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規劃是各方人士的共同責任

在現代政治裡，政府行政部門的首長向立法系統（國會、議會、人民代表大會……）每年都做施政報告，是一個良好的制度，在美國，總統每年一月底都要向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聯席會議提出他的「國情咨文」，在中國，每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首長國務院總理都要向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做一個長篇的報告，也被視為是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行政首長向立法會議做「施政報告」是個好制度

我在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每年都講授「政治社會學」和「未來研究與中國的未來」……這樣的課程；美國總統的「就職講演」和「國情咨文」，中共中央每一屆大會黨主席所做的報告和國務院總理每年向兩會做的報告，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計畫」，還有歷屆港英總督的「施政報告」等等，都被列為學生必讀之參考物，因為，從這些文件、文獻中，不但可以瞭解有關國家／地區的政府運作，更重要的，是可以瞭解政治、政府、國家所提供的公眾服務，對於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康體、福利、環保……等等關乎人民、公民、市民生存發展大計的重要作用；更可以從中教導學生如何去理解社會管理和未來規劃的大道理的。

事實上，對此等文件、文獻的分析研究和反覆思考，也構成了我個人對政治未來學、法律未來學、憲法未來學教研的重要工夫，以及有關學問的重要內容呢！

此次，我會把董建華的「施政報告」拿來同（一）1996年3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和（二）江澤民主席在中共十五大開幕會議上做的《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推向21世紀》等兩個文件；以及（三）港英總督的一些《施政報告》等，不斷地進行比較研究；企圖從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施政大計、發展規劃中，找尋現代國家的功能，對於個人、人民、市民的「五理系統」之開發、開展是在發生些什麼樣的作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是上乘之作

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後，我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共156節），對歷史、現實、未來以及宏觀、微觀的處理，很有可取之處的：

──它的引言交代了香港進入新紀元後，「一國兩制」是其運作的大框架；只有立足於這個「基本點」，才能為制訂香港長遠發展策略找到一個「出發點」；

──它指出，香港今後的「發展思路」，在於確立以資訊科技、信息技術為主要推動力的高增值新興產業，事實上，在「一國兩制」和「百業同興」的取向下，對新生代產業建設的探討，佔了全文的四分之一（從第1至第46節）；

──既以新科技、高科技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就得提醒市民注意到資訊科中的「奇妙的世界」，並且，要在中小學教育中加強電腦教育；此外，更得從海外吸納一級人才，以「激發創意，鼓勵發明」（第79至第112段）；

──與此同時，政府為建立亞太航運中心，對基本建設的投資（包括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諧調發展）也是十分注意的（第55至第63節）；

──當然，經濟發展在於建立一個更為公平、合理、美好的社會；所以，提出「仁厚為懷，健康為本，融入社會」的方針，對於老年人和新移民的福利以及房屋供應，成為施政的另一個方面（第45至第54，第65至第72段）；

──為了推動上述政策，需要一個廉潔、有效，依法辦事的負責任的政府；並且能夠依照《基本法》循序漸進地推動民主化建設；以便「增強香港競爭力、確保香港繼續繁榮昌盛」和「穩步實現我們的理想」（第156段）。

美中不足的是，董建華雖然在討論「一國兩制」部份便及於「香港與內地大型基建協調委員會」，談及特區政府在海陸空大網絡的建設上，需要同廣東省（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進行交流協作；但是並未及於香港同內地其他省市區以及同台灣的關係，更令人不解的是，始終未提及同外國的關係。

儘管，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處理外交的關係；可是，在「一國兩制」之下，又因其國際大都會和「六大中心」的建立，中央仍然授權它處理運作層次的外事活動，而近月來，行政長官便先後出訪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歐盟一些國家；不久更將及於北美……這樣的政事，能不在「施政報告」裡有所交代（或者說，反映出來）嗎？

實際上，以特首為主的外事、外訪活動，對於「一國兩制」的開張，對於新生代產業的建設，都是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和境外的發展取得協調、相互促進的重要施政。

社會管理的民主化、科學化、專業化是落實《基本法》之大道

可以說，這份《施政報告》必須對於《基本法》的落實，做出貢獻的：

「香港的發展策略，一定要遵循自由經濟的原則，一定要維持穩健理財的原則，同時，要竭力維持良好的法治制度，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保持香港高增值的競爭力、保持香港經濟發展的生命線、保障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由於事關重大，影響深遠，特區政府將成立一個策略發展委員，由我擔任委員主席，成員包括政府官員、工商、金融、基層等界別人士和學者，委員將從經濟、人口資源、教育、房屋、土地、環保、與內地關係等方面，進行研究，務求香港的資源得到適當運用，使香港能夠跟上世界競爭潮流，保持旺盛的經濟活動力……」（第16段）

董建華在他的「施政報告」裡提到不少「工作小組」和「委員會」；如

──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第11段）；

──增強旅遊業競爭力的專責小組，以扭轉它的頹勢（第26段）；

──由文康廣播局局長領導的電視、電影事務諮詢委員會（第28段）；

──為使香港成為華南和亞太地區的「產品發明中心」，把科技發展成果轉化成商品而成立的一個向行政長官直接負責的「高層委員會」（第33段）；

──研究人力需求，就業和培訓等事宜的工作小組（第36段）；

──由幾個局聯合組成的激勵新科技的資訊科技統籌委員會（第45段）；

──由財政司領導的「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委員會」（第54段）；

在兩年內為教師設立「教學專業議會」（第83段）；並加強「教育統籌委員會」的工作，以推行「卓越教育」（第101段）……。

其實，在港英時代，由公務員和專家學者及各界代表性人物的各種委員會，已經是建制的組成部份，其間，處理高等教育和科技開發的「大學撥款委員會」。

建立一個由行政長官直接領導的「官、產、學三結合」的「三跨越」智囊系統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港英總督直接領導的「中央政策小組」似乎發生了定位和任務的問題；而香港和內地及台灣不同，有許多大學和民間及政府的研究機構，為國家／地區的全面施政及規劃問題進行系統、廣泛、深刻的調查研究、集思廣益，產生許多可供決策參考的文件，也許，成立一個這麼一個智囊機制，此其時矣。

──它最好是一個以公務員為主，但由專家學者及各界有識之士組成的一個「官、產、學三結合」的班子；而以行政長官為其主席，但可另委執行主席；

──它是一個跨越世紀、跨越產業、跨越系統的具有各種差異性的組合，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下，從香港的實際出發，探討境內、境外的發展協作之道；

──基本上，它是務虛的統籌、協調組織，把香港特別行政區各個層面的5年、10年，以至於15年的發展構想交給政府部門和院校以及境外的機構去進行調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