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感情與中國前途問題

3月中旬曾經參加了《海峽評論》社所舉辦的關於中國前途問題的一場討論會。會中談到了民族主義這樣的一種關懷，適不適合在20世紀末的今日，放進中國前途問題中作為一個重點看待。由於討論會時間有限，無法對所有問題作太過詳細的論辯，因此不揣鄙陋，借《海峽評論》一角再續蛇足。

其實那一天會提到民族主義這個問題，主要仍是從顏元叔先生與龔鵬程先生的爭論談起的。龔先生的文章稱顏先生「充滿民族感情」，而顏先生所回應的《憶長江》中也不時出現「讓我們帶著同胞之同情」、「中國之強大……」等字眼，想來顏先生必然不反對別人稱他是個民族主義者。（編按：「民族主義」、「民族感情」、「國家主義」是不盡相同之概念，本文未加區別而混淆之。）筆者所關心的是：討論中國的未來問題的時候，民族主義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或者說，其比重應該要有多少﹖顏先生顯然是懷抱強烈的民族情感的，他說只要中國能強大，別人將他罵作糞中蛆亦無所謂。想來顏先生可能不會反對如下這樣的命題：「只要中國能強大，海內外12億中國人犧牲一點不算什麼」。

我想顏先生心裡的「21世紀中國問題」很顯然可以等同於「追求中國之強大」這樣的標題。

無疑的這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的熱切期望，在整個國族強大的神聖光圈下，渺小的個人得到庇護與榮耀。對從19世紀中葉以來民族心理即一再受傷的中國人來說，這樣的熱望當然是正常的、可解釋的。何況民族情感這樣東西本來就是舉世皆然，無可厚非；君不見，越戰之後皮肉小傷的大美利堅民族自尊心，竟是這麼赤裸裸地從波斯灣中得到補償﹖

可是就從這個例子，我們也似乎看到了民族主義的劣根性：一個民族之能證明其強大，往往評斷的標準就在於它的拳頭比別人大，尤其是比不聽它話的鄰居大。1950年中共介入韓戰，與美國鬥了個旗鼓相當，結果前國民政府上將宋希濂在回憶錄中說他「受到很大的鼓舞，覺得做為一個中國人從此可以挺直腰板了」。1970年代越共與中共翻了臉，中共出兵修理小老弟，是不是也在於證明自己「老大哥」的地位﹖看來不論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是剝削者或是被剝削者，民族主義都是好用不過的，它可以用來團結鞏固內部，箭頭朝外，其代價是打壓內部一切不同的聲音。孫中山先生在七十年前宣揚他所獨創的民族主義，要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尋求各自的和平進步。在七十年後的世界權力角逐場中看來，顯然是神話。

狂熱的民族主義常常也是暴力崇拜者、戰爭販子。常常，並不是絕對，但這已夠令人寒心了。當然，民族主義的暴力不只對外，它也同時是對內的。最近讀到一篇美國學者John Fitzgerald所寫的文章，討論1923至1926期間，國民黨與共產黨如何來整合地方勢力。兩黨的口號都是民族主義，兩黨的目的都在收編地方（當時是廣東），然而國民黨以「國家」的招牌行赤裸裸的打壓，而中共以階級鬥爭作暗渡陳倉的馴服（文見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卷49，2期）故事的最後是誰勝誰敗、誰王誰寇，此處不打算去關心。我只對民族主義在中國現代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抬舉出來打壓內部分歧，覺得警惕。而權力的角逐場上不論勝者、敗者，皆振振有辭地宣稱自己是為了「中國的強大」。顯然「中國的強大」這五個字，在中國現代史上扮演著多吃重的角色。60年代曾有Chalmer A. Johnson這樣一個人，寫了一本《農民民族主義與共黨權力》這樣的書，詳盡地證明了中共之所以能拿下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幫了它多大的忙。然而我一直不懂，為了民族主義這塊巨大的招牌，中國究竟為它付出了什麼﹖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還是天安門的血跡﹖

當然，民族主義在其楚楚動人的容貌下是無罪的，民族情感也或許真的是一切人類的第二天性，然而就是因為它如此管用，幾乎沒有一個當權者不會拿它出來耍弄。我不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眾位看官說，民族主義有沒有罪過﹖

所以話說回來，今天要談21世紀的中國前途，談海峽兩岸的未來，談中國人的歸屬，是不是可以多在實際的經濟、政治、教育、社會、環保……等等問題上來談，談談怎麼樣可以餵飽11億人，怎樣才可以讓在「中國」生活著的人有好日子過，以及怎樣培養一個尊重人的社會；而不是隨時捧著一個民族主義的大棒子，一言不合便「當頭棒喝」－－如果真是這樣，那才真是眾生的悲哀。「11億人的富足」，並不等同於「中國的強大」，似乎一切想要討論中國前途問題的人，都該有個這樣的認識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