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與馬關和約簽訂的時代意義

一、

今年是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一百週年，回顧這百年來遠東的歷史發展，真令人不勝滄桑，感慨不已。

遠東的國際形勢在近代以前，亦即西力東漸以前，是以中國及中華文化為其重心。其他國家包括日本，有的是中國的藩屬，有的雖非中國的藩屬，但亦接受中國的領導。中華文化更是廣被各國，使整個新加坡以東的亞洲是屬於中華文化圈，致而造成中國的妄自尊大，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其他的國家為蠻夷。鴉片戰爭英法聯軍雖使中國兩次敗績，但那是敗於西方白種人，中國在東亞的黃種人中，仍然是唯我獨尊。

就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言，由於元代的兩次遠征日本失敗，明代曾將日本列為不征之國。自此以後中日兩國之間雖在16世紀因朝鮮問題相戰七年之久，中國沿海並亦有所謂倭寇的騷擾，但大體而言，未曾危害及中國在東亞的領導地位，更不曾使東亞地區對中華文化的信仰發生動搖。故近代以前的中日關係仍然是中國為主，日本是從，只是在這種主從關係中，日本強盛時，已逐漸開始向中國的領導權挑戰。

海權興起西人東來後，中日兩國同時遭受西力衝擊，甚至中國由於是東亞國家的核心，其所遭受的衝擊更遠大於日本。但由於兩國的政治權力中樞、社會結構以及文化形態的相異，致對西力的衝擊，產生不同的反應。日本由於能切實擷取西人之長，力謀國家的近代化，故能於甲午一戰擊敗中國。從此日本不僅擺脫其是小國與被侵略者的地位，並取代中國，成為東亞的政治核心，其擷取西法所鑄造的新文化亦日益廣被各國成為東亞地區文化發展的新主流。清季中國思想家政治家常稱西力東漸是中國歷史上的世變，則近代日本的勃興亦造成東亞，甚至亞洲的世變。而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的簽訂則是這項世變的起點，象徵著一個屬於日本的新時代來臨，以中國為主體的傳統時代業已結束。

二、

近代日本的立國精神是由四者混合而組成：一是萬世一系，神皇正統；二是神道教；三是武士道的精神；四是摹仿西法的民族覺醒。就第一項而言神皇正統原記是14世紀（1339）北親房所著，獻給後村上天皇，以證明吉野朝廷的正統性，及19世紀乃用作為尊崇天皇的一種理論著作，使天皇的地位至高神聖，不可侵犯，成為團結日本國人，提升民族精神的象徵。就神道教言，是日本國教，自江戶末年已與尊王論合流，後更以「祭政一致」「治教通歸」宣揚皇道即神道，使政教合一，而尊王忠君，發揚日本民族精神觀念盛行。就武士道精神而言，除上述的尊王忠君及為日本國家民族奉獻犧牲外，更加入了尚武俠義、殺身成仁的道德標準。至於模仿西法的民族覺醒，此在德川幕府末年即已逐漸成為一種思潮，不僅使日本對西法的認識遠較中國為早為深。於明治維新以前即已翻譯萬國公法，而且明治初年並倡求知識於世界之說。

要而言之，由上述四者混合而產生的日本近代立國精神，不僅因此在政治上造成日本的尊王倒幕運動及其模仿西法得到相當成功，使日本面目一新，走向近代化，成為亞洲最近代化的國家。而且因國家民族意識的高漲，具有強烈的軍國主義思想，再加上19世紀後期正是新帝國主義思想盛行時代，於是使日本近代民族思想與軍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思想合流，形成日本式的帝國主義思想。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以後在東亞既開展了一個屬於日本的新時代，其四鄰各國一方面深受日本式的近代化影響，一方面亦淪為日本武力侵略的對象，而陷入悲慘的命運。

三、

近代中國因應外力衝擊的失敗並不始於中日甲午戰爭。鴉片戰爭已經開其端倪，此後歷經英法聯軍、中法戰爭幾乎是每戰必敗。故於1860年第二次英法聯軍後，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決心自強。只是中國的自強運動雖早於日本明治維新達七年之久，但是其模仿西法的維新措施未曾與政治權力中樞結為一體，僅是少數疆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的個別努力，中央政府僅恭親王奕欣與文祥真正加以支持。無論是社會群眾，或中央及地方多數大臣均予反對，或漠不關心。遂使中國的自強運動雖亦略有成績，而主張自強者並因此沾沾自喜，但無論在深度與廣度上均無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相比。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不僅明白的昭告世界，中國在模仿西法上未曾得其要領，亦意味著其近代化的努力必須徹底更新。於是長達34年之久的自強運動時期告一結束，強力的展開了不顧一切的求新運動。在昂揚的民族主義思想驅使下，歷經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而達極峰。在這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劇變中，無論就其強度與廣度而言，均是近三百年來中國歷史上所未有的。而且愈變愈遠離傳統，政治癒不安定，其國勢亦愈每況愈下。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中國的追求近代化，一切以日本為師，在中國近代化努力的歷史上，可稱之為是傚法日本模式時代。最初在中日甲午戰爭結束《馬關條約》的簽訂後僅二、三個月，康有為等人已經倡說日本模仿西法得到成功，具有西法之長，而無其弊。中日同文同種，思想生活方式相近，中國模仿西法，當學自日本。張之洞更大力倡導派遣學生留日。於是帶動中國知識份子的留日風氣。迨日俄戰後中國留日學生竟多達一萬五千人。而清廷的教育、政制、法律的改革無不以日制為藍本。

