須把文革「一無是處」的否定和後來《河殤》的出現連帶起來看）。今天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只是結構上經由公有制作為最後維繫的，功能上經由計劃經濟作為最高控制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體現。而中國正被兩個無形的，不由領導人改良誠意所決定的力量，牽引著，不自覺地一步步走向當今一般發展中國家在帝國主義勢力影響下，所經驗的政治和經濟危機。這兩個無形的力量，一是市場經濟的勢力，一是官僚主義的勢力。

誠然，中國今天並沒有像東歐一些國家，相信市場經濟能帶來民主和繁榮的神話，中國可能捲入世界市場經濟勢力，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外圍經濟依附區的危機，就是因為何文所表現的沒有社會主義理想節制的經濟發展的形式理性，更具體的說，就是在於何文中所表現的，中國目前流行的技術層面的改良理性；改良需要外匯，需要先進的科技。因此，中國必須開放，必須發展市場機制。

對，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創造物質的基礎，中國需要外匯引進科技。問題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有什麼理想，要發展什麼經濟模式，要引進什麼科技，要怎樣賺外匯？建設的道德和理想決定經濟發展的模式，引進科技的程度和性質，賺取外匯的需求策略，也決定中國捲入剝削性世界經濟體系的程度。

如果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最高的道德是為了社會的需要，人的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不是為了高級消費的模仿，不是無限制的商品花色的生產和選擇，不是軍備無限擴充，那麼中國將發展一個為社會而生產的經濟模式，不是為利潤而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的經濟模式。中國將優先考慮如何解決不同個人，不同地區的貧窮，如何防止環境污染之類的問題。人民居住的條件，工業設計，城市計劃，農村結構，交通工具，能源發展，文化教育，個人創造能力的發展，閒暇人力的社會應用，這類問題，將成為中國人民時刻關心和普遍討論的經濟發展的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不需要無限制的，沒有選擇地引進國外的先進科技，科技的需求將限定在發展民生工業和防止環境污染的範圍之內，外匯的需求也不是沒有止境的。賺取外匯的方法也可以在強化民生民健工業體系內，集中資金生產國際市場所需的這類商品，與外國，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進行貿易。中國將不會在今天資本主義中心國家金融勢力主宰的市場經濟體系中，依賴性的深陷進去。

不沿著這個方向發展，只強調經濟管理的理性，利潤動機的商品生產，盲目追求高科技的引進，無節制地銷售原料，發展加工業，忽視環境污染，賺取外匯，甚至形成對貸款的依賴，中國經濟發展受市場勢力決定的危機圖像是很清楚的。

導致中國這個危機趨勢的另一個因素是官僚主義。中國官僚主義的問題不是能經由何文「過於集中」這種文字推演而一筆勾銷的。官僚主義是指一個官序體制（Bureaucracy）中，控制社會各種資源分配的各個階層的政府官員，在處理人和事的問題時（或出於自利自保的動機，或由於社會中缺少尊重「人」的文化，或由於官員們不具有分析性解釋和處理問題的能力），習慣性地用成規，法律或長官意志作藉口，忽視人和社會的需要，不積極而負責的解決問題的病態現象。中國今天嚴重的官僚主義現象有其文化和歷史的發生原因：中國兩千年來不重人的實存價值，不重分析性思想方法的道德主義傳統文化；社會中至今猶存的封建社會關係；革命之初建立的，在帝國主義圍堵下，逐漸趨於僵化的「集中」體制；貧困經濟和殘餘封建文化對社會主義教育文化建設的影響。這些原因在中國革命之後，以黨建國，黨國一體的體制中，共同地造成了中國早期的國家官僚主義。國家官僚主義就是一個國家權力由官序體系獨佔，但不能充分反應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政治勢力。這個勢力是在其自我生成的，不以社會利益為慮的文化中，經由封建社會關係聯繫和運作，壟斷一切政治和社會過程，因而形成了一個能曲解國家建設或改良政策的無形集體的政治勢力。中國「黨政分開」，「政經分離」和「老年幹部提前退休」，種種結構上的改良，以及加強道德和法律的制裁，都不能實質上限制這個國家官僚主義勢力的成長。近年來，它順著經濟改良的形勢，在引進市場機制和有限的私產制時，利用它資源分配的權力，輕易地佔據了大多數營利的企業和賺錢的機會，在中國形成了控制資金流轉運用的新的官僚主義勢力；一種資本官僚主義的勢力。這個勢力不只是影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分配，而且在科技人員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之後，加強了市場和技術理性取代社會主義建設中倫理理性的趨勢。這種危機趨勢不是中國現行的只重形式理性的「宏觀經濟規劃」所能遏止的。

