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此心托古人

「非武裝抗日」階段最耀眼的領導人

自從1915年「西來庵事件」結束後，台灣漢人的武裝抗日運動正式劃下句點，適巧當時接受現代化教育的新型知識分子逐漸養成，形成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於是以他們為主體的各類型政治、文化結社紛紛崛起，為爭取台灣人民的解放而與殖民者周旋對抗，從此台灣進入「非武裝抗日」的階段，蔣渭水正是其中最耀眼的領導人之一。

在蔣渭水短暫的一生中（1891-1931），曾參加林獻堂所主導的「台灣議會請願團」，向日本當局要求設置台灣議會，爾後更領導創建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工友總聯盟等團體。他不僅積極奔走於反對運動團體，還發表大量的文字針砭時政、辨析思想、論戰群雄，其精力之充沛與熱情行事可以想見。

大體來說，蔣渭水可以充分體現同時代新型知識分子的一些反抗特色：

活潑實際的宣傳手法

一、在宣傳論述上，新型知識分子與傳統上那種訴諸天道、民心、官逼民反式的呼籲有極大的不同，他們已能熟練的運用明確的語言、鮮活的比喻、量化的資料來佐證其論點。例如蔣渭水在1921年11月30日發表一篇《臨床講義——對名叫台灣的患者的診斷》，其要義如下：

一　既往症　幼少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頭腦清楚、意志堅定、品質高尚、動作靈活。但到清朝時代由於政策中毒，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品質卑劣、操節低下了。轉居日本帝國以來，受到不完全的對症療法，稍有恢復，但畢竟有二百年的長期慢性中毒症，故不容易治癒。

一　現症　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慾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風俗醜態、迷信很深、深思不遠、缺乏講衛生、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力淺薄、不知立永久大計、虛榮、恬不知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濃、完全無朝氣。

診斷書

一　原因　知識營養不良症。

一　經過　因為是慢性病，經過要長些。

一　預診　素質純良，應及時適當地治療，要是療法不對又荏苒拖延的話，會病入膏肓，有死亡的可能。

一　療法　原因療法就是根治療法。

處方受正規學校教育 極量。要補習教育 極量。進幼兒園 極量。設圖書館 極量。讀報社 極量。

蔣渭水以醫生的本業對台灣開出這張診斷書，可謂極具創意的設計，其比喻鮮明生動，令人印象深刻。又例如他為了反對民族差別待遇，發表《反對建設台灣大學》一文，主張應先充實台灣子弟教育的中小學，而不應用台灣人納稅的錢去建立專門為日本人子弟教育的台灣大學。文中他大量的引用日本當局自身的統計資料，指出大正12年（1923）台灣本島人的學齡兒童就學數總平均為33%，而日本兒童的就學數則達到99%以上；以正教員的分數比例，日本兒童就讀的小學校有84%，而公學校僅有51%；又公學校的教員中，約有一半是正教員，一半是代用教員，小學校則八成以上是正教員，二成以下是代用教員。從這一些數字可以反映出不論在就學比例、教員的素質上來說，台灣兒童教育品質的確遠不如日本兒童。這一類具有科學性及說服力的論證經常出現在蔣渭水的論著中，往往迫使殖民統治者啞口無言、難以辯駁，相對的卻令台灣人民有大快人心之感。

迥異於無產派青年的教條主張

二、具強烈的意識型態武裝組織：20年代的台灣抗日解放運動，充滿了各式的意識型態，從極左的無政府主義，到共產主義，到三民主義，到自由主義，可謂五光十色，繽紛燦爛。蔣渭水既為孫中山的信徒，自然擁護三民主義的理想與政策，但我們也明顯的看到其他的意識型態在他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在「文協」時期，蔣渭水比較接近胡適派的自由主義，諸如他主張：（一）言論自由－－「第一當從允許台人以言論自由著手才是。原來台灣人不是願意默默無言的，而是喉舌被壅塞了的。」（二）改革陋習－－例如他痛斥建醮的風俗是「馬蹄袖鵲頂，頭尾屬獸禽，這正是沐猴衣冠，戲腳小丑」。（三）伸張女權－－「泰西文化的進步，一部分是不外乎婦女解放星所照耀的地方了。回首來看我們台灣的婦女界，連一個首先起來要求的影子和聲音都沒有聽見。」（四）文藝復興－－他將台灣的文化運動視之為「文運復興」，主張「台灣人於四五年前文化運動發生後，才得著『人的發現』－－發現『人是人，不是人之奴隸，和不是偶像的愚弄物。』……」這些都是比較素樸的自由主義概念。

