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分裂50年的歷史教訓

一﹑國共關係不離分合和戰

75年來（1924-1999）的國共關係﹐可粗分為兩大段落﹐第一段25年（1924-1949）為在中國大陸時期；第二段50年（1949-1999）為在台海兩岸對峙時期。第二段又可分為兩期﹐前期30年（1949-1979）為對抗時期；後期為走向和解時期﹐這三期的關係變化﹐雖屬糾纏不清﹐是非曲直﹐各自表述﹐但也不無脈絡可循﹐可用四個字來蓋括之﹐即是「分﹑合」與「和﹑戰」﹐通常是分則戰﹐合則和﹐同時也帶來了國家的分合與治亂。此種現象﹐尤以第一段25年的變化及其影響最為顯著。第二段的漫長50年﹐尚在繼續變化中﹐是否要重踏第一段的軌跡﹐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下則就第一段的國共關係變化及其後果﹐作一探討﹐以供思考。

二﹑合則兩利分則兩失

在第一段國共關係史中﹐中共稱有兩次的國共「合作」﹐即1924年到1927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和1937年到1945年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黨方面﹐稱前者為「聯俄容共」﹐後者為「容共抗日」。在兩方各自表述中﹐共方說這兩次「合作」都是國民黨「利多」﹐第一次「合作」使國民黨獲得新生﹐取得北伐勝利；第二次「合作」使國民黨統一中國﹐取得對日抗戰勝利。國方則說這兩次「容共」都是中共「利多」﹐第一次「容共」使得中共獲得活動的憑藉﹐勢力快速的成長；第二次「容共」使中共得借抗戰壯大﹐而致取得大陸政權。如兩說並陳﹐則是「合則兩利」。

惟當「合作」或「容共」關係不存在時﹐便是走上衝突戰爭的途徑。第一次是從1927年到1936年的10年內戰﹐表面觀之﹐國方居於優勢﹐實際則是兩敗俱傷。第二次是從1946年到1949年的四年內戰﹐國方退出大陸﹐保有台澎金馬﹐形成兩岸分裂對峙之局﹐國方的「消滅共匪」﹑「光復大陸」﹐共方的「剷除反動」﹑「解放台灣」﹐都沒有成功。可謂「分則兩失」。

自1949年兩岸對峙以來﹐迄今正滿50年﹐前30年（1949-1979）為武力對抗時期﹐後二十年（1979-1999）進入和解時期﹐一度呈現樂觀的景象。但自1995年6月以來﹐兩岸和解不進反退。尤以最近李登輝「兩國論」的提出﹐戰爭危機﹐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是否重演「兩國戰爭」﹐有歷史為鑒。

三﹑由「一黨兩制」到「兩國戰爭」

第一次的國共「合作」或國民黨之「容共」﹐均非出自國共雙方的自動﹐都是來自莫斯科方面的推動。蓋中共領導人陳獨秀不願與國方「合作」的原因﹐是認為破壞了中共的「獨立性」；孫中山不允與中共「聯盟」的原因﹐而是不承認它是「政治實體」。為了爭取俄援﹐只好「容」之。為了達成「夥伴關係」﹐蘇俄代表越飛（A﹐ A﹐ Joffe）給予孫中山的公開承諾﹐不支持在中國搞「共產組織」﹐不支持「共產主義」﹐不支持「蘇維埃制度」﹐支持孫中山「統一中國」。這頗類似1998年6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時﹐接受中共的「三不支持」和「一個中國」的政策。中共領導人李大釗也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作了聲明﹐接受了孫中山的「容共」。聲明中有幾段重要的話﹐錄之如下：

我們加入本黨（指國民黨﹐下同）﹐是來接受本黨的政綱﹐不是強本黨接受共產黨的黨綱。

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

我們對於本黨實應負著二重的責任﹐一種是本黨黨員普通的責任﹐一種是為本黨聯絡世界的革命運動﹐以圖共進的責任。

這個聲明的意義﹐實在是「一黨兩制」﹐其層次﹐遠不及中共近年所唱的「一國兩制」。

中共對國民黨如此遷就﹐而國民黨內還有一批「愚忠」的「老同志」持以反對的態度﹐說中共要「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孫中山不以為然﹐他告知這些「老同志」﹐他之「聯俄容共」乃為突破中共壟斷對俄交際﹐消除中共搞「獨立」（自樹一幟）；且俄之聯孫﹐出於俄之自動；中共之加入國民黨﹐出於俄之「糾正」和「曉喻」。

