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結束50週年紀念的展覽發表我們公正的觀點

我們是參加今年1月中旬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舉行的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來自美國、日本、中國、香港等地的學者，同時大多數系以鑽研中日兩國近代史為專業。我們對於美國一年來，為華盛頓斯密生航天博物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結束」50週年展覽所發生的爭論，極為關切。身為歷史學者，從純學術的立場，和對公眾輿論的責任，我們不敢緘默。今就所知，願將我們的意見扼要的公諸於世，並期斯密生博物館賜予考慮和採納。

不勝哀悼之餘……

一、我們對在廣島原爆死難的14萬人（其中三萬為朝鮮人；截至1993年底止，因該次原爆致死者已增至186,940人）及在長崎死難的七萬人（其中朝鮮人一萬人，中國人六百人）不勝哀悼之餘，我們不敢忘記日本在14年（1931-45年）的侵華戰爭中，造成了史無前例的「中國的火劫」。僅「南京大屠殺」（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中）即有手無寸鐵的中國男女老幼34萬人，在極端殘酷的手段下喪生。八萬婦女遭日軍強姦。但日本政府對此鐵證如山的慘案，一再狡賴，不肯悔過承認，作出補償。去年9月美國國家檔案館公開的日本檔案中，有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於1938年1月17日給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的電報，內稱：

「日軍在南京及其附近，據可靠的目睹者的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的來函，提供充分的證明日軍的所作所為及其繼續暴行的手段，使我們連想到阿提拉（Attila）及其匈奴人。不少於三十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很多是極其殘暴血腥的屠殺。搶劫、強姦幼童及其他對平民的殘酷的暴行，在戰事早已於數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區域繼續發生。」

二、日本準備在本土作戰，以爭取較優厚的休戰條件。儘管人力與物力不足及缺乏必須防衛日本本土的準備，但日本海、陸軍領袖仍決心作戰到底，甚至僥倖取勝。裕仁天皇不顧其至友，曾任三次首相之近衛文歷及其他人之勸告早日求和，他在沖繩戰役失敗後，仍期孤注一擲，可見其在回憶錄中所述：「沖繩戰役後，所有在海上的行動已經絕望。我認為唯一的希望是支持緬甸的戰事，我們在雲南發動攻勢，可給英國人和美國人相當大的創傷。我把這個意見告知梅津（當時任陸軍參謀總長），但是他表示反對，以補給困難為由。」眾所周知的，在8月10日晨二時的御前會議上，主戰派（陸相阿南惟幾，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海軍參謀總長豐田副武）與主和派（外相東鄉茂德，海相米內光政，及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僵持不下，首相鈴木貫太郎乃請裕仁天皇作最後決定。裕仁贊成日本無條件投降，遂於當日電知盟國，除保留天皇地位外，接受波茨坦宣言，但以後四天反對派繼續掙扎，企圖瓦解投降決定，乃有14日第二次御前會議，故遲至8月15日中午裕仁的投降廣播始得放送。

日本軍事領袖多主張「一億人玉碎」（當時日本人口為八千萬）並非誇張虛構之口號。日本在東南亞及中國的軍事領袖均反對無條件投降。8月11日晨，駐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即急電陸相及陸軍參謀總長主張繼續作戰，以後並親函裕仁天皇表示此意見。日本當時在中國境內共有陸軍兩百萬人，其中70萬人為駐防東北的關東軍，長期防禦蘇聯。自1945年4月5日蘇聯宣佈廢止《日蘇中立條約》以來，日本深知日俄第二次戰爭之不可避免，日本大本營於5月30日發給關東軍的命令，題為《滿鮮方面對蘇作戰計畫要點》。主要是：「即使整個滿洲放棄四分之三，也要堅守以通化為中心的東邊道地帶，以持久戰把蘇軍阻止在這裡。」堅守滿韓邊界一帶成為「本土決戰」的一環。

日本決定在本土作戰之另一主要原因，即為日本自1932年在北滿以哈爾濱為中心研究製造細菌武器，日本的細菌戰向以蘇聯為假想敵人，今將用以防禦蘇軍入侵北滿及阻止美軍登陸進攻日本本土。謝爾頓．哈立斯（Sheldon H. Harris ）教授於1989年9月5日給《紐約時報》的讀者投書中說：

不惜打一場細菌戰

「自1930年代，由惡名昭彰的石井四郎中將領導，日本人在其所佔領的滿洲和華中建立大型的細菌戰設施並最低限度有十二次作細菌媒介物的實地試驗。他們所用的病菌對於普通人民亦造成極大的災害。日本是準備用細菌武器來對付1945年預期的盟軍對日本本土的進攻。軍事領袖們期望在入侵者當中，散佈感染疾病的細菌來保護本土各島。」

上述各點已在哈立斯教授本人於1994年出版（紐約：右特萊吉〔Routledge 〕），為學術界矚目的《殺人工廠：1932-45年日本細菌戰與美國的隱瞞》（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中充分的發揮與證實。