蔣渭水在退出文協後，其思想又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不過他所訂定的社會主義路線是屬於孫中山的非階級鬥爭，用他的話說，即是「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在他這篇文章中，有著如下的論證：「帝國主義國內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運動，應取階級鬥爭，在帝國主義國內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應取民族運動－－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這是世界解放運動的原則。現在的中國，就是採用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台灣近來有人主張採用階級鬥爭，這是很錯誤的。」這裡可以看出蔣渭水對於社會主義因時制宜的運用，有著相當明確的認識，這與當時台灣無產派青年的教條主張，有著根本的歧異。事實上，蔣渭水在思想路線上師法孫中山，是堅定的民族運動者，反對破壞民族團結的階級鬥爭，但不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則，而主張扶助工農的政策（有關蔣渭水的思想分析可詳見王曉波的《蔣渭水的思想與實踐》一文，收於《蔣渭水全集》中）。

「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

三、群眾動員的高度運用：眾所周知的，20世紀初期，以俄國為首的社會主義政權，最長於利用階級矛盾進行群眾動員，台灣知識分子在接受社會主義洗禮後，也很快的師法其技，積極活動並得到相當的成果。文協時期的蔣渭水，雖然不反對階級動員，卻缺乏實踐力，然眼見文協為善於此道的無產派青年所把持，甚至被迫退出文協，再加上以動員農民從事反對運動的農民組合日漸壯大，逼使蔣渭水必得調整路線。1927年4月他提出「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明顯的看出他的運動轉向，甚至在1928年時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領導各地的勞工階級組織工會、罷工等行動，為台灣民眾黨累積了可觀的群眾基礎。

綜觀蔣渭水所主導的團體與運動，其存在的時間和他的生命一樣相當短暫。1921年10月文協成立，1927年文協便因左右對立而宣告分裂，蔣渭水被迫退出，另組台灣民眾黨。1931年2月18日，民眾黨又遭日本當局取締，8月5日蔣渭水去世後，民眾黨及工友總聯盟便隨之消寂。我們當然不能以成敗論英雄，畢竟蔣渭水以無比的勇氣與驚人的意志來反抗殖民統治，同時更提攜了台灣人不可輕侮的形象，這些都足以讓我們再三致意，然而就歷史的後見之明觀之，也必得點出其反抗運動失敗兩個關鍵。

其一、內部因素──反對勢力的分裂：前文提及，台灣的非武裝抗日組織，具有很強烈的意識型態特色，然而正因為意識型態的無限上綱，反倒形成僵硬的教條主義，在「不是同志，就是敵人」的認知下，彼此黨同伐異，內鬥不已，終使反對陣營淪於分裂的局面，最後以崩解告終。蔣渭水在文協時期，面對左右派勢力日益深化的矛盾態勢，亦憂心不已，希望重新凝聚分散的力量，於是發出《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呼籲：「團結是我們唯一的利器，是我們求幸福脫苦難的門徑。團結之力量如此之絕大，而本來持有團結之本能的人類－－吾們四百萬同胞，竟不能利用這個團結之力來求幸福，真是我們台灣人之恥辱呀！」諷刺的是，該文發表後的第二天，文協便宣告正式分道揚鑣了，然而，更諷刺的是，蔣渭水後來也成了分裂的參與者。蔣渭水在主導民眾黨時，針對農民問題，主張將地主收入的「小作料」（佃租）減少一半，只剩下30%，猶甚於光復後的三七五減租，這無疑的觸及黨內「收租派」（地主階級）的痛處。的確，在民眾黨內，「收租派」不僅無利可圖，還須不斷忍受「老衰派」的指桑罵槐，他們便在1930年8月17日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但並不退出民眾黨。後來在9月4日，民眾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決議「對加入自治聯盟之黨員，付之兩周間之猶豫期間促其反省，若無脫離自治聯盟者則以除名處分」。終究，民眾黨與自治聯盟宣告分裂。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日本殖民者鎮壓的速度竟趕不上反對陣營間的相互摧毀，良可悲也。

其二、外部因素──日本當局的鎮壓：台灣在20年代的非武裝反抗運動得以蓬勃發展，一個不可忽略的時代背景是日本「大正民主時期」，這樣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時期，提供了台灣反對人士發展的理想環境。但在進入30年代後，日本軍國主義日漸猖獗，對台灣反對運動的彈壓也益形加重。1931年2月18日，民眾黨遭取締，蔣渭水審時度勢，曾有「潛行運動」的準備，而主張停止組織新政黨。1931年6月，日本當局展開全島台共大檢舉，共逮捕107人，起訴75人，處刑47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幹部11人，刑求致死者1人。林獻堂一派的自治聯盟，也於1934年宣佈停止台灣議會設置請願，20年代以降的台胞非武裝抗日的解放運動於焉全部結束，這也說明著被殖民者無奈的處境。