平情而論﹐以一個老舊的「軀殼」﹐注入新的「靈魂」﹐正是兩得其利。台灣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曾主張「大膽西進」﹐甚或「一國一制」﹐來與中共和解﹐頗合「注入靈魂」之說﹐不失為突破困境求取發展的良策。較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戒急用忍」﹐以及「兩國論」的孤立主義﹐高明多了。而鄧小平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即借用社會主義的「軀殼」﹐注入資本主義的「靈魂」﹐不但廣受人民歡迎﹐中國國勢更為之大振。國民黨之第一次「容共」﹐打倒「軍閥」；第二次「容共」﹐擊敗「日寇」﹐實「靈魂」之功效也。「美帝」﹑「蘇修」均非其對手﹐何況區區之「台獨」乎！

國共第一次「合作」﹐本來大有可為。但為了奪取「老大」的地位﹐竟然動起干戈﹐彼此分家﹐各立門戶﹐終於形成「兩國兩制」。1931年11月﹐中共乘「九一八」國難之際﹐在江西蘇區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將「首都」瑞金改稱「瑞京」。而與國民黨的南京中華民國政府形成「兩國」之局﹐前者實行蘇維埃制度和共產主義；後者行訓政制度和三民主義。雙方各自動員數十萬大軍進行大戰。中共軍經過「長征」﹐於1935年秋冬之際﹐轉戰陝甘地區﹐幾乎全軍覆沒﹐幸而遵照共產國際的決策﹐實行「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簡稱「統戰」。放棄了「關門主義」。使國民黨方面蔣中正的「安內攘外」（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受到嚴重的挑戰。在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國民黨內部起了分裂。首先是兩廣軍政負責人李宗仁﹑陳濟棠等對南京出兵﹐要求「抗日」；暗中支持者頗多方面大員﹐如四川的劉湘﹑山西的閻錫山﹑陝甘的楊虎城﹑張學良等都在暗中進行「聯共抗日」。蔣氏仍然堅持其「安內攘外」﹐拒與中共和解。蔣之親信張學良不能「戒急用忍」﹐發動了西安事變。結束了蔣的「安內攘外」。中共也收回了「兩國兩制」。張學良之功﹐不可沒也。吾甚希望明年三月大選﹐台灣能選出一個「張學良」﹐實兩岸之幸也。

四﹑由「一國分治」到「一黨獨治」

國共兩黨10年的內戰因西安事變而結束。中共派出談判高手周恩來與蔣中正直接談「合作」問題。為了落實談判﹐國民黨1937年2月在南京召開五屆三中全會﹐中共即向國民黨提出五項方針和四項保證﹐作為「合作」之基礎。這四項保證不但收回了他們的「兩國兩制」﹐且僅要求「一國分治」。觀其內容﹐較之「一國兩制」實在低了一個層次。今日中共堅持「一國兩制」而拒絕台方之「一國分治」或「兩治」﹐實自陷僵化﹐忘其當年的「分治」的實質。

中共的四項保證內容是：（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內﹐實施普遍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國民黨中全會對此保證作了一個議決案﹐名曰「根絕赤禍案」﹐只是文字上的遊戲﹐把中共案中的文字做了一番修改﹐如「改名」改為「取消」等。

中共的保證和國民黨的議決案﹐較之「江八點」不知嚴厲多少倍。何況「江八點」尚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但為李登輝所不顧。當年周恩來對國民黨的「根絕赤禍案」卻作了幽默式的接受。他說：

「這個東西（指「根絕赤禍案」）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還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

在「一國分治」的局面下﹐國共合力抗日﹐打敗了「日寇」﹐這一光榮的歷史﹐將永垂不朽。除了少數的「老皇民」不屑一顧外﹐已為中外史學家和真正的中國人所肯定。

國共在八年對日抗戰中的「分治合作」﹐創下光榮的歷史﹐戰後如能繼續合作下去﹐共同建設中國﹐則不但兩岸50年來的分裂之局可免﹐即中共之改革開放﹐亦不致延遲到1979年以後了。這50年的分裂﹐和30年的延誤﹐不能不歸咎於戰後之國共分裂和戰爭。

戰後國共之分裂﹐除國際的因素外﹐則是雙方拋棄了八年來的「分治」﹐而要去搞「獨治」。就國際因素言﹐美國和蘇俄都要「稱霸」世界；在亞洲﹐中國介在中間。而國共之間的和與戰﹐便成了「兩霸」的棋子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告投降﹐國共兩軍競相開往淪陷區﹐進行接收的工作。中共軍搶先一步﹐進入東北﹐與佔領東北的蘇俄紅軍取得聯絡。由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原因﹐蘇方起初對中共的態度尚稱節制。但到了10月初﹐蘇方態度突有轉變。根據中共檔案資料：10月3日﹐蘇方轉達斯達林的話﹐對中共軍準備奪取東北表示讚賞。4日﹐蘇方通知中共東北局﹐願將所有保存在瀋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的全部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交給中共接收。在中共一時無力全部接收時﹐蘇方代為保存。並建議中共：「下最大決心﹐立即從各區抽調30萬主力﹐於一個月內趕到﹐用盡一切方法控制此間（東北）」。