可惜的是這種模仿日制的社會政治風氣，並未曾改善兩國家間的政治關係。由於中國國勢的日益陵替，卻使得日本對華侵略貪得無饜，永無止境。由1895至1945年半個世紀之間，日本在帝國主義思想的驅使下，不僅佔據台灣、東北，甚至於華北而華中華南，使中國真正面臨亡國滅種的悲苦絕境，造成在20世紀前期中國的頭號敵人不是最先打開中國門戶的西方列強，而是被視為同文同種的夥伴──日本。

四、

就台灣而言，自簽訂馬關和約割讓予日本後，即陷入淒慘的命運。台灣同胞最初為了誓死不肯屬日，曾創組民主國，並在孤立無援，武器低劣的情況下英勇武裝抗日，其沉痛悲壯的史事記載今日閱之仍令人熱血沸騰。失敗後日本乃展開長達50年之久高壓而缺乏人性的殖民地統治。其在台灣所建立的是世界上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新形式。其特點在：

一、斬斷台灣與中國的一切關係，建立日本工業台灣農業殖民地與本國經濟相輔相成而不是相剋或競爭的體系，使台灣在經濟上始終是日本農產品的供應及工業產品傾銷市場。遏止台灣經濟的充分發展，使其停滯於日本經濟附屬的地位。雖然世界上不少帝國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對待殖民地亦採取相同態度，但日本執行得最徹底亦最得到成功。

二、將台灣視為實驗近代化的場所，不少在日本本國尚未推行或部份推行尚未得到成功的近代化措施推行於台灣。例如：農業的資本主義企業化經營，醫藥環境衛生的改善，交通的近代化與都市建設等，使台灣同胞在近代化的觀念上大為改進；也使得台灣近代化的程度遠較中國本部各省為進步。

三、視台灣及中國同胞為劣等民族，加以歧視，不予平等待遇，並以高壓手段殘暴的警察統治監控一切，另亦積極的推行同化運動，使此五十年台灣同胞受盡了無數苦難，特別是缺少人性尊嚴的苦難。

故日本在台灣所建立的殖民地統治，一方面是讓殖民地人民具有若干近代化建設觀念的統治，一方面也是經濟的搾取，政治高壓殘暴缺少人性的奴役。這種形態的殖民地統治使被統治的殖民地人民一方面民族主義思想高昂，時刻採用各種手段武力的或非武力的，予以反抗。故一部日本在台殖民史，實亦即台灣同胞的抗日史。一方面亦接受其近代化的觀念產生若干認同的意識，此對光復後的台灣歷史發展也產生了若干影響。

朝鮮於1910年為日本所併吞，日本在朝鮮的統治，雖亦謀使用台灣模式，一般而言，由於朝鮮素視日本為世仇，其接受日本殖民統治晚於台灣有15年之久，人民反抗強烈，故其成果不如台灣。但由於日本在朝鮮採取更為強烈的統治手段，故朝鮮人民的反日情緒亦較台灣為激烈。日本由神道教武士道等所形成的狂妄的軍國主義思想與大和民族優秀論，固為近代的日本帶來強盛與對外擴張，但亦因此深為四鄰所憎惡，特別是被殖民統治者所痛恨！

五、

最後個人願以極小的篇幅討論因應這個新時代的中國政治領袖李鴻章與蔣中正。李鴻章（1823-1901）是在近代認識日本最早的中國政治領袖。於同治三年（1864）亦即日本明治維新四年以前，即因日本朝野的努力模仿西法，而憂心忡忡，曾致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說：「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我無以自強，則將傚尤於彼，分西人利藪。」從此他一面努力追求近代化的自強，一面密切注意日本各方面的發展，更主張以平等的觀念對待日本聯絡日本，免成中國的心腹大患。不僅因此促成中日兩國簽訂平等新約來往，並於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十三年兩次因中日間問題，提出三千年來所未有之變局的看法，以為中國所面臨的是一新的海權時代的來臨，力主興辦海防，編練新式海軍。故李鴻章的國防及外交政策處處要防範日本，但不幸由於中法戰後清廷的掣肘，挪用海軍經費，以及朝中重臣的反李杯葛，而竟造成甲午一戰敗於日本，結束其主政的時代。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哀，亦顯然是中國的不幸。

蔣中正（1887-1975）生於日本積極侵略中國時期，青年時代並留學日本學習軍事，深受日本近代化觀念影響，於日本的軍國主義本質亦有深刻體認，故於北伐成功後，能忍辱負重，以堅苦卓絕的精神，爭取時間，努力建設，蓄集國力，最後終於經八年的長期抗戰而擊敗日本。李鴻章的失敗開啟了日本挾其近代化的優勢，侵略四鄰特別是中國的軍國主義新時代，而蔣中正的成功結束了日本此一武力侵略時代，使台灣光復，朝鮮獨立，日本本身亦因軍國主義而造成國家殘破，人民困苦的莫大災害。在歷史上李蔣兩人的功過雖各有不同，但在中日問題的看法上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有中日兩國的和睦相處，才能為遠東，甚至世界，帶來長久的安定與繁榮。當此紀念中日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百年之際，我們僅以相同的心願預祝將來中日兩國之間不再發生任何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