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怎麼說拜拜？

筆者前曾於《海峽評論》第50期發表《三民主義告別的年代》一文，蒙署名留舊的作者於次期撰寫《也論廢考三民主義──評曾建元〈三民主義告別的年代〉》一文不吝回應，筆者謹就留舊先生的批評提出以下的答覆，並再藉文末一端，就筆者目前所就讀的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改名問題，提出一些淺見，誠心期待讀者們的指教。

首先，留文認為筆者「似乎還是認為三民主義並沒有在現代生活中具備存在的意義，三民主義似乎成了迫害思想的工具」，其實，縱觀留舊先生的文脈，則可明顯地看出其將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的三民主義與作為一種政治思想的三民主義兩相混淆起來了，學者休茲（H. S. Hughes）在論述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兩種角色，「它一方面仍然繼續在激勵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黨派活動；另一方面，則作為另一種聲稱具有科學之正確性的意涵的社會理論」，三民主義的發展亦具有同樣的特點，如何將三民主義中可以被認為是具有普遍之有效性的內容從革命的教條中分離、消毒（Decontaminated）出來，也正是三民主義研究者不斷鑽研的問題。筆者認為，在討論三民主義的時候，對於其意涵歧義性的理解與掌握，應當是作為一有效溝通之參與者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留文認為三民主義廢考的問題出在「教的問題」和「考的問題」，他指證了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後的各項教育管制措施，包括18年起的課程規定和教科書審查、19年的《整頓學風令》、21年的「畢業會考制度」、22年的「修正私立學校課程」和25年《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訓辦法》，才是「真正扼殺思想的兇手」，並認為其中的「畢業會考制度」與現代台灣的聯考制度問題相關，筆者同意留文在這一方面的看法，同時也還要承接留文的文脈指出，在聯考制度的這一頂大帽子下，什麼歷史、地理、國文、英文、數學的教學目的全都遭到扭曲，無一倖免。我想，留舊先生必然會再進一步質問筆者，你該譴責的應該是聯考制度，而不是去譴責聯考的考試科目，甚至要廢除這些科目的教學，特別是針對三民主義。筆者何以單獨要將矛頭對向三民主義，莫非其中蘊涵著某種意識形態上的偏見？

筆者的答案很簡單，聯考制度固然要譴責，但利用聯考來做意識形態的灌輸，則亦應一併譴責。其實不是只有前身為黨義的三民主義才富涵意識形態的內容，縱使歷史、地理甚至國文，也處處滲透著特定意識形態的價值。或許留舊先生會認為，國家統治集團運用各種文化霸權的統治技術來模塑國民、製造國家共同體的虛假意識是沒什麼大不了的，古今中外皆然，就像留文舉證美國於1938年將中等教育目標列入公民責任一項一樣，但請不要忽略，正是如此，我們才要主張言論自由與教育自由，終究要進入國家從事多元的文化抗爭，要求建立一套共同約定的公民價值規範體系，以反抗獨斷的文化霸權宰制，這是一個恆久的辯證與對立關係，留舊先生不能單看實然的一面，就忽略了一個動態多元競爭的理想論述場域建立的重要性。因此，對於三民主義的檢討應當放在對於教科書內容全面檢討的行動之上，也就是要檢討教科書背後的那套意識形態。檢討的結果如何姑且不論，但從戒嚴時代過渡到憲政時代，總要有個國民心靈的重建工程，這一項鉅大的工程總要有個起點，筆者相信，受教育部委託研究三民主義考試存廢問題的台灣大學之所以選擇廢考的結論，原因乃在於三民主義思想教育的本質即不適合於要求標準答案，攸關學生前途的聯考制度，正是這個理由，筆者乃主張以三民主義的廢考作為此一國民心靈重建工程的起點。至於三民主義廢考之後要不要教的問題，當然是不要了，別忘了，我們本來就有課程設計長達兩年的高中公民課程，這份量難道還不夠麼，套留文的話說，如果今天我們廢掉了《三民主義》，我們就拿《公民》來教育未來的公民，我們就拿基於三民主義政治理想的《中華民國憲法》來給下一代。

筆者不否認三民主義有許多優點，就像馬克思主義也有許多優點一樣，但這並不足以使我們相信非要教考三民主義不可，作為一種公民教育，顯然三民主義是多餘的，而作為一種思辨教育，則沒必要強迫每個人都要學習，在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筆者寧願主張以開設選修課的方式，讓那些對於意識形態與人文社會學科有稟賦的學生，能有機會透過加強的輔導以通過大學相關科系的入學甄試，是不是對三民主義課程一種更為合理的安排？

筆者再順便和留舊先生討論一下他所引用的三民主義概念，留舊先生在行文間正好透露著三民主義論者普遍的一種迷思，筆者稱之為三民主義優越論，此即留文中所提到的「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不是由三民主義所造成的，而是在於由於無法貫徹三民主義的思想而又東拼西湊地擷取西方的思想所帶來的」一段話。

