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世紀之橋」的江柯會談

名符其實的「太平之旅」

太平洋兩岸的最高領導人選擇在《上海公報》簽定25週年之際，舉行12年來首次的互訪及高峰會談，共同探討如何使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的發展，並確立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指導方針，江澤民此行是名符其實的「太平之旅」。而明春柯林頓總統之報聘訪問北京，使雙方的戰略對話有個開始，實是真正的務實外交。促成美國急於改善天安門事件後惡化的中美關係的原因甚多，主要是美國確認此一轉變之需要的急迫性。中國快速地成為世界第二強國，在日漸浮現的世界新秩序裡，將是一股顯著的力量，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上之主導地位形成長期挑戰的對手。

成功的外交，時機的因素至為重要。一九九二年的總統大選，美國籠罩在經濟長期低迷的環境下，時任總統的布希雖破壞了《八一七公報》，出售大批F-16戰機給台灣，以期為美國人製造一些工作機會，但也顯得杯水車薪，挽救不了競選總統失敗的厄運。如今美國經濟漸有復甦跡象，柯林頓依憲法規定當選兩任後也無競選連任的顧慮，自然會側重外交上的突破。

如果柯林頓想帶領美國跨越「世紀之橋」進入穩定的「太平洋世紀」，他別無選擇地必須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解決阻礙兩國良好關係的瓶頸。何況中共的十五大已順利結束，江澤民並沒有像有心人之期望，不可避免地捲入一場權力鬥爭。

十五大的成功證明了中國有一部憲法來規範權力繼承的問題，中國正以穩健的腳步向民主富強之路邁進！不是十全十美，但較之英美民主先進亦毫不遜色。英國自大憲章之宣佈，歷經數百年才建立起今日之民主體制；美國的民主道路也走了220多年，且污點斑斑，即以基本民權的投票權而言，曾留下了「祖父條款」（The Grandfather Clause），「識字測驗」（Literacy test）這些光怪陸離的法律，以及本世紀為爭民權動輒數10萬人走上街頭遊行抗議。

回顧中美關係，真是坎坷萬般。25年前的《上海公報》結束了兩國的敵對狀態，解除了對中國的圍堵，但「關係正常化」還是七年後的事。

衡諸建交後十幾年裡的兩國關係，也是波濤迭起，爭端不息，牢牢大者如《台灣關係法》之通過，「銀河號」事件，反對中國主辦奧運，天安門事件後的「黃雀行動」，持續地支援反華活動（如給予吳弘達三本姓名不同的美國護照），公開宣揚圍堵中國，分裂中國，國會於今春通過《外交關係重振法》，「北美事務協調會」易名為「台北文化經濟辦事處」（使得台灣的中華民國點滴在心頭），以及等待江澤民訪美結束後，國會再行表決一系列的中國相關法案。（按最新報導美國眾議院已於11月6日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四項制裁中共的法案，包括協防台灣法案。只是此項《美國－台灣反導彈飛彈防禦合作法案》中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研發階段預計需耗資兩百億美元。誰都無法預測李登輝會否孤注一擲來作此豪賭。）至於去年4月間宣佈擴大《美日安保條約指南》，將其範圍涵蓋日本「周邊」的台灣（兩者相距一千哩）。試問在美國這些刀光劍影之下，中國民族主義之滋長是構成遠東不穩定的因素? 還是一股自然產生的尋求自保的力量?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柏格（Samuel Berger）在今年6月6日對紐約市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指稱：「中國某些人士追求狂熱而閉關自守的民族主義……。」但他可曾想到「動亂」與「分裂」的恐懼，一直是中國歷史上揮之不去的心患。美國要中國相信「我們雖然磨刀霍霍，還是為了和平」。這是中美合作關係上的一大障礙。

看看美國的人權紀錄罷

在同一篇的演講中，柏格又重申「中美兩國均體認『合作』對我們均有長期的策略上的好處，中國未來將採行的方向，將是下一世紀『衝突』或『合作』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之一。」接著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又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作證強調：「中國正以強國的姿態出現，是一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確，沒有國家在塑造21世紀亞洲的方向上，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們必須）鼓勵中國以負責的一分子融入國際體系。」

如果這位外交決策者表達的是肺腑之言，則美國對亞洲政策必須自基本上作心態的調整。

今天及將來的中共在國際事務上不能只作旁觀者。舉凡世界和平安定與繁榮等問題，都要有她置喙的餘地。中共已是一泱泱大國，在交往上有他應有的尊嚴。「流竄」式的「元首外交、度假外交、學術外交」非其興趣所在。猶億兩年前江澤民訪美時，曾拒絕與柯林頓舉行「工作會談」即是一例。許多問題華府必須務實地提出，讓雙方坦承地商討彼此的歧見。美國動輒以「人權」、「囚犯生產之產品」出口問題來責難對方，如此只有導致雙方關係進入死胡同，製造麻煩與增加摩擦。

