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與日本軍國主義

在紀念南京大屠殺60週年之際，站在中華民族一份子的立場上，或者更廣義的說，站在維護世界和平與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上，來思考南京大屠殺的幾個相關問題，不僅是知識份子對社會正義之責任，而且也是對當前世局具有現實意義的工作。本文試圖從宏觀歷史的國際形勢上，日本人的一些文化習性上，來淺談南京大屠殺，然後由此一事件的血淚痕跡來檢視我們學到的歷史教訓，做為今後爭取世界和平之參考。

宏觀歷史之國際形勢

歷史明確指出：甲午戰爭（1894年）的割地賠款，極大地充實了日本國力。日本割取台灣之後，在血腥鎮壓台灣抗日同胞之同時，對台灣實行敲骨吸髓的經濟掠奪，「改清之納谷制而確立近代的稅制……並更進一步的強化徵收布料稅、石油消費稅、各物品生產稅及販賣稅等重稅，這些稅總計已超過清朝統治時的六倍以上」，於是在10年後（1904年）的「日俄戰爭時，已能供戰地30萬擔軍米之需」〔註1〕。日俄戰爭，日本戰勝，進而把帝國勢力伸入中國東北，於是埋下了27年後震驚中外的瀋陽「九一八」事變（1931年），終致整個東北淪陷。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其殖民台灣的經驗，從中國東北搾取了更大更多的中華民族之利益，於是為六年後（1937年七七事變）的全面瘋狂侵華戰爭奠下了基礎。

為了要更清楚地瞭解為什麼日本右翼政客在七七事變與南京大屠殺60年後的今天，竟敢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竄改歷史教科書，強佔中國神聖領土釣魚台島，以及《美日安保條約》擴大解釋等等，就不得不把過去美日在東亞的歷史再做一次簡單的掃瞄：美國將領馬修．培瑞（Mathew Perry）在1853年率領艦隊敲開日本大門之後，為了鞏固炮艦外交實力，在東亞尋找一個良好的煤補給站，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戰略政策，他建議琉球與台灣是符合這些戰略構想的理想地點，並且認為「美國有必要在此區域實行領土管轄權」〔註2〕。1857年3月10日，美國駐中國使節彼得派克（Peter Parker）以「最密件」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乙份報告：「……台灣這個島嶼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不再是中國的一部份，一旦台灣在政治上，一如它在地理上一般與中國分離的時候，美國應即刻佔有台灣，這項行動對美國的利益是顯而易見的。」〔註3〕1871年7月29日，中國與日本在天津簽訂第一個條約，其中有一項條款註明當一方受第三國威脅時，另一方有支援的義務。這項類似結盟的條款立即引起了西方諸國的注目。當時美國駐東京公使迪龍（C.E. Delong）認為中日結盟對美國而言是一大「災難」。當時美國國務卿費雪（Fisher）在回覆迪龍的文件上表示：「你當把握所有可能的機會，設法誘導日本盡可能地遠離中國，而與其他強權勢力們在商業與社會上結合。」美國如此做，不但是為了避免產生中日同盟這股強大的東方勢力，而更重要的是以聯日增加美國本身在亞洲的實力，好與歐洲各國抗衡，在亞洲建立其霸主地位。〔註4〕後來迪龍和曾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善得（C. W. Legendre）商量利用1871年12月發生的牡丹社事件遊說日本出兵攻台，李善得告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說：「台灣番地，是中國政令所不及的化外之地，只需用兩千左右的兵力就可以迅速佔領，而且不必擔心美國的干涉。」迪龍在事後寫給美國國務院的一份「秘密報告」中說：「我一向認為西方國家對日本的真實政策，是鼓勵日本採取一系列的行動……使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朝鮮政府彼此仇視。……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使這場戰爭成為……把台灣及朝鮮放在一個同情西方國家的旗幟下的戰爭。」美國力圖破壞中、日、朝三國的傳統關係，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險惡居心，至此暴露無遺。〔註5〕

1936年的西安事變導致當時的中國主政者接受張學良將軍的「安內必先攘外」之國策，促成了國共合作，民族團結了，一致對外了，因此在日本帝國主義極優勢的武器裝備攻擊之下，從1937年到1941年，中華兒女就能夠獨自頂住日軍龐大壓力，使日本軍國主義「三月亡華」的戰略目標完全破產。在此期間，美國一直是入侵中國的日本所需戰備物資如：廢鐵、石油的最大供應商，正如甲午戰爭中，美國賣給日本大量軍火一樣，發軍火、戰爭財向來是美國興趣之所在，一直到今天，美國仍獨霸世界軍火商之首座，何況中日不和，相互制約是符合美國遠東戰略利益的。所以，尼克森總統在1968年先宣佈將美國接受聯合國托管的琉球群島擅作主張的交給日本，同時附帶的把中國領土釣魚台的「行政權」一併歸給日本，然後才於1971年宣佈要去大陸訪問並討論建交之事。而柯林頓總統也是在1997年夏季和日本磋商完成了《美日安保條約》擴大解釋之後，才在1997年秋天接待江澤民赴美做國是訪問。從這些宏觀歷史的國際形勢，可以看清日本右翼政客及軍國主義份子近年來的言行是有其歷史根源與國際背景的，其首要目標是為美國及日本的遠東戰略利益服務，其本質上是以反共為名，遂行反華之事實，可以說是西方白種人的種族主義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再配合了日本皇民思想中對華人鄙視之大結合的產物，華人同胞務必要看清這點，才能捐棄政權之紛爭、黨派之成見及個人之恩怨而團結起來，為捍衛全中華民族永恆之利益而奮鬥。