留舊先生舉了幾個三民主義的優點，除了稱讚孫中山的文化眼光外，他具體地提到幾處，筆者想提出來討論的有真平等觀、民主概念及民生主義國家發展策略的原創性問題。先談真平等，他說這種觀念在強調「個人的才賦和努力」，其實孫中山的平等觀是有問題的，他根據人們天賦的聰明才智把人分成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八等，又分成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種，認為人的天生本不平等，造就的結果自然的不平等才是真平等，人為的平等無法對抗天生的不平等，所以只能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至於對抗天生不平等，則是道德的最高目的，所以他主張人們發揮服務的道德心，並稱此為平等的精義。孫中山的錯誤在於他忽視了天生的不平等會導致實質競爭機會的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的觀念之所以會批評為資產階級的騙術，就是因為它以個人的才賦和努力為藉口掩蓋了階級壓迫的實相，其實，弱勢者人格尊嚴的維護應當從社會制度的改良著手，使其具有與一般人相競爭的條件，現代的平等觀念系講求同同異異，即相同者相同對待，差別者差別對待，也就是要求從社會經濟與生理的角度去看待平等的問題，而這正也是我國大法官會議第205號解釋中所主張的「實質上之平等」。事實上，從孫中山的平等觀絕對推論不出王曉波教授能否在英國公學或牛津、劍橋就學的問題，因為只要英國保障你有平等申請與應考的權利就夠了，至於你有沒有錢念，那要看英國的新興貴族階級／資產階級有沒有服務的道德心和善心的錢袋。

再論孫中山的民主概念。政治地位的平等，亦即每個人擁有形式上相同的民權，乃是孫中山民權主義的基本前提。留舊先生觀察到的票票不等值的資產階級民主通病固然值得吾人深省，但這可和孫中山軍政、訓政到憲政的建國程序無關。台灣早已進入憲政時代，對台灣民主惡質化的反思應該放在憲政主義的脈絡下進行，而不是乞靈於軍事統治和一黨專政。孫中山曾在《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四講中批評代議政體道：「大家都知道現在的代議士，都變成了『豬仔議員』，有錢就賣身，分贓貪利，為全國人民所不齒。各國實行這種『代議政體』，都免不了流弊，不過傳到中國，流弊更是不堪問罷了。大家對於這種政體，如果不去聞問，不想挽救，把國事都付託到一般『豬仔議員』，讓他們去亂作亂為，國家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外國人所希望的『代議政體』，以為就是人類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之計，那是不足信的。」正是他一針見血地看出代議制度的缺失，即人民無法充分地監督代議政府的作為，所以他才要主張直接民權，主張人民要有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完整的民權，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中國革命史》，民國12年），亦即「全民直選」總統和立法委員，以及「以人民集會或總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創製、復決、罷免各權」（《中國國民黨宣言》，民國12年），這也就是民進黨主張而為國民黨所反對的公民投票制度，留舊先生說孫中山欲建構代議政治，則真不知是從何說起？

留舊先生又提到孫中山的國家發展策略：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有哪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比他早講出來呢」，然而孫中山早在民國元年發表的演講《提倡民生主義之真義》中即表明他的民生主義就是德國俾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聯俄容共時期又在致陳耀垣的信裡說，俄國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即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吾黨之三民主義相同」，比他早講到類似觀念的，就孫中山自己的說法至少就有俾士麥和列寧兩人，怎麼說沒人比他早講呢？

筆者並無意指稱留舊先生為言必稱主義的三民主義優越論者，但犯了留舊先生一樣毛病的人在台灣太多了，不客氣地說，國民黨的黨官中就不乏其人，不少三民主義研究所的博碩士論文更充斥著這類荒誕的神話，歸根結蒂，高中三民主義課本的誤導要負很大的責任，不廢除三民主義的官方欽定文本，三民主義的真實面貌就難有抬頭的一天，三民主義的學者就難以掙脫社會緣自正統三民主義而來的刻板印象。

最後，筆者要附帶一評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改名為亞太研究所的提議，三民主義原義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Nationalism, Democracy, Socialism），本系近代人類的三大思潮，孫中山等一班知識份子加以引進改編為中國式的「三民主義」（Three Isms），代表著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後進國家或地區知識份子的普遍心向，是基於中國革命需要的提綱式國家現代化發展藍圖，因此，筆者認為三民主義研究所的宗旨，應當是抽像地從比較主義的觀點，或就具體的中華民國國家發展策略出發去思考當代人類的共同命運，這和亞太研究所所隱含狹隘區域研究取向的關懷重心是不同的，台大三研所前此所提出的新所名國家發展研究所（政大原為中山國家發展研究所，後改為中山學術與國家發展研究所，因遭教育部反對，近日方改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和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本來精神即有內在聯繫，當是最好的方案，聽說政研所大力抵制，才未在校務會議上通過。按，政治學研究所研究政治學和政治現象，和國家發展策略研究範疇固然有所重疊，但重點畢竟不同，不知道有什麼好擔心的，要是研究所的設置非要以學科做區分，那哈伯瑪斯、馬克思、孫中山等思想家或俄羅斯、美國、日本等區域研究要歸在社會學、哲學、政治學、意識形態、法律學、經濟學哪一個學門裡？在講求科際合作的今天，學術界還有人抱殘守缺，不免令人扼腕三歎。但為了避免改名的阻力，搞出一個亞太研究所，徒然暴露為改名而改名的急功心態和實證主義化的研究風氣外，真不知道與原來的三研所有什麼關係，像筆者研究興趣在馬克思主義與法理論，筆者同學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價值、價格與利潤轉化問題的，筆者實在懷疑以後我們在亞太研究所裡能幹什麼吃的？筆者贊同三研所的改名在於可以使學術研究擺脫政治的干擾，因為三民主義此一符號有歧義性，容易使人對應到那一個特定的符指，因此筆者認為最好是能跳出孫中山的幽靈，將三民主義還原為民族主義、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三大思潮，三研所何妨就改名為民族主義、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研究所，簡稱仍可叫做三研所，這樣的看法不知算不算是癡人說夢，還請專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