仍對中華文化抱持信心

不過，台灣的情形又與其他第三世界地區的殖民地有所不同，後者一旦淪落帝國主義的支配，便等同亡國，因此必得孤軍奮戰，獨立鬥爭，其反對運動備顯艱辛與悲壯。而台灣則不然，它是從中國分割給日本，其祖國依然存在，加上台灣漢人住民原本便是從中國移民過來，因此反抗殖民統治者便很自然的援引「祖國意識」作為精神武裝的後盾。蔣渭水在這一方面的表現尤為明顯，他在早年便加入中華革命黨成為秘密黨員，1924年「治警事件」發生後，蔣渭水在法庭上，義正辭嚴的表明自己的民族認同：「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實，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儘管中國當時亦正是多事之秋，積弱不振，但蔣渭水仍對中華文化抱持信心，認為在自由公平的競爭下，漢民族不見得就會被大和民族所同化。他舉了元、清兩代來證明，漢民族雖被異民族統治，卻在文化上同化了統治自己的異民族。這樣強烈的祖國意識始終貫穿在蔣渭水的思想與實踐中，日本殖民者亦瞭然於胸，並亟欲撲滅打壓之。在《警察沿革志》中，日本當局對20年代的抗日解放運動，有著如下的認識：「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問題，實繫於他們原是屬於漢民族的系統；本來漢民族經常都在誇耀他們有五千年傳統的民族文化，這種民族意識可以說是牢乎不可破的。」另外在禁止民眾黨活動的理由書中提及：「或製作類似中華民國國旗之青天白日旗為其黨旗，一度被禁止後又再製作類似的黨旗，以便滿足思慕中華民國之念等。逐漸呈現出露骨的民族主義運動來反抗我民族。」很明顯的，中華民族意識成為殖民者與反抗者相互抗拒的精神利器。而事實也證明，近代台灣的命運，不可能置身於中國的歷史軌道之外，日據時期不斷有台灣人赴大陸求學、投身革命，進行文化、宗教交流等，可以看出兩岸血濃於水的感情，而台灣得以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中國八年抗戰的艱苦奮鬥是具有直接而關鍵性的影響的。

以上是就大環境來說明蔣渭水及同時代反對運動者的局限，另外身為新思想、新文化提倡者的蔣渭水也難以避免的存在一些思想上的盲點，一個最明顯的例證是對台灣固有信仰及習俗的輕蔑與撻伐，他認為：「我們台灣是有幾種很敗俗傷風，勞神費財的惡俗，是我諸同胞要從消極方面去破除的，如：燒金紙、吸阿片、祈安請醮、補運謝神，以及聘金婚喪之奢靡－－等，這種種的惡風陋習，應該要迅速去破除節省，須知祈安、請醮、補運、謝神、燒金紙之事是古時野蠻人的習慣，是無意識的人的迷信，在這科學文明的世界，那種事情，斷沒有存在的餘地了。」這種立足於科學、理性、實用的觀點，全盤否定我固有信仰及習俗，可視為當時自詡為文化啟蒙運動領導者的共同性格。此一文化觀點為典型的進化論心態，不僅暴露出蔣渭水對台灣俗民生活及底層社會生態的隔閡與輕蔑之心態，也弔詭地與提倡風俗端正、反對迷信的日本殖民者成為同一陣線，由於文化視野的局限，使蔣渭水等無法開拓更廣大的社會資源。

衝決網羅但開風氣的才俊之士

儘管蔣渭水有著上述環境或個人的局限，其抗日解放運動也未獲致成功，但無礙於他在日據時期的歷史地位，在新舊文化交替的時代，需要有沖決網羅、但開風氣的才俊之士；在殖民者鐵蹄橫行的當下，需要有人以無比的意志與決心頑抗周旋，並重建台灣人的民族尊嚴，這些在蔣渭水身上皆已充分體現。「海峽學術出版社」不惜成本出版了《蔣渭水全集》一書，其中搜羅了目前所有可見的蔣渭水的文稿，自然是相關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而畢生以追求中國民族強大為志業的編輯人王曉波，發心推動本書的問世，想必有一番「我將此心托古人」的心情吧！只是蔣渭水未能親見日本的戰敗投降，以及台灣的光復，或許是他最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