二次大戰後的五十年間，美國對華政策始終是建立在「主、從」的幻想中，表現在政策上則是搖擺在「愛」與「恨」的矛盾之中。

60及70年代希望「以華制蘇」，中國只是通盤大局中的一顆棋子。及至蘇聯解體，中國崛起，美國希望的是一個以其為首的「單極多元」（杭廷頓塑造的名詞）的權力結構，因此在其《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歇斯底里地高唱中共正積極建軍、擴軍，造成中美兩國霸權地位的矛盾。今年5月8日在哈佛大學舉辦的「新英格蘭中國討論會」中，他再度以爭奪霸權的角度來分析中美之間的衝突，強調（一）中國一旦完成統一，對台灣行使主權，（二）當前的經濟成長持續到公元二零一零年，則中共必然會進一步爭取其霸權地位，因此美日兩國對這種新權力之興起必須深予關切。這種態度說明了擴大《美日安保條約指南》涵蓋台灣之說，絕非空穴來風，而支援台灣、西藏的分離主義，攻擊中共人權問題，不過是其策略而已。在這種脆弱基礎上的江柯會談，其成就及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談到人權問題，正如李光耀今年4月22日接受《時代》週刊訪問時所說：「這不是美國可以單獨向世界各國強行推銷的準則，在一個彼此影響，相互關連的世界裡，美國若要發揮其影響，誰都不能霸道而來。」不幸美國對此沒有共識。柏格在前面所引的《建立對中國的新共識》（Building A New Consensus on China）的演說中幾近申斥地說「（中美）相互依賴的程度並不代表我們可以讓中國為所欲為地破壞人權。對人權不可動搖的信念是美國人的本質，我們居世界領導地位，是因為我們的榜樣示範作用與我們所展示的實力……。我們應要求中國尊重舉世公認的人權。」好大的口氣，好一個威風八面的Bully（吃軟怕硬的暴漢）。

請看美國積弊已深的社會沉痾，可為世界榜樣與示範嗎? 世界固然有公認的人權準則，但執行起來絕對不容有雙重標準。當年日軍在旅順（甲午之戰）、南京（二次大戰）的大屠殺，這些與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前後輝映的獸行，美國可曾為人權（事實上是人道）說過半句話? 50年代的台灣白色恐怖，美軍庇蔭下全斗煥在光州的屠殺學生，美國參與的尼加拉瓜內戰、戕害無辜14萬人，美國可曾睜眼一看?

中國對尊重人權的智慧，又豈是西方國家能望其項背? 唐朝魏征早就說過「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即一明證。當然這並不意味數千年來，每個中國統治者都是賢明之君，歷史對暴君的虐行一向都是忠實而無情的。即便是領導抗戰功勳彪炳的蔣介石，一但他的「白色恐怖」被揭發後，他的「民族救星」地位便搖搖欲墜了。

美國在以「人權問題」責諸他國，不妨看看幾部西部電影，當年北美的大地主印第安人，如今是否仍過著廟公被乞丐趕走的日子。臘盡冬殘之時到幾個大城市的街頭巡視，多少人過著風餐露宿的日子。再者，如林肯總統在內戰期間不也曾「人身保護法」。

當年國民黨潰敗到台灣，草木皆兵，筆者也曾不明不白地身陷囹圄兼旬。其時政局飄搖，人心浮動，當時個人的不幸遭遇，至今思之卻也無冤無怨。

因此，治國的策略各有急緩。中國目前需要的是營造一個安定的環境，把整個國家帶入小康之境，不是好高騖遠地追求崇高不實的理想。中國目前需要的是營造一個安定的環境，把整個國家帶入小康之境，不是好高騖遠地追求崇高不實的理想。百年之後，當後人對中國把12億人口帶入溫飽的境界，必會對目前的一些措施重新給予肯定的評價。至於國家的領導群是否由許多黨派而不是一個黨派的侯選人選出，便顯得無關宏旨了。這也就是江澤民在10月十八日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籲請美國容忍中共政治體制的原由」。在訪美期間面對哈佛大學的示威群眾，不也是氣度恢弘地說「中國將來也會這樣」，中美兩國必須在求同存異的精神下，「分攤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之責任」，共同締造一個新世紀。

也許美國的領導諸公應該仔細看看杭廷頓對未來世界的把脈。杭氏認為未來世界的危機，不在經濟或意識型態，而是在世界存在著七種文化的衝突（西方文化、儒家文化、回教文化、拉丁文化、印度文化、斯拉夫文化及日本文化），及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價值觀，重「權威」意識的儒家和回教文化，與重視「民主」意識的西方思維，容有不同，但我們不難明瞭由此不同意識建立的國家（看看新加坡與美國）孰優? 孰劣? 健全的社會是不能用物質上的進步來衡量的。李光耀與馬哈迪領導下的星、馬較之西方國家有何遜色?