由此可見，日本的軍事領袖們並非失掉了理智的狂人，像納粹德國一樣，日本也在研製原子彈。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的可怖性，日本的軍事領袖們當時還沒有體會到。相反的，蘇軍在廣島原爆的次日進兵北滿，倒是使他們驚慌失措。日本大本營自8月10日起對和戰問題猶豫不決，使備戰十餘年的關東軍的防禦作戰計畫未能付諸實施，以致60萬人束手成俘，同時日本胸有成竹，足以制勝的獨特的細菌武器未及使用而放棄。可悲者，在北滿蘇俄邊境的日軍「七三一」部隊的前站海拉爾城，在日軍撤退前，屠殺中國居民萬餘人（見上述哈立斯書第4頁）。而「七三一」部隊總部在撤離平房前，未能消滅受鼠疫感染的數以萬計的老鼠，造成鼠疫流行，蔓延20餘縣，造成兩萬餘人的死亡。他們都是戰爭結束後的犧牲者。

三、中國對盟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有其不可缺少的積極貢獻。勿庸置疑的，納粹德國及法西斯日本的戰敗主要是由於美國的人力、資源及技術。原子彈及蘇軍參戰只能加速戰爭的結束；日本之必敗已成定局。但真正使日本失敗的根源在於中國之誓死不屈，抗戰到底。日本著名史學家井上教授在《日中戰爭及日中關係》（東京：原書房，一九八八年）一書中公平客觀的寫道：

「日本有人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敗給了美國，而沒有敗給中國，這種看法的錯誤，首先在於它將每次戰鬥和戰役的勝敗與戰爭全局的勝利，即戰爭目的的實現混淆了。……中國雖曾在多次戰鬥中負於日軍，飽嘗了『三光政策』之苦，但是，他忍受了犧牲和苦難，最終實現了抗日的目的，也就是說中國勝了，日本敗了。」

二次大戰在亞洲起源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戰時續的中日戰爭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而演成全面戰爭。日本陷入對華的長期戰事無以自拔，1940年3月本擬自動撤出戰爭，嗣以納粹在歐洲戰場的節節勝利，及是年9月德、義、日軸心國同盟之建立之鼓舞，而擴張在亞洲的侵略。日本之所以敢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實以其所控制中國的人力與資源為奧援。但自中國全面抗戰以來，日本不斷通過各種渠道接觸蔣介石，以期達成和議結束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史大林、邱吉爾及羅斯福三巨頭所最怕者，即為蔣介石之退出戰爭。

中國之長期抗戰不僅消耗日本之兵源及物資，更使日本無法配合德國在歐洲對蘇聯的攻勢，而進兵西伯利亞東西夾擊，一舉而擊敗蘇聯。同時日本必須以百餘萬大軍（停戰後，在中國受降日軍125.5萬人）經常留駐中國戰場，無法抽調至新幾內亞等地，鞏固其在南太平洋之新佔領區域，甚至進兵澳大利亞，使麥克阿瑟將軍之反攻計畫成為泡影。

再者，1942年初，為拯救緬甸的英軍及保護滇緬路，蔣介石派10萬大軍在美軍史迪威將軍指揮下入緬作戰，雖未能挽救英軍之慘敗，惟以後中國遠征軍即為「印緬」戰場盟軍之主力，牽制日軍四個師團（第2、18、53、56）10萬之眾，並最後於1944年反攻，消滅日軍四萬餘人。同時新建之史迪威公路遂於1945年1月完成。

次為中國成為美國空軍基地。繼1942年4月杜立德中校率領之空軍轟炸東京後，在中國海岸浙江跳傘獲救，日本發動浙江大掃蕩歷時三閱月，破壞浙江一帶之空軍基地，並屠殺中國無辜農民不下二十萬人。根據開羅會議的決定，美國在川西之新津建築B-29之空軍基地, 於1944年3月啟用，藉以轟炸日本本土及中國東北之工業區，直到該年底始為塞班（Saipan）飛機場所代替。

不能忽略中國的貢獻

復次，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結束的積極貢獻為情報之供給，尤其是氣象的情報。中國與美國海軍合作。美海軍軍令部長金氏（ErnestJ. King ）派梅樂斯（Milton E. Miles ）1942年5月來華，以後數千美國專家及技術人員參加工作。在中國沿海各地建立氣象工作站156所，負責供給美海空運氣象情報，設立各種技術訓練班如電訊、醫藥等共22個。

中美合設施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及在華空軍的唯一氣象及軍事情報之來源。1944年10月之菲律賓雷伊泰灣之海空大戰及次年1月對琉球及澎湖日軍基地之襲擊皆賴中國之情報而告捷。因此戰後，海軍上將金氏說：「以所得物資，與實際工作對比，梅樂斯將軍所領導的海軍之成就，在全世界各戰場上，無出其右者。」一份美海軍部的官文書也說：「在過去數年內，美國海軍所派遣之駐華機構，在中國與華軍合作，多方協助美國太平洋艦隊，攻擊敵海軍與所佔領島嶼，最後直搗日本本土，貢獻極大。」

結語：

我們已經簡潔充分的說明二次大戰在亞洲的發生與結束都是同中國不可分的。中國的抗日戰爭最久，生命財產損失最巨，人民所受的災難遠非筆墨之所能形容，但亦為盟國在亞洲取得最後勝利的基礎。今對二次大戰在亞洲結束五十週年紀念所作的展覽，豈可忽略這次戰爭由始至終最重要的中國所受的災難和對勝利所作的貢獻。我們尊重真理，維護史實，故特懇請斯密生博物館考慮和接受我們的意見，作出完整無缺的展覽。

簽名者：吳天成、陳三井、龔書鐸、小島淑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