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後中共政治的可能發展

西方觀察家的「觀眾群」

去（1994）年8月22日鄧小平90壽辰之後，海峽兩岸以及歐、美西方各國的學術界、傳媒等，均不約而同有大量關於鄧後中國大陸各方面問題的預測、討論與報導，這一現象在今年1月12日鄧氏之女鄧榕在美接受《紐約時報》專訪，證實其父的健康狀況已日趨衰退，便進而引發更熱烈的議論。這股「鄧後中國何處去？」的評估熱潮，至今仍在全世界範圍內蕩漾，而尤以海峽兩岸最為投入。

很明顯的，中外各界對鄧小平的終將告別人世，存在著共同的高度關切與注意，但是，這當然不是簡單的出於對鄧氏個人的擁戴景仰或反對鄙夷有以致之的；它應該包含有更大程度的對鄧小平身故後，可能會出現的各種有利、有害影響的主觀盼望或憂恐的原因。而身為研究者的我們，因此也可以藉此瞭解現存各種對當前中國（共）問題的不同看法，並不免對於形成對這些看法的各種動機與立場感到興趣。

這一篇報告系嘗試討論以下幾個受關注的問題，並希望通過這些討論而有助於對鄧後中國大陸可能的政治情勢的觀察與瞭解。

首先，由於西方的與台灣主流派的中國（共）問題研究者與觀察家們，掌握了在學院與傳播領域內的長期優勢發言權，而彼等慣以權力鬥爭、派系矛盾的二分法，處理中共政治歷史與現實政治等問題，這對許多西方以外的、同時也是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人們，如今甚至還包括若干中國大陸的、但非屬現中共黨政系統內的人們，造成一種頗值注意的影響：即他們可能已被教育、引導成為一種只知等待與坐視中共（上層）權力或派系鬥爭的「觀眾群」。

這個「觀眾群」的行為模式是總是認為或假設權力矛盾、派系鬥爭正在中共內部進行或即將發生，因此，中國大陸的任何政治現狀，其實都是不穩定、不確定的，它永遠存在著爆發新的鬥爭危機或政治災難可能性，這便當然的對那些接受或打算接受中共政治現狀的非中國大陸人是很不安全的、很不利的。它造成一個嚴重的後果：即凡是非為中國大陸人者，甚或身為非中共黨人者，因此將永遠難以找到可以說服自己的較佳的與中共（黨或政權）溝通交往的適當方法。於是，解脫此一困境的唯一選擇便是中共或其政權必須被最大幅度的改變（轉變、改革），否則任何與中共在它尚未被充分信任已經大幅改變之前所建立的互信互惠關係，其實都是爾虞我詐、不具堅固基礎的，也很有可能是會危害到自己的。但相對的，我們亦須知道，中共方面對此並非一無認知，因此，中共在相關政策的擬定與執行上，自然會有所兼顧。粗略言之，自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正式實施以來，中共的另一項平行政策，便是力求其政局的穩定，同時謹慎的防止在對內、對外事務上任何遽變的發生。而有趣的是，西方（美國）在此一過程之中，則自動的扮演了中共此一自衛機制的敵手。可以說，西方的對中國（共）政策，越至晚近，越讓人看出它執意為它的對中共的基本觀點服務的企圖。

其次，鄧小平個人在中共權力上層，一向以其清楚的務實主義主張或立場廣為人知，所以，當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台後，鄧氏在其黨內無上地位的取得，應該是標誌當代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路線（策略）一次新的選擇，中共決定放棄或轉變其對資本主義的原始仇恨，這是它轉向非泛政治主義的開始，也是對其固有意識形態武裝的解甲。人們目擊了在整個80年代，中共各級幹部快速的自我改造成市場經濟的學習者與操作員，大家摸著石頭過河的創造與積累集體的或個體的財富，眾人興高采烈的執行鄧小平、同樣也是黨的新政策，率先成為社會主義中國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口。

鄧對資本主義不抱敵意

鄧小平對資本主義的不抱敵意，對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力鼓吹，除了解放了多數中共黨員幹部所曾經承受的毛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枷鎖，更重要的，也藉此反襯出此前高舉「以階級鬥爭為綱」之欠缺在中國社會的道德基礎。因此，鄧小平時代可以視為中國大陸世俗化與人性化的回歸時代。這對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