日本文化之初探

為什麼會發生南京大屠殺？日軍何以如此殘忍？華永正〔註6〕指出：神道是日本國教，是日軍精神支柱，也是日本統治者控制軍隊的重要手段。神道教沒有基督、伊斯蘭、佛教那種仁慈、寬忍和犧牲自我的精神，更沒道家「無為」的思想，而是充滿入世、擴張、利己和好鬥的教義。它的主要內容是：一、世界至尊之神為天照大神（所以她應該實行「八紘一宇」，統治全世界），二、神武天皇為神的「五世孫」，他在人間的使命是「征服東方，進行統治」，三、萬世一系的日本天皇是「現人神」，既是神道的最高祭司，又是日軍大元帥。日兵是「天孫民族」的代表，按神的意志去征服「劣等民族」，凡戰死者也都是「神」，被奉入靖國神社和各地方的護國神社。這一套法西斯的「種族優劣論」編造的荒誕離奇，登峰造極，當時的日本兵就是認為自己是「神賦特權」進行征討殺戮，所以瘋狂殺人，心安理得，毫不手軟。1941年耶誕節前夕，日兵在香港修道院用修女祭刀，便是一種「懲罰異教徒」的「愉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日本，仍然有人企圖恢復這種殘忍的「神道之力」。連年以來，國會議員接二連三地參拜靖國神社，很明顯，他們不僅是在追悼包括戰犯在內的「神靈」，而且也是在呼喚神道重新成為「八紘一宇」的精神支柱。

日本武士道最早源於宋代理學，但在傳入日本後便注入了土著民族的野蠻殺戮意識，完全失去原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內容。日本武士視殺人為「友誼」，如「介錯」（武士可以切下切腹者的頭顱）；視殺人為「權力」，如「斬捨御免」（武士如認為自己受辱即可殺死對方，不受制裁）；又視殺人為「職業」，如「刀不虛出」（武士拔刀後必有斬獲方可入鞘）等等。又規定武士必須佩劍、習劍道，中國劍術兼有健身、舞蹈、技擊三種意義，而日本的劍道只講殺人，別無其他，中國武士戒女色，而日本武士玩弄女性，甚至性變態，中國武士重武德：「好漢不打倒下的」，日本武士則講究「斬劈」，愈是對方不抵抗愈要將對方劈死！所有這些武士道的「傳統」，日兵在南京大屠殺的行動中都有體現，他們展開殺人大競賽，強姦中國婦女甚至連老婦幼童都不放過，並將失去抵抗的中國俘虜成批的屠殺，由此可看出武士道的本色。

對日本文化及其生活方式有深刻研究的克里瑞博士（T.Cleary）〔註7〕總結說：要想瞭解日本人的心理和行為，必須評估幾個世紀軍事統治的影響，日本經濟、政治、社會和教育結構的發展，都反映出這種影響。它透過幾百年間武士階級升到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而徹底融入這個國家。在日本，戰爭一向是屬於貴族家族的事。這些家族相信他們是下列三種源流中之一的後代：他們相信是神的嫡裔後代，或是古代日本帝王嫡裔後代，或者是中國高麗貴胄的嫡裔後代。皇族屬於第一類，相信他們是神的嫡裔，這個宗族跟太陽女神有關。隨著這一族和它的盟族在日本古代的崛起，在神道教神殿內獲得較高的位置，他們的神話是國家神道教的基礎，是日本本土宗教的護身符。強大的日本家族跟高麗和中國維持關係，使他們能夠發展主宰政權所需要的軍備。在他們的神話裡，劍是太陽之神族、皇室的象徵。制劍術在傳統上附著於神道教。劍的崇拜後來成為武士道誇大的特性，反映出武士心理中原始神道的一個要素。

