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與國際分工

中國過去11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已有些成果，但也有一些失敗。如何探討和面對這段期間的真正問題並指出將來可行的解決是何新的文章引起廣泛注意和討論的原因。但何文對國際市場天真的看法和對官僚主義嚴重的忽視，卻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問題和解決引入了迷途。對今日中國經濟所發生的困局，他的分析有許多是錯誤的。他所提出的以出口為主的經濟發展策略對中國未來，可能造成更大的困境和危機。我希望利用這次機會，集中在一、兩個問題上參加討論。

何新先生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生產力過剩，市場太小，所以中國必須積極進入國際市場。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國今天進入所謂的國際市場是什麼情狀，有什麼後果，能不能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

在談到進入國際市場時，何新和一般的中國官員們，如果不是概念上把「進入國際市場」和「進入國際分工」錯誤地混同起來，至少對中國未來可能被兼併入「國際分工」體系內的危機，尚無較深的瞭解。

國際社區互通有無是自然發生的狀態，一個國家參加國際市場也是一個自然的需要。中國在過去，包括文革期間，除了被帝國主義圍堵，不能充分進入國際市場之外，一直是參加國際市場活動的。何文說，中國過去不要進入國際市場是不對的。文革期間，中國曾強調過基於平等互惠互通有無的原則進入國際市場。當時中國所反對的，只是不要進入為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中心國家所壟斷的國際經濟市場體系，不要成為其國際分工的一員。

二者不同的是，在平等互惠的國際市場中，中國可以自由地實驗其社會主義的理想。國際貿易不會導致成要求中國改變現有文化和制度的精神和面貌。進入國際分工則不然。中國必須依資本主義大國所需要的消費形態生產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必須納入他們的生產關係，必須改變投資和生產資源分配的方向，改變自己的經濟和社會的基礎結構。

當然，如果進入國際分工體系後的改變，對國家好，也就沒有話說。問題是，你進入那個分工體系後，你便在那個進入的階梯上定位。你進入時是原料供應國，便很難成為成品製造國，你進入時是窮國，便永遠處於經濟被剝削的地位。以中國今天的生產力來說，中國今天進入國際分工的階梯是屬於勞力密集的農產品、初級原料品，初級加工品那一層的。也就是與泰國、菲律賓、印尼、印度、錫蘭等國同一層的階梯，比台灣還低一級。台灣今天掙扎著想升級，歷盡艱苦，都未能突破。

在現行國際經濟體系中，在經濟發展方面，第三世界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有不能妥協的對抗性的一面。中國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這個發展的矛盾可以被經濟以外的因素，如人情關係、地緣利害、文化接近這類因素沖淡。中國一番虛心和氣進入資本主義國際市場，最後的結局不可能是大團圓，送做堆。何新用中國之大、資源之豐、文化之近、勞工之廉為理由，要說服日本人一起合作搞東亞經濟區，顯然不知道在日本人眼中，中國是在什麼分工階梯的層次。沒有想到日本人為什麼要特別提拔中國大陸和泰國、印尼甚至台灣競爭。

中國自1979年以來從發展加工特區到「國際經濟大循環」，大（引）進大出（口）的政策，客觀地從經濟運作勢力來說，基本上是放棄了以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為慮的生產。是在不自覺中以國際市場需要決定生產，投入了資本主義國際市場分工體系。因為所謂「國際經濟大循環」是把中國的生產、商品、貨幣的資本循環線，從國內延伸到國外市場。這是一個龐大的、擴張的、內外結合在一起的經濟循環線。在此循環線中，中國的生產關係、生產模式，將如同今天的台灣一樣，由國外的市場需求所決定，而不能由國內的需要來決定。事實上，中國近十年來，有關資源、投資、產品形態、經濟基礎結構的策略和建設優先的設定，都在逐步隨著國際市場的需要在變動。譬如，歷年來中國沿海特區的投資遠超過農村基本建設和文化和教育發展的經費。

何新批評了大循環政策一些技術上的錯誤，譬如生產和市場的調節的錯誤。但是，他所主張的基本上仍舊是國際大循環和大進大出的政策。如果有什麼不同，就是在趙紫陽的理論中加進了民族主義的保護色。當然，這對民族經濟並無真正的保護功能。這顯示中國還未在六．四事件中汲取到任何教訓。

何新建議發展海外市場，是基於一個天真樂觀的幻想「出口是無限的」。事實上，從中國微弱的生產條件，不具備充分的外銷經濟的基礎結構。從支持商業競爭的金融條件的情況來看，中國能接近的世界市場是有限制的。不只有限制，而且有風險。加上近十年來發達國家保護主義的抬頭，此後更是困難重重。加入國際分工必須靠豐富的經驗和龐大的資本，來支持產品和市場的開發，市場的風險才會相對的減少。但中國的經驗和資本都差得太遠。