蘇俄這一轉變的原因﹐顯與這年9月30日美國軍隊在天津登陸有關。中國政府對東北接收工作﹐亦受到蘇方的阻止。10及11月間﹐國共兩軍即在華北及山海關一帶發生戰鬥。國民黨決策階層連日商討應付之道﹐氣氛低沈﹐深感悲觀。在11月9日的一次高層會商的結果﹐決定對中共作「重大讓步﹐求取和平﹐在假統一之形式下暫取分疆而治之策」﹐並決定派蔣經國為蔣中正之「私人代表」赴莫斯科見斯達林﹐商「中蘇關係根本問題」。（詳見王世杰日記﹐民國34年11月9日。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手稿本﹐第五冊﹐211-212頁）斯達林表示同意﹐約定在12月下半月會見蔣之「私人代表」。就在此時﹐美總統杜魯門決定派馬歇爾將軍為赴華特使。馬到華後向蔣表示：「杜魯門願予中國戰後復興之一切援助」（見王世杰日記﹐前書233頁）至於派蔣經國赴莫斯科事﹐如何對斯達林有所交待？自無取消之理﹐乃決定「其任務在疏通感情﹐減少蘇聯對國民黨之疑慮﹐不作具體談判。對於中共問題﹐說明蔣先生之政策與態度。」（前書234頁）如此﹐斯達林被「耍了」一下﹐可能而不自知！

馬歇爾到中國以後﹐國民黨對中共以及對蘇俄的態度﹐也變得強硬起來了。中共對馬歇爾的調停﹐初由表示接受而至拖延。迨其準備就緒﹐一面大事反美﹐一面大打內戰。和機已失﹐馬氏一走了之。到了1949年初﹐李宗仁代蔣中正為總統﹐與中共言和﹐要求以長江為界「分疆而治」。中共毛澤東的答覆是要國民黨當局「投降」﹐並以「戰犯」處之。

這個結局﹐對國民黨而言﹐大有「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在未決戰之前﹐並非沒有和解機會與可能。如此尚可保本﹐徐圖再進。然以依恃「美援」﹐放棄了「重大讓步」﹑「分疆而治」之策﹐賠上老本﹐殊可惜也。

五﹑「慶父不去　魯難未己」

回顧國共分合與和戰的歷史﹐提出幾點感想﹐以供思考﹐或可作為兩岸問題的參考。

一﹑兩次「合作」的形成與破裂﹐都來自「外力」的影響。而「合作」雙方﹐常處於被動地位。目前兩岸當局皆以借用「外力」為重﹐以圖解決分合問題﹐似在重演歷史的錯誤。

二﹑兩次「合作」﹐表面上都是弱方讓步﹐實際也是受惠者﹐結果更是利多﹐由弱而強﹐由小而大；強者一方也有所得。可謂兩蒙其利。

三﹑當兩方決裂﹐便是慘酷的內戰﹐雖有軍事上的勝負﹐但無補於政治問題的解決﹐以暴易暴﹐仍是治亂循環﹐分合循環﹐內憂與外患的循環。

四﹑「一黨獨治」﹐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壟斷性﹐是分裂﹑衝突的根源。今之台灣﹐名為多黨﹐實系「一黨獨治」﹐且為「一人獨治」﹐故有「兩國」之誑論﹐不自量力﹐輕率挑戰﹐引起「外力」干預﹐造成戰爭危機。所謂「慶父不去﹐魯難未已」。明年3月大選﹐如果再選出一個「慶父」﹐真是「魯難」的來臨。中共的武力解決﹐也是下下之策﹐可能帶來更大的政治麻煩。

五﹑李登輝的「兩國論」﹐顯系針對中共對台的「一國兩制」﹐而搞「兩國兩制」以對抗之。此乃中共蘇維埃時期「關門主義」之翻版﹐日本「鎖國主義」之還魂。前者招致圍剿﹐後者遭到炮艦。此種與時代倒退的作法﹐必為時代所淘汰。為今之計﹐唯有兩岸之間門戶開放﹐充分交流﹐由和平合作﹐而至和平統一﹐庶免內戰悲劇的重演。此乃「雙贏」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