太陽女神族的盟友，在紀元6世紀前後模仿中國建立了日本民族國家，但領土戰爭仍繼續進行，對居住在這些海島上的其他人民進行的滅族性戰爭也沒有中斷。日本人本身的邊疆戰爭和族群競爭激發了一個單獨的軍人階級，他們是舊日的貴族的後代，但是卻各有自己個別的歷史和傳承，新階級也產生了京城裡上層階級地主所僱用的管事、軍官和警長，管理並保護他們廣大遙遠的地產，後來軍人為他們的服務要求較多的報酬，遂在1185年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軍事政府，這就是「幕府」的開始。從1185年到1868年，有三個軍事政權主宰日本社會和政治，後來出現的兩個軍事政權都以天皇之名而不以幕府大將軍名義統治，前面兩個幕府支持佛教禪宗，跟全由舊日貴族主持的原有佛教宗派分裂。第三個幕府支持儒家，企圖分化壓制佛教。第四個軍事政權（即明治時代）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以神道國家主義名義公然鎮壓佛教，第五個軍事政權（即昭和時代）在1925年之後強迫佛教寺院跟國家神道合併，日本軍事法規內的禪宗因素，最初來自幕府鼓勵之下各武力家族紛紛參加禪宗的時期，新儒學也由早期的禪宗佛教徒傳給軍人，但是大概遲到17世紀把新儒家定為國家正統時，禪宗因素才成為武士道法規的主流。所有日本傳統都在最後一代幕府時期編成法典，只有武士道例外，武士道法規由某些途徑編入家族和組織的規律，但是卻從來沒有統一或定稿。武士道的各種型式內含有神道教、佛教、道教、儒家、法家和軍事家等成份，但是無法說明他們在抽像的「武士道」內所佔的比例，只有歷史上載明的人人皆知的明確事實例外。這可能反映在兵法學固有的競爭特性和佔先手法中故意含糊的特性上。在佔先手法中，只要適合當時的情況，無事不可為，例如：甲午戰爭時，日本先出兵朝鮮；日俄戰爭時日海軍先襲擊俄國艦隊；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也是日軍先開火；珍珠港事變又是日軍先襲擊美國艦隊。

克里瑞認為：自中國傳入日本的佛教禪宗、儒學和道教，為日本戰士所吸收，汲取其中某些忠誠、樸實、敬業、苦行、服從的精神，灌入日本人本來崇武、好戰、輕視生命的傳統，而鑄成武士道這種世上獨一的生活方式。試想同樣學中國人原有的佛、儒、道的思想，在中國則造成鼓勵仁慈普愛、重視生命、重文輕武、中庸思想、出世思想，同一棵樹上長出的枝條，結出截然不同的花果，其故安在？值得深思與研究。

克里瑞特別指出，日本在幾百年血腥內戰，八百年軍事統治後，軍事生活已融入文化中，在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戰爭，戰爭就是生活，戰略思想、戰鬥手法，已是八百年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故今日日本不論政治、經濟、商業、工業，無處不在戰略生活的應用範圍之內，而人人都在不自覺中日常使用，在明治維新之後，使用「無劍」的藝術，只幾十年，便使日本進入世界軍事強國之列。此外，二次大戰後，也只幾十年，日本便成為世上經濟大國，其個人人均產值超越美國。這尤其是日本「無劍」藝術最實際的表演，劍在美國手上，日本已因大戰失敗而失去了劍，但應用「無劍」戰略，不必把美國的劍奪來，卻能使美國的劍為日本服務，也只數十年，日本成為世上最富，美元存底最多的國家，而美國則從戰後最富有的國家及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世上最大的債務國，而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恰是大戰中被美國打敗而失去了一切的日本。這不是用敵人的劍殺敵人嗎？日本這位無劍劍客的成就，自應歸功於早把孫子兵法、佔先手法、三十六計等等兵法融入生活、融入民族性的日本文化，走筆至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美國為了自己的遠東戰略利益而不時地利用日本，而日本也利用武士道精神和「無劍」手法來試圖牽動美國為日本的國家利益服務。然而最最重要的是雙方都以中國為其魚肉的對象。

關於南京大屠殺

近年少數日本政客及軍國主義者如石原慎太郎等人，居然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因此在紀念南京大屠殺60週年之際，很有必要地列出幾本相關書籍，以為歷史之見證，並供有心研究史實者之參考。

一、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No.9, 1997

二、《拉貝日記》，約翰拉貝（John Rabe）著，劉海寧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初版。

三、《南京大屠殺真相》，秦郁彥（Hata Ikuhiko）教授1986年著，楊文信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5年初版。（本書日文版至1995年止，已出了第15版）。

四、《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貝德士博士（Dr. Miner Searle Bates）文獻研究系列之一，章開沅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初版。

五、《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傳》，胡華玲著，「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初版。