中國這幾年來一直標榜四小龍的路。中國卻不知道外貿經濟這條路，即使中國有台灣同樣的條件和環境，中國也是走不得的。台灣人口少，可以犧牲農業，靠外銷吃飯。中國十億人口，全世界的糧食出口的總和都養不活中國人。

何新對中國於1966-1976期間「錯過了」亞太地區的經濟「十年黃金時機」感到痛心疾首。他認為當時中國如能抓住機會，積極進入國際分工，今天可能比之日本、四小龍還更「騰飛起來」。姑不論這時期的越戰因素以及這些地區當時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上較之中國大陸有更優厚的條件去創造扮演國際分工的角色，單從經濟成長來看，中國比之台灣相差不多。這裡引幾個有趣的統計來說明：

．1950-1979年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4.5%。〔註1〕

．中國文革期間，1966-1976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率是6.7%。〔如果除去文革始初兩年混亂期間的負增長率，那麼年均增長率是9.5%〕〔註2〕

．台灣相應期間（1966-1976）的經濟成長率年平均年增長率9.7%。〔註3〕

．中國體制改革期間（1979-1990）的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5%〔主要增長是在商業、建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內、外債是被算入財政收入。〕〔註4〕

雖然中國文革改造社會文化過激的方法，破壞了短期經濟建設的合理秩序。上面關於文革的統計仍舊說明，不同於市場經濟的選擇不是不值得試驗的。文革期間生產增長率不比資本主義差，事實上文革期間許多生產都名列世界前矛。其4%〔註5〕農業年成長率也超過資本主義世界的農業生產。文革或更早期的建設雖然偏重重工業，相對地降低民生輕工業的生產。但這卻為中國建設基金的累積和長期基本建設打下了基礎。中國近十年經濟能有一些表現，還是靠文革創造的老本。相反地，在基礎建設方面，由於近十年來著重發展外貿、加強消費性輕工業，反而農機、農田水利、教育等的發展都被忽視了，國家基本建設的支出，年年迅速下降，甚致出現絕對量負增長的現象。

何新所謂的發展海外市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不是一條中國應該走的路。事實上，中國過去十年的經濟發展已經形成了對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體系的依賴，因此也越來越受制於人。中國自1979年至今外債已達600億美元以上。這還不包括地方政府和私人的外債，不包括外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這些債務已不是目前中國外貿利潤每年能連本帶利償還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外債是自1979年以來，特別是1986年後每年成倍借貸的。而還債的時間安排在1991和1992年間到達高峰。中國進一步捲入市場經濟和國際債務陷阱似乎已經是一個難以避免的趨勢。中國想要政治上不聽命於人，大概已經是非常困難了。

當然，社會主義國家試驗市場機制作為建設的補充，是一個新事物。中國這方面實驗已有不少創新。走這條開放的道路，中國未來繼續的實驗，其最後的成功，有賴於如何體現社會主義建設的理想，以及如何建立與第三世界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也就是建立所謂的「南南」的經濟合作。和日本搞東亞經濟區是萬萬搞不得，那將落入日本新的東亞共榮圈的圈套。

何新要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理由是因為他認為中國生產力過剩、庫存產品過多。何新這個看法不只是病急亂投醫，也是把病態當做了健康狀態，反而不知病在那裡了。

以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宏偉的目標來衡量，中國現在生產力絕不會過多的。何新是單從市場經濟運作的層面來看。但他看到的生產力是今天中國經濟制度中的折射現象，他未看出生產力「過多」的原因。生產力過多可能是指勞動力過多，生產資料未充分應用，或產品過剩。如果是指太多勞動力，這是因為中國自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缺少有效的吸收農村閒置勞動力的政策，以及放棄了按勞分配而採取按資分配的原則所造成的結果。如果生產力過多是指過剩的機器或生產資料沒有充分使用，那麼這是中國進入市場經濟過渡階段所形成的一個失序現象。這是說，中國今天用於生產外銷商品的機器，根據198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結果，80年代出廠的占39%，文革期間出廠的佔43%以上，文革或更早期間出廠的機器不是為生產外銷產品而製造的〔註6〕。因此，這些機器不能投入外銷商品的生產乃是必然的。這個生產力「過多」的現象是中國實行外銷經濟造成的，怎麼倒成了一個中國要積極進入國際市場的理由﹖如果我們所瞭解的生產力「過多」的現象，對中國的外銷實在幫不上忙，那麼中國有多少錢能引進製造外銷商品的新機器﹖

