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五四」與「反傳統」的一點反思

激進分子的共同心態

提起「五四」，人們常常把它與反傳統聯繫起來。贊成「五四」的人說，「五四」精神就是反傳統，紀念「五四」，要更徹底地反傳統；反對「五四」的人則說，「五四」反傳統，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層，所以應該受到反對和否定。

情況究竟怎樣呢？

其實，「五四」時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當時批判綱常名教，倡導民主、科學，本意並不是徹底地反傳統。如陳獨秀就明確聲明，「本志詆孔，以為宗法社會之道德，不適於現代生活，未嘗過此以立論也。」（《答佩劍青年》）他所反對的，是為那種「別尊卑明貴賤制度」服務的綱常名教，而不是儒家學說的全體更非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體。他說：「就歷史上評論中國之文明，固屬世界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儒學又屬中國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謂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不過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體。此種過去之事實，無論何人，均難加以否定也。」（《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陳獨秀也肯定了在儒學思想中有著世界通用的普遍性的內容，肯定了在新文化建設中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孔教都有其一定的地位。他說：「記者之非孔」非謂其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過謂此等道德名詞，乃世界普通實踐道德，不認為孔教自矜獨有者耳。（《答〈新青年〉愛讀者》）又說：「若夫廢棄孔教，將何以代之，則國民教育尚焉。中外學說眾矣，何者無益於吾群？即孔教亦非絕無可取之點，唯亦可以其倫理學說統一中國人心耳。」（《答俞頌華》）而且他還說：「士若私淑孔子，在身行己，忠恕有恥，罔不失為一鄉之善士，記者敢不敬其為人？」（《答〈新青年〉愛讀者》）

的確，陳獨秀等人是曾經發表過一些極端的、激烈的反對傳統文化的言辭。對於這種言辭，我想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當時的環境，辛亥以後守舊頑固勢力利用傳統的綱常名教進行復辟帝制的活動的事實，迫使人們採取一種激烈的態度。可以看出，反傳統的言辭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對於錢玄同先生廢漢文的主張，陳獨秀有過一段評論：「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我以為只有這一個理由可以反對錢先生）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認論，像錢先生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仁多半是不大贊成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這裡反映出一種理智與情感的矛盾。理智上清楚地認識到漢字不可廢，情感上卻因為憤極了而提出了廢漢文的主張。對於這種主張，陳獨秀也是在理智上指出其不可行，而在情感上則抱著理解和同情的態度。可以說，這段話反映出了「五四」時期激進分子的共同心態。

反傳統、文革與《河殤》

另一方面，從主觀認識來說，對文化的民族性的忽視，也是導致一些過激言辭的原因。陳獨秀曾經說：「人類文化是整個的，只有時間上進化遲速，沒有空間上地域異同（許多人所論列的中國、印度、歐洲文化的異同，多半是民族性之異同，不盡是文化之異同）。」（《精神生活　東方文化》）這就把民族性的異同與文化的異同完全隔裂了，否認了文化的民族性。正是從這樣的認識出發，他不把中國傳統美德看作中國文化的優秀部分，而只把它看作「世界普通實踐道德」，因而也就忽視了對傳統文化中優秀部分的繼承，認為那只是捨近求遠，「披沙求金」。

這兩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五四」時期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的片面性，強調了綱常名教與近代社會民主、科學的不相容（這一點是對的），忽略了民族文化的繼承性和連續性；強調了批判，忽略了繼承。這在當時或許是難以避免的，但它畢竟是一個缺點；它對後世的影響更是不可忽視的。