文革之後的鐘擺極端助成了市場經濟勢力和官僚主義勢力相互支撐的成長，它們共同地把中國推向臣屬於世界市場經濟的危機邊緣。但是中國的危機形象不止於此。當經濟發展在這兩個控制性勢力下帶來社會的不滿和抗議，危及現有體制下安定的生產秩序時，這兩個勢力可能同時成為壓制人民的理由和力量。此時天真善良的自由主義者和存心不良的帝國主義者，會不停地威脅利誘，製造許多羞辱的事件，互相唱和著，要中國放棄社會主義。在這種壓力下，中國極可能沿著一般發展中國家的覆轍，一方面飲鴆止渴，更深地捲入世界市場經濟體系，期望經由創造一時的經濟繁榮建立統治的合法性。一方面在政治上更趨保守，更依賴鎮壓和哄騙統治手段，更忌談社會主義的民主建設。政治危機在人民長期壓抑的憤怒中不著痕跡地增長，在未來一個突然的經濟危機中爆發開來。那時候，沒有社會主義經濟和民主理想認同的中國人民，將代理帝國主義者，實現中國的「民主」革命（徹底的「市場」革命）。

這種種危機趨勢顯示，中國正迫不及待地需要發展一個在今天時代環境中，引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理想。今天在中國的社會中，人們經驗不到一個社會主義應有的人性和理想的感受。社會建設好像只是為了創造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基礎。而這個創造的活動，實際上是許多人追求私利和非分的物質需要的活動。人們至今沒有看到中國社會建設的理想藍圖。什麼是小康富裕的情境（不只是人均收入吧）？什麼是農村社會、文化、經濟建設的美景？什麼是人的物質享受和心靈自由的高度？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社會理想的認同而存在發展。美國尚有一個「科技社會」的神話理想。蔣介石也為三民主義增加了育樂兩篇補述民生社會的理想。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在過去不同的階段，還用了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實用意識型態。時過境遷中，它們變成了宗廟中的牌位。在現代的中國由於缺少一個新的實用的意識型態，社會主義的理想，一直未能和現實中的經濟建設接起頭來。

冷戰之後是一個既有危機又有希望的時代。資本主義自身的危機將加強帝國主義發展勢力。各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可能恢復冷戰前勢力範圍的競爭，但是人類共存普愛的國際社區也待成型；帝國主義不敢公然侵略，不敢世界征服；發展中國家追求自主平等的意識成熟；社會主義國家興起了改良運動，彼此間關係將牢固，海峽兩岸的經濟合作也正待形成。中國自己的經濟建設經過帝國主義六四制裁考驗後，也證明確具自恃自立的能力。這一切都是中國能為自己，為世界創造更安定更理想建設環境的條件。中國應該就當前世界情勢，依社會主義的理想，發展一個能充份實現人的價值的，人類普存普愛的，新的實用意識型態，來規劃自主的經濟發展，建立比西方更高級的民主政治，發展與各國的，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台灣之間的，具有理想性的，前瞻性的經濟合作關係。

帝國主義的勢力－－生理上追求無限累積的資本主義的擴展勢力，不會自動調整不公平的國際經濟關係的。中國具有理想的自主的經濟發展，更高級的民主建設，以及與發展中國家建立的互助互惠的經濟關係，將形成一個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和平鬥爭的新勢力。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在今天這個充滿危機和希望的新時代中應承當的角色。這個角色絕不是今天美國所能自許承擔的，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承襲「世界革命」的傳統，領導人類和平建設鬥爭，促進歷史更高發展的新氣魄。

不能把政治理想和建設改良聯繫起來是何文明顯的缺憾。

何文談四個堅持，不是論證四個堅持可以發展更高級的經濟模式，發展更高級的民主。何文說四個堅持是論證國家現實制度合法性的「法理基礎」。這不能說不對。但是用「法理基礎」支持國家制度的存在曾經常地被一般階級統治的國家用來鎮壓革命的人民，當這理說不清時，何文說反自由化的核心政治意義就是「四個堅持」，這（四個堅持）實際是鄧小平的一個發明。若沒這個發明，我看中國不是散伙，就是垮掉，聽來令人毛骨悚然。我這裡真正的憂慮是不能充份體現在經濟和民主建設中的四個堅持，將來會不會真正成為官僚主義阻止社會進步的藉口。

何文談四個堅持時避開一黨專政的問題。事實上，一黨專政在帝國主義消失之前固然有其領導理想社會建設的革命意義，如果一黨專政是為了追求無階級社會實現和國家機器消失的最高理想，它將有民主政治創造的無限幅度。東施效顰，移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中國如果在一黨專政體制下發展人民參與的機制形式，注入社會主義倫理的理性，將能建立超過目前西方只注重民主形式實際受大資本家利益決定的民主政治。這裡要指出的是中國在現行形式理性流行的經濟建設中似乎以經完全忽視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和理想的發展。（任何一個社會的制度是在人的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人類一定歷史階段中一特定社會中的制度反映了那個社會的生產關係的性質，人道的真純程度，分析性科學知識的強度。也就是說制度的性質是受人的意識－－反映一定生產關係，人道價值，和科學知識的性質的人的意識所決定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必然是不民主的，其能否創造一個比西方商業化的民主更高級的民主制度，從社會科學的觀點看，只是一個方法的問題，而且完全是可能的。「民主只有西方有」或「民主就是兩黨政治」，是帝國主義的「文革樣板戲」（當然帝國主義絕沒有文革崇高善良的用心）。幫助鼓吹這種美式樣板戲的人既不懂「民主」，「自由」，也不懂「兩黨政治」，「權力制衡」。）

