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檢當前的大陸政策

充滿了不可解的矛盾

方今欲討論國是，探究我政府之政策導向和內容，實在是太困難了，相關的言論與作為，往往充滿了不可解的矛盾，例如：

1991年6月14日，李登輝總統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國家統一綱領的目標與意義」，說該年6月7日「中共中央對我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應的談話，做三點建議……二是結束敵對狀態，派代表進行接觸，這一點是中共以前不曾說過的。三是負責人互訪：這一點我在記在會時，曾以中華民國總統名義請楊尚昆主席到台灣來觀光，不談政治」。結果到了1995年2月4日，陸工會主任黃耀羽發表對江澤民新春談話的研析意見，卻說：「中共過去對於『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況』的提法，採取否定態度，現在首次自動提出來。」

其次，李登輝總統在這裡曾表示兩岸負責人可以互訪。但1994年4月14日他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記者問：「在什麼樣的時機與前提下，您願意訪問大陸？」他卻暫釘截鐵地回答：「我不會去。」既如此，如何「互訪」？又，李總統可以說他要以中華民國總統名義請楊尚昆主席到台灣來觀光，不談政治。可是，江澤民說類似而彈性更大的「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的身份前來訪間，我們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前往台灣。……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云云時，陸工會竟又批評江某：「對身份、名義、地點等，卻明顯予以設限，缺乏誠意。」不知道這是什麼邏輯？而連自己邀過別人來台灣看看都忘了。

李總統又在該年8月8日，於革實院講話，道：「剛才有位美國眾議員問我，是否申請加入聯合國？我回答：……在兩岸之間關係還沒獲得解決之前，怎能申請？所以做事應該有個優先順序。」現在，為什麼又在兩岸關係未獲解決前，如火如荼地推動加入聯合國工作？

在兩岸經貿方面，1994年2月16日李總統於赴東南亞三國訪問返國記者會中，曾說：「對國內投資的改善是一件事，到外面投資是另外一件事情，兩方面沒什麼競爭性。」但陸委會出版高孔廉副主委執筆的《兩岸經貿現況與展望》卻說台灣廠商去大陸投資，會造成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大幅降低我整體經濟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於該次赴東南亞三國訪問時，各國從未稱呼李登輝先生為總統，只說是「李教授」、「李博士」。比從前去新加坡訪問時，星國稱他為「台灣來的李總統」待遇更差。但李總統表示不要太在乎面子問題，他甚且反問：「國家的尊嚴在哪裡？是不是一定要稱『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李登輝閣下』才是尊嚴？我們應該瞭解自己國家的處境與地位。」一副非常務實的樣子。但我們在面對大陸時又完全不採取這種態度，對「中華民國」、「總統」等名義至為在乎，放在一切考慮之前。

陸委會於去年7月發表的《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中，引用了李總統就任演說，謂：「如果中共當局……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則我們願全面開放學術文化經貿與科技的交流。」結果「江八點」幾乎照抄這段文字，說：「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對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我們不持異議。」我們卻大肆抨擊，指其充滿盛氣、驕氣和霸氣。李登輝總統也在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中表示：「中國這個名詞也是含糊不明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底怎麼回事？是說話人自己胡言亂語？還是政策宣示者和執行者彼此欠缺協調？抑或政策與執行都只是牽漏補架過日，隨意應付一時，根本沒有一貫的觀點、邏輯和政策？

牽漏補架過日——「拖」字訣

或許以上皆是。否則為什麼一下說：「政府將繼續秉持『以文化交流為重點，增進兩岸人民瞭解』的立場，盡力推動兩岸關係」（《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結論部份），一下又說要推動「以經貿為主軸的大陸政策」？

牽漏補架過日，簡單說就是個「拖」字訣。找理由搪塞，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先堵住對岸的攻勢和內部的批評再說，能耗到什麼時候是什麼時候。把這種態度再予以正當化，則稱為：「兩岸不應急統，亦不應急獨，應維持現狀」；或「暫時維持現狀，俟將來發展情況再議」。

對於大結構問題，政府既是如此處理。對於此中局部之事件，基本上亦是如此反應。如此次決策當局所決定，對「江八點」的回應方式，是「分階段、分重點、分性質」，便很有學問，深得官僚主義「推、拖、拉」之訣竅。把江某所提八點這麼一分開以後，就可以緩緩回應，避過這陣新聞熱潮之後，把問題再拖下去。

所以說這其中並不存在「挑戰─回應」的關聯性。

一個真正能夠應付挑戰的政府，反應不會是這樣的，也不該是這樣的。正如政府官員所說，江八點在大架構上仍然沿續了葉九條、鄧六點以來之基本框框。換言之，十餘年來，中共對我有其一貫之政策與觀點，而且這十多年來我方根本沒有使其動搖、調整。這難道不表示我們的回應是失敗的，故中共不感覺有壓力，亦不認為有調整政策之必要嗎？

如果不推拖拉，江八點又有什麼難以回應之處？第八條：「我們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份前來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前去台灣」，本是李登輝總統的提議，為何不踐諾邀江某來台觀光？又為何不能參照赴外國參訪那樣，以李博士、李教授之名義？或許外國不曾同意李總統使用的中國國民黨主席身份也可考慮。

第七條：「中國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做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云云，為何不能表示歡迎，給予讚許？難道在我無駐外單位的地方，中共駐外機構能協助照顧台灣同胞的利益，幫助解決困難，我們也要反對嗎？

第六條：「中華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不也曾是我們的主張嗎（見陸委會出版，黃昆輝《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頁29）？為何回應遲鈍？

