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一個中國的分治」

到現在為止，大家都應該很清楚，中共應用的是一系列辯證框架來對付台灣。換言之，如果先套用非辯證的模式或理論，如博奕理論、系統理論等等將無法描述和解釋更多的虛、實現象。

首先，吾人要知道誰在發言，北京代表強硬派、廈門象徵自由派、上海則等於溫和派、大陸海峽交流協會會長汪道涵屬於第三類。他曾在今年4月上旬推出對台北而言更加務實的語意和說法，亦即「一個中國的分治」（或「中國的分治狀態」或「中國分治」。）易言之，中共願意來一段時間的溫和中庸之道，以利統一。

其次，台北當局曾主張過「一個分裂分治的中國」。但是，自民國86年2月起，一個更加精確的概念──一個分治的中國──出爐。汪氏所講的就剛好是台北的相反，兩者形成了一個新辯證架構，就如同「黨指揮槍」與「槍指揮黨」。不過，吾人可以進一步指出以下幾點觀察：

一、台北把「一個分治的中國」當作主體；北京則把「一個中國的分治」當為主體。易言之，雙方仍然在玩不同盤的遊戲，也因為如此，雙方仍然有分歧。

二、正因為雙方對各自的主體有所不同的描述、解釋；汪會長所言的「平等協商」不可能持久，主要的理由不外乎「非平等協商」對中共而言是主體，「平等協商」為客體，也就是兩者的份量不同；也因為如此結局將是非平等。簡言之，雙方早晚還是會分為中央與地方。從這次中共總理朱鎔基訪美時所提到，台灣地區的政府領導人可以到北京當國家副主席（或老二），就可以看出來了。

三、1997年11月，汪先生曾指出「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此番話的意思就是中共願意走一段時間（50年？）的中道（當然，此一中道仍偏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讓雙方共同使用一個新國號、國歌和國旗，以達成「和平統一」，但尚非「一國兩制」的中、短程目標。

四、「一個中國的分治」的翻版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可是因為絕大部分的台灣地區人民排斥「一國兩制」，使用「一個中國的分治」比較好。

五、從「一個中國的分治」與「一個分治的中國」這個辯證架構來看，北京仍然可以進行逆反式的動作，也就是向「一個分治的中國」的反方向（如同螃蟹橫著）走並對台北做出更多的讓步，因為任何一個辯證架構有「安全地帶」與 「危險地帶」之區分。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起說兩岸可就「治」這個字達成雙贏。當然，當北京向右極行走時，其戰略仍然是反對「一個分治的中國」的。

六、自1988年1月起台北在政治上遠離北京，可想而知，如果台北再藉機就法理上遠離「一個中國」的原則，北京肯定會放棄或凍結「一個中國的分治」與「一個分治的中國」框架並馬上跳到另一個「不打（新）台灣人」與「打（新）台灣人」的辯證架構，即使雙方已簽定了「終止敵對狀態」的協定。

總之，台灣與中共早晚要進行「政治與非政治」的談判。如果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海峽就能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