何文談到開放。開放不是為了人類理想的交流和創造，不是為了促進更公平更合作的國際社區的發展，而是因為要「利用國際市場作為開拓資金的手段」。又說，這也是鄧小平提倡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策不在理想上奠基，而其理想和方法都是在最高領導人個人的「發明」和「提倡」上奠基立足，其能在社會建設中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的理性的深度和強度，也就不能不令人擔心了。

何文談到中國經濟發展過去的一些缺點，如國家計劃與生產部門脫節，忽視市場實際需求和投資的效應，高消費的引進和興建旅遊賓館的浪潮。這證明中國誠心在建設中改良。但是如果有社會主義建設理想，有些錯誤一開始就不會犯的。譬如，中國不可能會引進失業和破產機制做實驗。有些問題至今還令人擔憂，譬如，市場機制將在什麼程度上引導社會建設的投資？中國農村市場的開發具有什麼理性？

何文沒有明顯談六．四問題，但提到「去年中國險些被推到大分裂的邊緣」。像是向日本教授證明中國六．四事件處理得正確。六．四事件被帝國主義曲解利用是個事實。如果真有殺傷，帝國主義要負最大的責任。但是中國處理對了嗎？六．四學生真正反對的是官僚主義。如果現在的官僚主義具有資本官僚主義的實質，他們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學生們有什麼能耐去推動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只有理想，良心和需要。如果中國不能給他們雕塑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女神，他們只能去擁抱西方的自由女神。

從近十幾年中國歷史的發展，我們完全能理解今天中國經濟改良迷失的原因。中國以開放為特色的改良，是文革後突然出現的。文革這個期望一步登天的建設，社會主義意識的政治運動。主題正確，道德主義的方法鑄成大錯，造成災難。現在看來，文革的錯誤和災難，在中國特殊傳統文化背景中，似乎是中國歷史向前辯證演進的必經過程。

改良的勢力是在這個錯誤和災難中形成的。但也是在政治權力鬥爭中形成的，也就是說，在不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中形成的。改良的決定是出於人民和社會的要求，也是因為建立「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也摻雜了恩怨主義，報復主義的情緒。開放和引進市場機制都是倉促間的事。文革期間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識型態已不能用。社會主義的新建設理想沒有形成。引進市場機制時，對資本主義的理論和運作也沒有深度的瞭解。（所幸當時文革意識還形成制衡，否則惑於西方繁榮，境況會和東歐差不多。）社會主義的理性便和引進的機制理性對上了頭。當中國社會主義的體，不能生理地整合市場機制為用的時候，市場的勢力和形式的理性，在駕御官僚主義勢力之上的，新的「技術」領導人帶動下，領著中國「前進」。

我不同意「中國領導人有心要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變色」的說法。中國建設過程中理想和改良脫節的原因，現在看來已很清楚。六．四事件之後，一批被帝國主義國家護送出來的，在西方組織民運的中國社會科學家，竟然能智力上毫不遲疑地採信西方50年代的反共理論，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他們當年為中國制定改良政策時的顧問，據說包括了編製《河殤》的一位香港政治教授。何新先生自己也在文中承認，他在十年前，也曾相信過「市場自由經濟具有優越性的神話。」

中國未來建設的問題，還是社會主義理想如何生理整合西方經濟機制，甚至民主機制的問題。成功的生理整合必須首先發展一個在今天新的時代環境中，能引導實踐社會主義新理想－－一個新的實踐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用意識型態。也必須加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人民，尤其是工人農人管理經濟的能力。

最後我再說明，這篇評論是借何文討論問題提出建議。對何新先生個人不很公平。何新先生學術修養頗深。如果他和中國更多的有良心，有學養的社會科學家，能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人士，多進行交流必能創造建設中國的更高的理想，幫助中國政治領導人從事建設。但是何新先生這篇文章，標榜中國建設改良的成就之餘，不求政治改良，對國際情勢和社會主義國家新的歷史角色，沒有積極的瞭解，的確給人強烈的印象，中國正在社會主義運動中保守退縮；中國好像是被帝國主義乘火打劫，挨了六． 四一記悶棍之後，在西方一片「資本主義勝利了」的哄笑聲中，勉強抬起頭來，對逞兇者說：看，我沒有倒下去吧，這證明我做的一切都沒有錯。我今天還是堅持開放，但咱們大家都應自掃門前雪，別管他人家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