無庸諱言的，鄧小平的領導，促成了一個與當初中共發動與投身其中的在中國的革命，以及它所建立的政權的主要目標與工作動機大為相異的新局。這一新局的特色之一是經濟繁榮，但是它是否能穩定的發展下去一百年不變？這才是中外所有關注鄧小平生死問題的人真正用意之所在。

鄧小平主掌下的巨大變革，的確創造出今天眾目所見的許多成就，但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迄今的主要發展，仍是「文革」後的中共的上下合作成果，也由中共各級幹部個別人等優先的分享與佔有它的最大部分利益。我們相信，鄧小平必然將因為他晚年的貢獻而備極哀榮的辭世，然而鄧後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等，卻隨即要面對一個在人民群眾長期注視下富裕化的中共幹部階級的合法性問題。幾乎是（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全世界的中國（共）問題研究者與觀察家們，都已在等待鄧的繼承者們對此一問題提出其說法（辦法），並對中國廣大人民的可能反應懷抱興趣。

第三，檢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乃是源自於「四個現代化」政策，而「四個現代化」政策要求的提出，則與60年代後期與整個70年代與蘇聯劍拔弩張的嚴峻形勢有關。中共的決策階層其實更希望能有效的防阻蘇聯的現代化武力於國境之外，但一方面核子戰爭必須做為反帝、反霸衝突的最後選擇，另方面「人民戰爭」的代價太高，且後果難料，因此，即使在已經擁有核子武器基本攻擊系統的情況下，大幅提升傳統武力水平的迫切性依然存在，這也是為能夠自主因應超級強權所選擇的任何戰爭形式的必要準備。對中國大陸而言，50年代後期與60年代前期，自力更生的建立核子軍力，已是一極為沉重的財力負擔，而如何籌措持續更新傳統國防武力的充裕經費，則尤其令中共領導階層苦惱。但如果中國大陸能取得工、農業及科技的現代化，強化了的經濟實力便可以有助於投資國防現代化的工作。

「文革派」與「走資派」

歷史告訴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中共中央產生觀念的分歧，它進而衍生出1966年前後爆發的眾所皆知的「文革派」與「走資派」的激烈鬥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進而升高成全國性的動亂。但我們也知道，即使於「文革」期間，中共軍方對外的防衛警戒從未稍懈，中共軍方也在城市武鬥情況更趨惡化之際，執行全面軍管，以其強力維持全大陸範圍內的穩定。

因此，在1976年以祭悼周恩來為名，實為要求否定「文革」、平反「四個現代化」政策選擇的北京「四五運動」之勃興，即已然預示了「文革」的終結，此後中共勢將改採新的政策，步上務實的旨在「求富」的路線。在上述背景下，鄧小平復出、「文革」時期被打下去的「黑幫」平反與接管政務，以及爾後中共政局與政策路線的發展，便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這裡要強調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是鄧小平等人所決定的在當代最有效可行的政策，而其「求富」的根本目的則為保證國防的現代化。這一點，或許可以解釋何以中共軍方對鄧氏完全擁護，以及它何以一再高唱「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口號。這一點，或許也可以看做鄧後中共政權是否會發生人事或政策上大幅變動的一個依據。

其四，當然，從1979年以來，在中共改革開放政策下千方百計求富的中國大陸，也累積出不少新問題，由宏觀來看，它是社會主義原則（體制）與資本主義規律之間的矛盾衝突產生的，但它比較具體的或尖銳的表現在中共幹部因領先受惠於現行政策而普遍發生的「以權謀私」，以致彼等蛻變為大陸社會上的「新富階級」的問題，也可以概括的將之歸類為「貪腐問題」。

