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七屆人大四次會議之評析

中共全國人大第七屆四次會議，於3月25日至4月9日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重點有二，第一是完成了「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的審核，第二是通過國務院內部的局部改組，建立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江李體制」。另外會議中引人注意的是，李鵬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對國統綱領做了回應。這是自國統綱領公佈以來，中共官方最正式也是層次最高的一次回應，值得大家重視。以下就針對這三方面加以評析。

改革開放政策暫獲優勢

按中共曾經在去年12月25日召開的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中通過了「十年規劃與八五計劃」的經濟方案，而這次在七屆人大四次會議中加以審查通過，主要是賦予法律上的合法地位。

綜觀目前中共通過的十年規劃與八五計劃，主要是做為指導90年代的經濟工作的綱領。然而就其中內容分析，是既有改革派所堅持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主張，又有保守派所強調的加強宏觀調控的「治理」與「整頓」的觀點，因此是一種妥協下的產品。

就實際發展觀察，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在李鵬強力主張之下，治理與整頓一時成為中共經濟的主要政策，但是由於治理整頓不但無法解決日益困難的經濟局面，而且更使中共在國際上的形象受損，因此，走改革與開放的呼聲就愈來愈大。因此，儘管「改革開放」與「治理整頓」這兩條經濟路線仍處於拉鋸戰，但是就這次人大會議對李鵬政府工作報告所做的若干修訂，以及在國務院的人事局部改組所呈現的跡象來看，有關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主張已逐漸取得優勢。

不過，從過去中共經濟發展的演變來看，中共經濟政策上一直是處於「一緊一鬆」的循環狀態。由於中共經濟經常是「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情況，因此，如果這一波經濟改革的優勢不能夠解決「一放就亂」的危機，則目前改革開放的優勢未必就能長久，而最可能的轉變就是在發生又一次的經濟或政治上的重大危機之後。

江李集體領導體制初步形成

這次會議最引人注意的焦點，還是在人事上的調整，鄒家華與朱鎔基分別提名並當選為副總理，錢其琛為國務委員仍兼外交部長。

李鵬在會後的記者會中表示，自1989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起，就建立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領導機體」，經過二年的工作，這個核心已經形成。他並且表示，他是國家集體領導的一員，協助江澤民處理國家事務。他個人的總理職位仍將繼續擔任下去。

李鵬的談話顯示，基於「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基於團結和諧的需要，中共目前盡量維持政權的基本安定，因此李鵬以公開尊崇江澤民為領導核心的方式，來維持他個人的權力地位，也使得中共高層的權力出現新的妥協與平衡，初步形成了「江李體制」。

這個江李體制的共同基礎是建立對六四事件的共同立場與態度上。就李鵬而言，他藉著六四事件進行黨內權力鬥爭，一方面使趙紫陽出局，並鞏固擴大了自己的勢力；在江澤民而言，他是因為六四事件而得以從地方領導人而一躍成為黨中央的領導人。因此，儘管江李之間有衝突矛盾，但是在權力的取得上卻有共同的來源，因此，經過二年的相互磨擦之後，雙方瞭解到與其進行互相的權力鬥爭，還不如做「權力大餅的分配」，這樣才能共同享有既得的權力。

在人事的具體調整上，鄒家華，朱鎔基與錢其琛的任命，具有以下的特殊意義：

首先這三人基本上都具有相當的文化水平，有自己的專業領域，在過去期間長期負責一些重要的部門或地方上的建設工作，基本上是屬於技術官僚的幹部。因此這三人的任命可以看出未來中共在權力轉移中會更走向專業化的取向。

其次，這三人基本上都比較傾向於改革與開放，他們過去的工作經驗都與這種政策有關。鄒家華是負責中共的計劃經濟的規劃；朱鎔基是擔任上海市市長有豐富的經濟改革實務經驗，他更是上海浦東經濟開發的主要推動者；錢其琛負責中共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推動。這些現象顯示，中共未來在改革與開放上將更邁進。其中尤其是朱鎔基的調升有特殊意義。因為他是來自上海，與江澤民關係密切，又堅決的主張改革開放，因此他進入國務院，一來可做為江澤民的支持，二者可對李鵬形成牽制，因此一般視為是自六四事件後中共上層領導階層的一次重大的政治生態的轉變，也是改革派的重大斬獲。

不過，李鵬在提名這三人時特別強調他們在八九民運期間都旗幟鮮明的支持黨中央的一系列決定。這可看做是中共基於對政權的維護，乃以政治思想的堅定與否，尤其是對六四事件的態度做為提升領導人的重要條件，另外也可看出，改革勢力必須以支持黨在六四時候的立場才能進入領導層取得權力，就此而言，儘管保守派與改革派間有政策的差別，但在維護政權利益上雙方是一致的，也在這個因素下雙方取得了妥協。

李鵬對國統綱領回應尚待觀察

本次人大會議另一個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就是李鵬對國統綱領做了正式的回應。

李鵬的回應中，可說是有褒有貶。李鵬對我們政府最近時期以來一連串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作為表示肯定。不過，在其他方面，特別是對兩岸的三通及談判等問題，還是有不少批評。其實，要求或期望中共全面肯定及接受國統綱領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共的反應是正常的反應。

至於李鵬的回應中，比較引人興趣的，是他表示，可以先單方面就兩岸關係中的重要問題，甚至是台灣當局關心的問題先來談判解決。這與以往一再強調先進行「國家統一談判」的觀點是有些不同。

從李鵬的談話看出，中共可能已認識到目前並沒有立刻進行國家統一談判的主客觀條件，而且也不是恰當的時機，因此這方面不特別強調，而轉而先就兩岸中較具現實性的問題來討論，這是比較符合兩岸人民共同利益也是較務實的說法。

不過，既然李鵬表示，願意先就台灣當局關心的問題進行談判，就應該更多的從台灣同胞的立場與處境來加以設想，應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落實。

在兩岸關係中，台灣當局與同胞最關心的就是「台灣的安全」與「國際發展的空間」的問題。在這兩個問題上，至今看不出中共有任何轉變的可能。中共還是一再強調「不放棄武力犯台」，同時在國際上還是不斷的壓制台灣，對彈性外交持全面否定的態度。這種做法使得兩岸關係很難突破。尤其是李鵬在口頭報告中刪除了「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文字，這使兩岸關係仍陷入僵局。

我們以為，中共既然自認為在兩岸關係上是居於比較優勢的地位，就應該主動積極的先做出更具體更實際的善意。意即，中共事實上有能力先在某些地方做妥協讓步，中共不能不瞭解台灣因為資源有限因此必須小心謹慎。中共如果一定要求台灣方面先有某些善意才做出回應，這種思考恐怕不易改善目前的兩岸關係。這點將有待中共當局做出最有智慧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