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廢考三民主義

近日拜讀貴刊第50期曾建元先生大作《三民主義告別的年代》，有幾點疑問想就教於曾先生與《海峽評論》編輯、編委與總編輯諸位大賢。

在本人不是很專業的閱讀下，覺得曾文似乎並不贊同或者不認為孫逸仙的三民主義還有在今日存在的價值。當然本人還不肯定曾先生是否有如此的想法，因為曾文中使用了很多專精的術語，譬如「福山歷史終結的歎謂」、「至於孫中山思想在台灣，似乎與趨同論無關，反倒是意識型態霸權衰退，敵不過民間社會文化多元抗爭的結果。」「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形象，早就被掛上了被革命者的面具。」對於這些術語本人學術不精不能體會（不知曾先生或海峽諸位編委、編輯能否闢一欄名詞釋疑），但是從曾文的結尾來看「我盼望三民主義的廢考，能為台灣人民打開數十年受到宰制、監視的心靈，不再摸索上意，不再窮經皓首，能夠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自由地徜翔在無垠的思想大海裡，最重要的是，走出過去迷失在國家共同體之中的個性，重新回到人本，回到自身的生活世界，要為爭取真正的自由平等……」曾先生似乎還是認為三民主義並沒有在現代生活中具備存在的意義，三民主義似乎成了迫害思想的工具。

本人認為凡事總要先追頭就源才能進行一些有結果或者沒有結果的討論。目前的問題其實要從兩方面來說，一是教的問題一是考的問題。三民主義教育的開始要從民國十八年說起，民國18年4月教育部公佈中小學暫行課程標準，在這個標準中，定「黨義」一科為六學分（每學期每週上課一小時為一學分）。同月也公佈了中華民國教育的宗旨：「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仔細回顧這段歷史，三民主義在整個教學的課程中所佔的比率是相當地微小，它的上課時數還比「圖畫」這一科少。而在與教育宗旨同時公佈的八項實施方針中的第一項即指出：「各級學校之三民主義教育，應與全體課程及課外作業相貫通。以史地教科闡明民族之真諦；以集團生活訓練民權主義之運用；以各種生產勞動的實習培養實行民生主義之基礎。」從這些史實來看三民主義不像是箝制人民思想的工具，它該是孫中山所說的圖生存的寶貝。真正箝制思想的元兇絕不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本身是一種不十分認同西方思想的反主流的想法，可能還蘊藏著某些不利於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欲一統天下思潮的觀點（因為從彩票的設事來看，孫中山是不會太喜歡世界主義）。三民主義不太像是一種會壓制思想的東西，雖然孫逸仙曾認為不宜輕易把民權授與反民國之人，但是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十分合理的，因為沒有人會傻到辛辛苦苦地去工作賺錢，然後把收入拿去買把刀子送給要殺自己的兇手。

真正箝制思想的不是三民主義而大概是（一）民國19年12月6日的《整頓學風令》（二）21年的「畢業會考制度」（三）25年《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訓管理辦法》（四）22年「修正私立學校課程」（五）從18年開始規定課程與實行教科書審查制度。這一連串的管制教育措施才是真正扼殺思想的兇手（而三民主義應該是無辜的）。關於這方面的史實可以參照五南圖書公司所出版由王照主編的《中國近代教育史》。在這段歷史中和台灣現階段相關的是「畢業會考制度」，因為這是當時的國民黨為了把學生死死地束縛在課堂上而制定的，對於這種制度，魯迅在申報上以虞明的筆名撰寫《智識過剩》一文，指出這是在剷除智識。而偉大的平民教育實行家陶行知也在《生活教育》雜誌發表《殺人的會考與創造的考試》指出：「自從會考的號令下了之後，中國的傳統教育是展開了許多幕的滑稽的悲劇，學生是學會考，老師是教會考，學校是成了會考的籌備處。會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於必不教。」「一連三個考趕下來……把有意義的人生趕跑了，把一千萬民眾的教育趕跑了。換句話說，是把中華民族的前途趕跑了。」1940年3月13日的《新華日報》中有篇文章「考試就成了鍛煉我們的唯一熔爐。堆得如山似海的試題緊壓在我們的頭上，使一個最聰明最用功得頭名的學生，也沒有把功課完全弄清過。那麼，我們同學還有什麼本領去研究時事問題和社會問題呢？這不是我們生活上一個矛盾嗎？我們分不清楚我們是被鍛煉，還是被摧殘？」看來曾先生該告別的是這種殺人的教育管制措施（它真的殺過學生）。而不是作為一種平民政治理想的三民主義。