根據我們的觀察，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的一個特點，即為引進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運作）制度與資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其他。這種做法在中國大陸的既有體制之下，中共幹部，特別是高幹（與其子弟）便成為受益的先行者。它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大陸上的第一代企業家們，是政策庇蔭下的幸運兒，在某種意義上，這批人因為欠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奮鬥創業苦心經營的必要歷練，乃是坐享其成的一群，往往便容易流於腐敗並結成特權集團把持既得利益。這種新生事物自不免引人側目備受物議，但一方面，這些大大小小的企業負責人已經成為現今大陸新經濟結構的主幹，是中共對內、對外各種經貿活動中的主角，迄今亦尚無足夠數量的成功的個體企業主可以取代他們或與之做平衡競爭；另一方面，現階段中共中央的領導班子，實為七九年現行政策開始實施以來，蒙「文革」結束後復出的老一輩政治要人們所遴選提拔上來的尖子人物，他們多非權貴子弟，卻擔負鄧小平體制的政治接班人的重任，其主要職責則是維護與完善現行的既定政策。因此，他們似乎在先天上難以認真嚴肅的對某些貪腐特權（太子黨）執法嚴懲。這是一個死角。但近七、八年以來確已演成今天大陸民間社會諸多不滿之源，這也迫使中共的政治領導階層必須面對群眾的責難、批評，甚且要承受無能或「共犯」之譏。事實顯示，這已經成為當前中共中央最感困擾的棘手問題，但不去設法解決卻是不行的。

具有中國特色民主產生的契機

因此，「文革」後復出當權的老一輩政治要人的逐漸凋謝，包括最後鄧本人的去世，似乎便成為現階段中共中央要耐心等待的關鍵大事。這種事在中國歷史上並不乏先例。鄧的生命結束，將開啟真正的鄧後時代，鄧的政治接班人們，也才能夠鬆脫束縛、集中精神，將開放改革政策實行以來所孳生的諸多問題中，幹部隊伍中間腐敗弄權的因素，作有效的整肅清理；同時，也能更科學的檢視與評價這個政策在中國大陸的經驗與教訓，俾規畫其未來。

以上的討論，提出一個主觀的看法。它指出，鄧後的中共中央非止不致爆發權力或派系的分裂鬥爭，反而有可能利用鄧的物故所提供的一個可以「分工合作」的空間或機會，讓他們聯手發動較具規模的整頓治理工作，這除了是必要的對大陸經濟秩序的重建與深入掌控，也具備一定的收攬或順應民心輿情的功效。這樣做當然有利於中共中央權力的鞏固與鄧後政治領袖群威信的培養。

最後，回顧此前的鄧小平時代，它應該有以下若干意義：197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因國際局勢與對外關係的改變，使其可以在一個安全無虞的環境下，放心的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摸索前進，迄今15年，其成績是受到肯定的；由於此一追求富裕政策的核心，乃在於取得定足夠的財力以建立與維持不次於人的現代化國防，所以，如果期望中共的經濟發展會導致其黨、政、軍系統間的分歧、摩擦，或較明顯的對立、衝突，很可能是不切實際的；鄧小平在世的時代，因為他的主導，大陸社會各方面呈現的多是「文革」的反面現象，而「文革」後遺症是否已在這個十多年時間裡獲得根治，則要看鄧後中共政治領導階層是否能較好的整合從1966年到1995年這近30年間，毛澤東與鄧小平兩個人的觀念與實踐。而擺在鄧小平的接班人隊伍眼前的任務，也同樣包含有修正鄧小平時代的各種失誤的需要在內；鄧小平的斷然終止「文革」，並以和緩的手段療傷止痛，以及他所開創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黨內共識，最大程度的教育了這一代的中共政治菁英。可以相信，鄧後已無可能出現對某一個人或某一思想的「高舉」或崇拜，而今後的中共上層人物似亦無可能選擇鬥爭做為解決涉及黨的政策路線決定問題的手段。中共政權在鄧後將難以避免的進入以強化行政功能為取向的時代，其黨內的權力分配或權力結構亦將更加制度化。但必須指出，這個集體領導的中共權力核心，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不可能放棄經過毛、鄧的主政領導所取得、所建立的中共在中國的政治優勢。中國共產黨幾乎還不可能接受它有被另一政黨全盤取代的情況發生，所以可以預見的是，鄧後數代的中共領導班子，都不得不在黨內營造合作的習慣或倫理，他們因此也更需要友好的黨內外關係與人民群眾的好感支持。也許這是「中國特色的民主」產生與發展的契機。

鄧小平在「文革」後的復出，是當年中共黨內大多數人的意志與當時中國大陸整體情勢所決定的，因此，鄧帶來的巨大變革，亦應該是順應人心世勢的。人世間沒有永遠正確與百分之百正確的政策，也沒有永遠不死的政治領袖。鄧小平的政策與其個人自不例外。但總的來說，鄧後要比毛後要有更多更好的，中國走上富裕強盛、和平民主的條件與機會，這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可以共同感到安慰的，但也是必須存異求同合力維護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