遺憾的是，對於「五四」的這一個缺點和消極的方面，雖然早已有人明確指出來了，卻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不少人把「五四」的精神理解成徹底的反傳統而加以提倡，使得反傳統的思潮發展起來。這種思潮發展的頂點和集中的表現，就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和前幾年以《河殤》為代表的全盤西化的浪潮。「文化大革命」和前幾年的全盤西化浪潮，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問題，二者的性質，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但從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來說，卻是一致的，他們激烈地主張徹底否定傳統文化，並且都以「五四」為自己的旗幟。實際上，他們只是繼承、發展了「五四」的消極方面，卻背離了「五四」的真精神。「五四」反對綱常名教，是為了倡導科學、民主；「文化大革命」反傳統的實際後果，卻是迷信、專制的抬頭，「五四」新文化運動直接為接著而來的愛國民主運動做了準備；現在打著「五四」旗號鼓吹全盤西化的人中間，卻有人公開主張中國再當三百年殖民地！所以，它們是「五四」消極方面的繼承和發展，又是「五四」積極方面的反動。

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

儘管有「五四」對待傳統文化的片面性和以後反傳統思潮的存在和發展，中國文化的發展卻還是走著自己的路，並沒有發生真正的斷層。如果冷靜地審視「五四」以來思想文化的發展，就可以發現，在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隨著社會的變革而發生深刻變化的同時，傳統的文化精神並沒有泯滅。相反，它存在著、發展著，並且在發展中獲得了新的內容，融合到時代精神中去，成為新的時代精神的一部分。五四愛國運動之始，消息傳到清華園所激起的第一個反應，是聞一多在當夜貼出的一張揭帖，上面抄錄了岳飛的《滿江紅》詞。抗日名將吉鴻昌在他的就義詩中寫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老舍的名著《四世同堂》，引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來表達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浩然正氣。著名的文學家、教授朱自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救濟糧。近代以來的無數志士仁人，為了民族的生存、獨立解放，前仆後繼，表現出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氣節。從這裡可以深深感受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偉大力量。人們的道德觀念、理想追求已經與古人有了根本的不同，中國傳統文化重視道德價值，重視氣節，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為民族、為正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惜「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浩然正氣，卻活在人們心中，並且昇華到了新的高度，得到了發揚、光大。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存在和發展，成為中國人民反抗列強侵略壓迫，爭取民族生存和解放的偉大的力量源泉。

「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問題。1939年，劉少奇發表了他的名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一部重要著作。這本書是專講共產黨員思想修養的，但讀這本書就會清楚地感到，全書也滲透著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只說著重提出思想修養問題這一點，就已經鮮明地表現出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何況《修養》一書在講到共產黨員思想意識修養的內容、要求、方法等等的時候，還大量引用了孔、孟及儒家經典的言論，如「人皆可以為堯舜」、「吾日三省吾身」、「慎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等等，近二十處之多。當然，對於所有這些，《修養》都已經做了新的解釋，賦予了它們以新的內容，但不能否認，《修養》引用這些，確實是對傳統文化精神的繼承。在這些方面，《修養》不是脫離中國文化發展的傳統的，它是中國文化精神在新時代、新條件下的新表現。

文化必須不斷自我更新

《修養》所表現出的這種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相結合的趨向，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同一時期毛澤東發表的《紀念白求恩》（1939年12月）和《為人民服務》（1944年9月）也都表現出相同的趨向。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又體現了傳統的文化精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這種趨向，雖然也受到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種種干擾、歪曲，卻是在發展著，代表了發展的方向。

總之，傳統文化沒有泯滅，也不會泯滅。不過，傳統文化又在經歷著深刻的變化，正如世界上一切民族在進入近代時所經歷的那樣。只有經過這樣的變革，傳統文化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傳統在延續著、發展著，但不是沒有變化的平靜地發展，而是在不斷的變革中，不斷的自我更新中延續、發展。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五四」在總結了1880年以來中國走向近代化的經驗教訓以後，提出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這是它積極的方面。但在這樣做的時候，卻忽略了傳統文化延續、發展的這一面，發生了否定一切的片面性，這是它的消極的一面。我們應該繼承、發展其積極的一面，克服其消極的一面。

1991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