至於「庫存過多」、產品過剩，這個問題不是何新所說的「供大於求」那麼簡單，中國近幾年來的國民儲蓄都是增加的。這說明中國社會並非沒有購買力。倉庫的積存事實上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危機因素－－官僚主義所造成的結果。

從現象上看，庫存過多，是由於僵化的價格制度所造成的。這是說，工廠和企業沒有隨著社會需要和生產狀態的變化，機動的調節價格以減少庫存的壓力。相反的，在商品較充裕必須減價傾銷的時候，他們情願把商品積壓在倉庫裡，免得損失利益，在自負盈虧的法律下被迫破產，停產或轉產。

這個現象所以說是官僚主義造成的，是因為中國在經濟改革中實行財政分灶，地方分權之後，地方政府經由許多私人關係實際上擁有大部份的地方企業。地方政府實際上成為企業主，同時又是企業的監督人。地方官僚負盈不負虧，不願自己的企業在自負盈虧中受損或轉業，因此積壓庫存等待外銷。這時倒霉的當然是國家。庫存過多事實上是過去十年來分灶吃飯，地方包幹這些政策所產生的以及加強的，官僚主義所造成的。

總的來說，何新是避開了中國十年來外貿導向的經濟建設的失誤，避開了官僚主義的危害，而把中國的經濟問題簡單地認為是「供求問題」，錯誤地認為必須發展國外市場，加入國際分工才能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

我必須指出中國的官僚主義同時也是其他許多經濟危機的原因。由於地方政府同時是企業的主人和監督人，地方企業的投資選擇，利潤分配，擴大再生產（再投資）都控制在地方官僚手中。他們可以監守自盜，可以在企業利潤申報，利改稅申報，和上繳分成方面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考慮，來弄虛作假。中央的微觀和宏觀控制這時候都完全失效。這種地方勢力坐大，諸侯式的經濟，就是近年來造成中央國庫日漸虛竭之因。

官僚主義也是形成通貨膨脹的間接原因。官僚主義實際上控制了中央和地方資金流通的過程，形成不合理的投資、再投資和層層壘壘的中間剝削。譬如國家給農村的低利貸款，經由地方政府特權分配之後，不是用來提高農業生產的建設，而是用來做生意，或搞運輸、服務業等營利性非農業的投機。這都影響到長期農產品的生產和價格。中國近年來引進高級消費品和浪費性的消費形態，以及花費了許多血汗外匯，卻不能提高生產，都和官僚主義有關。中國訪外人員返國可以免稅攜帶洋貨十大件，華而不實，不重使用地購買外國設備的浪潮，都可見一般。當然，我們不會忘記前面說過的官僚主義負盈不負虧的影響。國有制的企業為了創造自負盈虧的業績，強行地提高國產的肥料、農藥、膠紙和機械等價格。農產品的價格也就被迫上漲。各種物價也跟著上漲，引起全面的惡性通貨膨漲。事實上，中國進出口的增長速度是太快而不是太慢。1987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是1978年的三倍以上，遠超過工農業生產和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這又是近年來中國通貨膨脹的遠因之一。

當然目前許多經濟的問題和危機，不只是技術上的調整所能解決的。這是過去11年來所試驗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策略產生的結構性問題。隨著不同的策略，國家計劃對資源的分配，在部門之間地區投資的優先和著重點、外匯和外債的運用以及信貸補貼，都會有不同的政策和作法。大力開展外銷加入國際分工的策略，以中國的具體條件看來，必然捨棄過去累積的形態，大量發展以外需為主的消費品生產。如何建立和調整適度的內需和外需平衡的社會主義經濟策略，走出目前的困境，有待總結經驗，廣納眾智，以便共同尋求一個中國經濟改革的再出發。

註解：

〔註1〕見弗雷德里克．L．普瑞爾：《東西方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指南》中譯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78頁。又：包括中國、蘇聯、東歐等八個計劃體制國與美、英、加、日等16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數據，文革期間前者約5.1%高於後者的4.1%。
〔註2〕〔註5〕1966-1976年均增長率是根據《1987年中國統計年鑒》英文版，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測算的。
〔註3〕根據《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1986年5月號的資料測算。
〔註4〕1979-1990年的增長率是根據下面資料測算：1979-1988年的數據是引用王夢奎：《通貨膨脹的成因和對策》1989，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78頁。1989-1990根據1990年9月9日《經濟日報》，1989年為3.9%，1990年1-8月為2.6%。
〔註6〕根據1990年12月《經濟研究》的鍾朋榮：《資源閒置與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