其實三民主義是有很多優點的，譬如真平等的觀念，這種強調個人的才賦與努力的觀念才能讓眾多的平民階層有機會以低廉的學費接受高等的教育。（像海峽評論總編輯王曉波先生如果是生長在英國，那他這輩子甭想進英國的私立學校──公學，也就不可能進入像牛津或劍橋這種一流的大學。）目前我們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不是由三民主義所造成的，而是在於由於無法貫徹三民主義的思想而又東拼西湊地擷取西方的思想所帶來的。譬如民主的概念，原先孫中山說的很清楚，要先軍政、訓政之後才是憲政。我們一股腦地接受一人一票的民主卻從不曾考慮這之間的每一票是不相同的，硬是去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所造成的後果就是滿街賄選，舉目黑道。（當然這個問題不會是這麼簡單，畢竟凡是存在的就有存在的道理，但卻未必擁有繼續存在的理由。）

本人相信台灣的三民主義教育是很令人反感的，本人所面對過的三民主義教師好像也不太喜歡三民主義。也許這些人是讓曾先生所極力反對的。但是他們並不代表孫中山，因為孫中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被壓迫的人民講話、革命。而平心而論，他的許多思想在當時是獨步全球，譬如他提到知難行易，不少國人對他的這種想法嗤之以鼻，可是杜威的實驗哲學、行動哲學、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又高明到那裡？（為什麼總是外國的神比較靈呢？）而鄧小平先生的摸著石頭過河又比孫中山先生晚了一甲子。孫中山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又有哪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比他早講出來呢？而他所設計出來的制度又何嘗遜色於當代的行政理論，既考慮到政治運作的分工也考慮到權力的來源與節制。像孫中山所欲建構的代議政治不就是防止毒死蘇格拉底那種暴民式民主政治的良方嗎？這種一層層的民主代議政治才能使真正人才執政，因為有執政才幹的人所必須以理說服的只是那些少部份的代表，如果換成了全民直選，那麼一大堆選民所選出來的可能就不是英才而是秀才了（作秀的人才）。

美國教育協會於1938年將中等教育目標分為四類，其中第四類就是公民責任的目標。沒有一個國家會放棄公民的政治教育，如果今天我們廢掉了三民主義，那我們要拿什麼東西來教育未來的公民呢？我們要拿什麼政治理想來給下一代呢？理想與實際之間總是有一道鴻溝，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放棄理想，歷史從來不曾出現普遍的正義與道德，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昧著良心，胡作非為。我想我們該思考的問題不是廢掉三民主義而應該是三民主義應該怎麼教？至於考試的問題這已經不是三民主義單科的問題而是我們國家整體教育的問題，其實這還是全球教育所共同面臨的難題。

孫中山有孫中山的缺點與盲點，就如同黃興的那個女婿在《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中所已指出的。孫中山不是一個神，但是他絕對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偉大的先行者，這不是因為他是不是第一個起來革命的小問題，也不是因為他有多少幫派人馬的問題，而是在於他能夠在面對海洋的同時也看到了背後的大陸，在於學習西學時也注意到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問題，他真正看到了文化能否移植的問題，他真正看了文化能夠移植的問題，也真正思考到中華民族未來的前途。這是非常偉大的，這也是他同時代的人所欠缺的。（西方的思想家很少會去考慮文化能否橫的移植，因為西歐各國的文化源頭是相同的，不過在20年代之後直到50年代，西方的教育家一直在討論學習遷移的理論，他們的相同的看法是：學習遷移的發生必須要環境相似或者新學的東西與舊的學習有共同的元素。這種觀點與孫中山認為中國該如何吸收西學的看法是非常地相近，而孫中山卻比西方早了二、三十年。）孫中山所留給我們的文化財是相當地豐富，如果我們去掉了孫中山那我們還剩下什麼呢？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不是要廢掉三民主義，而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要不要繼續努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