六、《日本在華暴行錄1928-1945》，洪桂己編纂，「台北國史館編印」，1985年初版。

七、《南京大屠殺事實及記錄》，孫宅巍、吳天威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初版。

八、《1937南京悲歌日軍屠城錄》，孫宅巍著，「台北先智出版社」，1995年初版。

九、《赴南京之路》，本多勝一著，「日本朝日新聞社發行」，1982年初版，1996年第5版。

即使日本小學館出版的日本大百科全書內亦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載。〔註8〕而且，60年代初，日本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二郎，將其著作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日本新史》，送日本文部省（教育部）審查時，被審查會認定「關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特別是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述部份」，有違日本政府的歷史觀，被判定不合格，不能出版為歷史教科書。家永教授基於歷史良心及堅決主張國民在日本國憲法中規定的思想、言論、講學、教育的自由權，於1965年開始提出三次訴訟，歷經出庭、辯論、判決，不下數十次，前後長達30年的法律鬥爭。〔註9〕

歷史教訓──代總結

中國近代史明白地指出：落後就要挨打，被打敗了不但要繼續吃鴉片，還要割地賠款。這樣一來就更落後、更貧窮。為了求活下去，人們被迫先求自保，於是重視自己個體利益而群體意識喪失，或者講人情而不重法治（別忘了秦漢時代中國是重法治社會），所以華人社會中的人際關係產生變形，往往是懷疑多於信任，分裂多於團結。這就給帝國主義列強侵華，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最明顯的例子是民族敗類多。《馬關條約》中已有民族敗類保護條款，即「交仗期間，所有關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即漢奸）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繫」，而八年抗戰期間，光是擅改當時中華民國國號的偽政權就有三個之多，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王克敏主持，1937年12月14日成立於北平」，「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梁鴻志主持，1938年3月26日成立於南京」，以及統一前兩個偽政權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汪精衛主持，1940年3月30日成立於南京」，所以從南京大屠殺、抗戰、國共內戰到今天的海峽兩岸局面，都一再顯示日本軍國主義份子敢於侵華，鄙視華人，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說，民族敗類就是當中華民族利益和帝國主義利益衝突時，為了自己短暫的私利或私人的恩怨情仇而站在帝國主義一方效力的華人。因此，民族敗類是能夠風光一時的，甚至在帝國主義列強支持下得到某種榮譽及財富而風光一世，但春秋大義和民族利益的歷史審判，終將使他們遺臭萬年，因為個人、政黨，甚至政權的利益都是暫時的，只有全中華民族的利益是永恆的，是屬於子孫萬代的。

落後的另一表現就是對歷史的失憶〔註10〕，不去認真瞭解歷史真相，就不可能進行自我反省，而一個不能自我反省的民族，是得不到別人真正的尊敬的，何況若是忘了歷史，如何能夠去寬恕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之罪行？當然就更無法爭取今後東亞及世界之和平。因此我們除了要清楚歷史，也要爭取國際人士多多認識歷史，並聯合美、日正義人士來共同努力，防止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復活。

最後，在改變中華民族物質窮困面貌的同時，更應注意文化素質的提高，古代華夏文明中的優點不但要繼承保存，更應發揚光大，由於近代落後而產生的惡質文化部份，則應全力改過，正如陳映真所指出的：為了良好地從基本解決發展與人的關係和發展與正義的關係，時代也在召喚著新的社會科學。〔註11〕也只有如此去努力，中華民族的雄飛才能完全實現。

〔註1〕《台灣抗日秘史》喜安幸夫著，第197至206頁，「武陵出版社」，1989年再版。
〔註2〕《培瑞將軍書信錄》，美國參議院文件第34卷第33之2冊第81頁，譯文引自《台灣命運機密檔案──1857年美國最密件》，卜今者，第4頁，「海峽評論雜誌社」發行，1991年初版。
〔註3〕《彼得派克書信錄》，美國參議院文件第22卷第35之2冊第1208頁，譯文引自《台灣命運機密檔案──1857年美國最密件》頁同〔註2〕。
〔註4〕《美國國務院日本外交指令》第一冊，1871年8月24日，譯文引自《台灣命運機密檔案──1857年美國最密件》第15頁。
〔註5〕垂特（P. J. Treat）《美日外交關係史》（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U. S. and Japan）第1卷第474至476頁， 譯文引自《台灣人民歷史》陳碧笙著，第196至197頁，「人間出版社」發行，1993年初版。
〔註6〕《日軍何以如此殘忍？》華永正著，《廣角鏡》月刊，1997年8月號。
〔註7〕《日本人的兵法》克里瑞（T. Cleary）著，黃驤譯，「金禾出版社」，1992年初版。
〔註8〕《異哉！台灣人的日本情懷》，曾健民著，《海峽評論》43期，1994年7月號第26頁。
〔註9〕《台灣人民主體耶！政治正確耶！》曾健民著，《海峽評論》79期，1997年7月號第49至52頁。
〔註10〕《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王明珂著，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1997年初版。
〔註11〕《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陳映真著，《海峽評論》80期，1997年8月號，第58-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