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視野失焦的歷史家

從中國風轉向本土風

《認識台灣》教科書的作者杜正勝先生寫了一篇《到台灣之路》﹐以表白自己拋棄中國回歸台灣的心路歷程﹐文中表示他從小在中國意識的教育下﹐加上受到兩位江蘇籍老師的深刻影響﹐一位在小學講解大陸地理生動引人﹐一位在初中開啟了杜先生的中國文史境界。並且在這兩位老師的賞識愛護下﹐除了使他喜愛文史之外﹐更對神州大陸心神嚮往﹐對中國抱著慕戀熱愛之情。還由於不相信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對社會主義祖國心中存著憧憬之心。

日後杜先生負笈國外﹐倒也沒有像當時的一些歐美留學生﹐一頭栽進大陸回歸報效祖國。不過仍在返台途中﹐迎著地中海習習海風﹐遠眺藍天﹐念五千年悠悠之歷史﹐不覺唱出「可愛的祖國」這首大陸宣傳歌曲。接著台灣的國際地位日益孤立﹐或許杜先生老是以中國稱呼台灣吧？杜先生所接觸的國際人士愈多﹐發現國際人士否定他是中國人也就愈多﹐這就使得他也自我懷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中國人了。不久台灣解嚴了﹐風向變了﹐台灣從中國風轉吹本土風。於是杜先生開始嗅到泥土的芳香﹐迎著春日的和風﹐心靈有了嶄新的震動﹐感受到台灣存在的愉悅。

這時杜先生因為研究需要進出中國多次﹐實地體察了一直魂牽夢縈的心靈故鄉﹐目睹了活生生的現實中國﹐於是霧中花的朦朧美就暴露出醜陋的真相﹐過去幻夢般的中國情懷成了夢魘。因而重新評價中國﹐認為大陸一連串政治運動所呈現的人性醜陋﹐是出自文化病態所導致的現象。於是杜先生的中國情懷就此熄滅冷卻﹐加上本土風的吹拂﹐開始閱讀一些台灣史的文獻﹐重新拾回所喪失的台灣歷史記憶﹐覺今是而昨非﹐找到安身立命的心靈歸宿。

這篇情文並茂的心靈告白﹐乍看之下入情合理﹐頭頭是道﹐但仔細一分析﹐就覺得立場偏差﹐純是一隅之見。首先杜先生對祖國之愛並非基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是出於對祖國錦繡河山和燦爛歷史的仰慕﹐這種愛國之心是無根的﹑外爍的﹐與仰慕美國而推動台灣加入美國﹐成為第51州的五一俱樂部的心態完全相似﹐這些五一俱樂部的成員愛美國之心﹐是與美國人愛自己美國完全不同。

基於仰慕而生的愛戀﹐所愛的不是對象的本身﹐只是對像所呈現的性質而已。因此杜先生對中國無論如何柔腸縈迴﹐被外國人數度否認為中國人時﹐就連自己都失去信心﹐懷疑自己是不是中國人。到他親臨中國目睹實情現狀之後﹐吸引他仰慕祖國的理想性質立刻破滅﹐轉而以文化病態統蓋中國一切﹐似乎中國已經與過去的文化精華分離﹐也沒有自救自新的未來﹐而棄中國如敝屣了。

老是在霧裡看花

雖然杜先生強調他「作為一個求真的史學家﹐我不會輕易放棄曾經獲得的結論﹐除非我的資料是錯誤的。」但是問題就在於杜先生既然自稱是一位求真的史學家﹐為什麼要等到目睹了活生生的現實中國之後﹐方才大夢初醒﹐思想整個倒轉過來。原先把想像當作真實的中國情懷﹐豈是一位求真的史學家所該抱持的態度？所該一直深信不疑的結論？至少杜先生在海外時﹐就有大量的機會瞭解中國的真相﹐因此即使杜先生是一位求真的史學家﹐那必然也是視野失焦﹐所見不確﹐老是在霧裡看花了。