第五條：「面向21世紀經濟的發展，要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利兩岸經濟共同繁榮。」本項提出要促進兩岸事務性商談，簽訂台商投資權益協議，不必政治分歧干擾到經濟，不也是我方一再要求的嗎？至於實現三通部分，陸工會主張：「不接受以直接三通為條件，應俟中共確能完全摒除敵意後，自會水到渠成」，可謂不知所云。因江某談話原本即不曾以直接三通為條件來要求籤訂協議。（民間性的協議，跟直接三通能有什麼因果關聯？）且政府已完成兩岸直接通話規劃案，並授權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進行商談。通航的問題，也不可能拖過1997。現在規劃的境外轉運中心或屆時中港續航，不與中共商談，行嗎？故對於這一點，自應原則表示歡迎。

難道政府贊成外國勢力干涉？

第四條：「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反之，若外國勢力干涉或台灣獨立，則不放棄使用武力。於此原則，我們為何不能同意？難道政府贊成外國勢力干涉，或追求中國永久分裂、主張台灣獨立嗎？

第三條：先進行「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談判；談判的名義、地點、方式均可平等協商。兩岸協議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亦曾為我方提出之主張，現今江某雖雲應放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但名義、地點、方式既可平等協商，我方又何必退縮？為何不能原則同意，既可以凸顯對等之地位，又可藉此討論「一個中國」的涵義？

第二點：「對於台灣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我們不持異議。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並依據有關國際組織的章程，台灣已經以『中國台北』名義參加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濟會議等國際組織。」其中有關一個中國的原則，其涵義固然仍可討論，但如果亞太經濟會議的模式是雙方都能接受的。那麼未來相關問題上比照此一模式運作，又為何會覺得窒礙難行呢？

第一點：「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這是我方認為最不能接受的一點。然而，政府主張中國主權和領土能或應分割嗎？如若也認為不能不應分割，彼此的歧見其實就不大。因為中共所反對的「分裂分治」，未必是指現在兩岸分裂分治的現實，而是反對分裂分治定型化、永久化，變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我們既然也「認為中國只有一個」，也說：「分裂分治只是中國歷史上暫時的，過渡時期的現象。經由兩岸共同的努力，中國必然會再度走上統一的道路」（《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那麼，在這一點上為何反應如此激烈？

談判功能在求同存異

或曰：中共所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我們如果同意它，就會被它吃掉了。是嗎？江某講話中說得很清楚：「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5年10月25日，台灣與澎湖列島重歸中國版圖」，1949年時的中國是什麼中國？不就是中華民國嗎？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聲稱擁有中國之主權，所以才需要談判、協商，以解決爭議，故一個中國的原則，正是兩岸現今分裂分治，而要實現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不在這個基礎和前提上談，怎麼談呢？

關於江八點，合乎邏輯的推斷與回應，理當是如此的。可是現在卻顯然不如此。把有限的分歧無限擴大，又不曉得借力使力，打蛇隨棍上，抓住它較以往更有彈性的地方，朝對我有利之方向來解釋，從而運用之。而只是以「對方老調重彈」「了無新意」「不須反應過度」「回應是給江澤民面子」等來應付了事。既然中共對我尚未放棄打壓，既然它仍主張「一國兩制」，我們也就不必調整什麼政策，繼續拖下去吧。拖到不能再拖，或拖到中共忽然瓦解了以後再說。

這是一種限制性的思維。是官僚體制「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因循怠忽習氣的擴大化。而其處理模式，事實上也即是過去推動大陸政策之基本型態。

例如去年蘇澳發生大陸漁工溺斃的慘案，主管機關說是天災、是大陸勞工非法來打工使然。但陸委會早在四年前自己訂定的落實《國統綱領》近程階段計畫，就已有「逐步引進大陸勞工」「擬訂大陸來台工作之許可辦法」，兩岸關係條例中亦有四條相關條文。結果迄今計畫完全沒有執行，辦法拖著不訂。出了人命，便推給老天，推給死者自己，彷彿說死者活該，誰他們非法來台打工！

同理，早在落實《國統綱領》近程階段中計畫要做的「建立大陸旅遊風險評估」及旅遊糾紛災害處理專案小組，也都沒有做。結果發生千島湖慘案後，才大罵對方是土匪，所有的責任都諉歸對方。

官僚們都太聰明了，知道掩飾自己無能的最佳辦法，就是指謫對方。讓大家都去指責對方時，不但不會有人責難自己；自己的無能，什麼都不做，反而可以獲得堅持原則與立場，不屈從敵人的美名

於是我拚命堅持立場，然後指對方之堅持立場為「對我缺乏善意」；於是理所當然地我更要再堅定我之立場；於是兩邊繼續硬耗下去。並且認為除非對方先投降，先承認我之立場，否則一切都不必有什麼改變，也不必談判了。

這樣的限制性思考，能理解什麼是談判嗎？正因為兩造立場不同、利益互殊，故須經由談判來取得協調，例如買方與賣方、資方與勞方、交戰雙方，沒有一樣是先在立場上取得一致才進行談判的。讓互異的兩方，能找到立場及利益可以相通的地方，求同存異，即是談判的功能所在。不談是不會解決問題的。

當然這也不是說談判是唯一的辦法。談判須講實力，實力須靠我們用推動文化經濟交流的手段去擴大去創造。因此，「落實《國統綱領》近程階段」38項計畫、第一次大陸工作會議375項決議、第三次大陸工作會議的建議恐怕都要切實執行。兩岸關係條例，也應盡速修訂。該訂立許可辦法的，也不要再拖了。這些舊辦法、舊計畫，若尚未切實推動，誇誇其談，講要創造新格局新機會，殆同畫餅。

（龔鵬程博士歷任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現任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及佛光大學籌備處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