「雙方都沒有錯估對方的空間」

江柯此次會談旨在「確立及推行面向21世紀的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這原是三年以來中共外交的指導原則。1994年及今年五月中共曾先後與俄國及法國簽定了類似協議。而遠在鄧小平時代，中共即已訂立與美國「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基本方針，行之於事實的便是一種尋求雙方平等的交往，建立高層對話機制（如最高領導之互訪、高級官員之定期會晤），及雙方合作（如環保、武器擴散、雙邊經貿）之加強。此與早先柯林頓總統所楬櫫的「全面積極參與」政策並無軒輊。

在形式上繼中俄、中法（預計中英兩國如假以時日）之後，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協議之簽定，象徵了國際格局的多元化，大大地提升了中共的國際地位。而藉由此項協議建立的大國間高層定期性對話，也深深減低了美國獨霸國際事務的色彩。在中俄、中法的戰略夥伴關係的聲明中，都曾強調要積極推動世界多極化，反對任何國家單獨支配國際事務。在此一新的國際秩序中，「戰略」一詞強調從宏觀及長程之角度來處理國際間的問題。「夥伴」意指在合作互利之共同目標下，以平等地位的精神持續交往。此是順應潮流之舉，中、美對此項共識則反映在今年7月底由雙方的外交決策人在吉隆坡會談時達成。距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首次在西雅圖提此構想，歷時三年。「中美合作」之路何其漫長。

中美戰略夥伴關係如能建立，有助於遠東情勢之穩定，自不待言。兩國之合作，可以促進彼此之經濟利益，也無疑義，但多年來美國要將他所倡導的國際規範和價值強加於中共，企圖以交往來影響中共內政的策略，時時出現在官方的公開宣示中。前述的國家安全顧問柏格在6月6日的演講中，及四天後國務卿歐布萊特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對「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證詞，明顯地前呼後應。

此次江澤民於赴美會談前即已放話，會談中也一再聲明在「台灣問題」上，沒有迴旋的空間（《聯合報》10月31日第10版）。江澤民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是一項政治宣言，更是行動綱領。自中共的立場而言，強烈地維護「一個中國」之主張可能導致美國的反彈，從而影響他們的現代化。但現代化之延緩可以趕上，對台灣主權的喪失，事關泱泱大國尊嚴的問題，沒有任何國家所能容忍。飽受西方國家宰割的中國，更不能例外。

當然，美國官方曾一再聲言「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姑且不論美國從事（或鼓勵）許多與此背道而馳的事，俯拾皆是。即自字義而言，「支持」是一種消極的行為，可因「時」「空」的改變彈性解釋而運用自如。數年來此一聲明與美國的實際行動（如前述）背道而馳是欲蓋彌彰的事。中國除了在「觀其言，聽其行」之外只有「設定底線，靜觀其變，籌畫對策」一途可循了。

三年前的所謂台海危機爆發時，中國問題專家亞倫．懷丁（Allen Whiting）曾警告「雙方都沒有錯估對方的空間」。美國決策諸公應該用心地讀讀他寫的《跨越鴨綠江的決策》（Decision to Cross Yalu River），當年韓國內戰，中國與美國實力何止天壤之別，一旦敵對勢力壓境（當時並有美機在中國境內的東北被擊落），留給中國的選擇只有「這場戰爭在『境內』或『境外』打」的問題。軍力佔絕對優勢的美軍，面臨保國衛民的「人民志願軍」最後還不是被逼退回北緯38度線。原地踏步而何敢逾越。二次大戰之殷鑒不遠，當年中國在軍力絕對優勢的日寇的侵略下，亦不得不以「大刀（迎向槍炮）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英勇精神，而贏得了最後勝利。中華民族的「忍」「勇」，誰能匹敵？

半世紀來美國為了他的霸業，恃強凌弱，看錯亞洲的政治趨勢和高估他在亞洲的影響力。在追求國家的利益時，常常以單方面制裁來對付與他價值觀念相左的行為，策略愚蠢而笨拙，因此導致她的亞洲政策接連碰壁（印尼在今年六月初退出了他準備參加的一項美國軍事訓練計畫，取消了購買九架F-16的美制戰鬥機; 美國反對的緬甸於7月間順利加入了東盟; 柬埔寨的洪森政權也令美國一籌莫展，星、馬與美國在安全事物及人權等問題上齟齬不斷），錯失與東盟提升交往的契機。

越戰韓戰歷歷在目

柯林頓總統第二任開始的第一年中，中美關係雖有大幅改善，雙方也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達到若干程度的共識，但華府對此一直非常謹慎。事實上一直到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接任前，美方都只使用「戰略對話」 （Strategic Dialogue）和「戰略架構」（Strategic Framework）來描述兩國的戰略關係。

在此世界朝向多元化發展之際，中、美這兩個有影響力的國家，以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來消彌敵對狀態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此項關係的實質內容，在兩國存在著許多結構性矛盾的情況下 （諸如人權、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尤其是敏感的「台灣問題」不得到基本的共識），美國一方面想藉由這一新關係來有效地規範北京的國際行為及提升雙方不可或缺的合作層次和範圍，另一方面又與日本修訂《美日安保條約指南》，將其涵蓋範圍延伸到台灣以及南海，形成對中共之「新圍堵」，清楚地反映出美國對中共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這無助於亞太情勢之穩定。從此一角度視之江柯在華府的會談，只能希望是改善兩國關係的開端。

美國必須瞭解崛起的中國，仍然擺脫不掉歷史的積怨。西方殖民主義留下的陰影 （不只中國）無法揮之即去。在中國，「自由」從來就意味著免於恐懼，而非等於個人權利。誠然，經濟高度發展後，中國必然更形強大。但軍力之增強是相對的。中國軍事力量增強之同時，其鄰國也在成長。況且中國隨著經濟之蒸蒸日上，也產生了引人注意的個人自由。如今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以能自主擇業，在國內到處旅行。在對外政策問題上，中國的紀錄顯示出他並不是持敵對態度的國家。他簽署了許多 （包括世界銀行、化武公約、全面禁核、國際人權宣言）關係世界繁榮與安全的條約。（上述皆為前引之柏格演詞內容）。他與國際社會合作阻止了朝鮮半島及柬埔寨爆發戰爭。中國歷來關心的是「安全」與「領土的完整」。美國應該現實地對待中國。如果把她當成敵人，肯定會使她成為敵人。韓戰、越戰歷歷在目，美國「願意」或「有力」再付出如此的代價與中國為敵嗎?

以往的世界是用「武力」來解決分歧，未來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必須以「合作」來解決問題。當人類進入資訊時代的21世紀，科技知識將不是西方所能壟斷與控制，何況將這些科技知識發揮作用的因素（如資源、人力）卻正是西方國家 （包括亦「東」亦「西」，不是「東」「西」的日本）所匱乏。明乎此，便不難瞭解美國已不可能成為下一世紀的「單獨領導者」。多元的國際社會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洪流。「多元」就是「多元」，妄想杭廷頓所主張的「由美國主導的單極多元社會」，美國的本錢又在那裡，美國領導諸公必須體認，在國際事務上「新枝」有賴「舊干」的智慧，才能有宏觀的視野，與合理可行的外交政策。老謀深算的前國務卿季辛吉不也曾指出「將來世界出現的將是區域性的強權，美國不宜也無力介入世界每個地區性的衝突。地區性的衝突應由地區性的國家自行解決。」美國充其量只能扮演「協調者」的角色。

台灣的將來深深受制於中美關係

自客觀的形勢來看，中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濟必定在穩健的步伐中持續成長，在國際事務上必然隨之日趨積極 （Assertive），雖然未必強大到足以達到所欲完成的目標，但對整個國際社會勢必有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

此次江柯會談兩國雖協議成為「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但兩國協議墨漬未乾，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國務院迫不及待地任命「西藏事務協調專員」。此一行動不是出自反華的國會，而是來自要建立「夥伴」關係的國務院，華盛頓使用戰略夥伴關係的真正意圖，難免令人生疑。俄、法兩國也與中國簽過類似的協定，所不同的是在商談的過程中，兩國的媒體極力營造友好氣氛，不像美國的媒體在會談過程中密集報導「西藏」、「人權」等問題。尤其是在請來的客人剛步入國門，國務卿便已放話: 「人權問題未得改進，中美關係便難以拓展」（10月30日語），很難想像在如此的氣氛下這類會談會有什麼有意義的結果。但以「勢」與「利」兼顧的考量下，美國深知只要把20%的中國人帶入小康，便是一個美國大的市場。因此波音飛機製造廠，IBM，AT&T （中國電話每年之成長率等於一個加拿大市場）這些大公司的總裁們，那敢對江澤民的來訪稍有怠慢。職是之故，今後的中美關係免不了既合作 （經濟層面）又遏制 （政治層面）的局面。

台灣所希望的「平行」或「三角」關係都只是執政當局一廂情願的想法，「中華民國在台灣」所握有的籌碼實在少得微不足道。必須認清的是台灣的將來深深受制於「中美關係」，而不是將來的中美關係受制於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