杜先生在此文中大多詳述他從中國回到台灣的思想轉變﹐對於他為台灣找到一個自主的立足點﹐建立起以台灣出發看中國﹑看亞洲﹑看世界的同心圓史觀的立論無甚著墨。僅說他對中國幻滅之後﹐加上解嚴之後的政治風氣﹐他開始閱讀一些台灣史的文獻﹐以深入瞭解台灣的現在和過去﹐於是改變了他以往的知識架構。他說「學理很簡單」﹐大意就是把思考主體從中國改成台灣﹐就成了他同心圓史觀的理論依據﹐而為台灣找到了一條新路﹐達成了他作為一個求真的史學家的使命。

但是台灣史的文獻除了台獨的著述之外﹐根本沒有脫離中國強調台灣主體性的思想﹐即使過去日治時代抗日文人所強調的台灣主體性﹐也僅針對日本統治而言﹐並非切斷中國血緣文化的主體性。根據杜先生過去一廂情願盲目迷惑中國文化的紀錄﹐這次不由使人想到杜先生又犯了視野失焦的老毛病﹐盲目跟風而把台獨的論說當作台灣文獻的真實史料﹐人云亦云地為台獨宣傳起來。

自我改造以求自保

並且也有可能在近來本土意識高漲﹐中國餘孽的少數勢力日薄西山﹐台獨勢力囂張的情況下﹐杜先生感到以中國人自居的危險性了﹐成了眾矢之的假中國人和台奸﹐往後的日子必然不好過。於是杜先生也暴露了大陸政治運動中人性的醜陋面﹐自我改造以求自保﹐甚至積極表現向台獨靠攏效忠了。從杜先生論及這次三合一選舉的大作《踐踏人性何至於此》所說﹕「尤其當『不是人』的錄影帶在電視上出現時﹐當我是正港的台灣人從生硬的口中吐出時﹐我真正感受到做為現代台灣人的悲哀。」的台獨口吻﹐就令人感到杜先生已經喪失學者的中立態度。

白冰冰罵謝長廷「不是人」是白冰冰基於個人恩怨的成見﹐這與現代台灣人有何關係？難道台灣人罵台獨的候選人﹐就令杜先生感受到做為現代台灣人的悲哀嗎？比較起來﹐陳進興等人所犯的滔天罪行﹐不是更該使杜先生感到做為現代台灣人的悲哀嗎？至於正港的台灣人從生硬的口中吐出﹐也會使杜先生感到悲哀就更令人錯愕﹐難道台灣的原住民﹑客家人也該說輪轉的福佬話才叫正港的台灣人嗎？看來杜先生回歸台灣回過了頭﹐堅持台灣意識到離譜的地步了。

愛一個地方﹐或是視某一個地方為自己的國土﹐也未必要以語言作為認同的標準。那些獻身服務台灣的外國神父牧師修女﹐為台灣的貢獻比一般台灣人有過之而無不及﹐難道他們也都會說一口流利的台語嗎？過去極力建設台灣的劉銘傳﹐甚至到現在仍為一些台獨感恩戴德﹐前年在美國還有台獨公然主張為他們每位都立銅像的日本總督﹐他們又能說幾句台語？照樣能對台灣付出應有的心力。一個中國人視台灣為自己的國土﹐自然會像愛自己國家那樣地愛台灣﹐未必一定要有台灣人意識。尤其許多外省人生於斯長於斯﹐對台灣自然也有一份鄉土之情。

況且普通話是台灣最通行的語言﹐非福佬人講一口生硬的福佬話﹐根本就是普通平常的事﹐用語言來檢驗認同台灣的標準﹐只是一種褊狹的看法。難道一個外省人能夠講一口流利的福佬話﹐他就是有了台灣意識嗎？台灣有所謂的外獨會﹐難道他們都會講一口輪轉的福佬話嗎？生長在台灣的四川人﹑江蘇人根本不會講四川話﹑江蘇話﹐可是他們照樣是有四川意識﹑江蘇意識﹐一個在台北生長的台灣人﹐即使他的台語說得不如國語流利﹐也不表示他失去了台灣人意識﹐任何人知道自己的根源﹐都會有某種地方意識﹐某種民族意識的。

用台灣意識把台獨包裝起來

因此杜先生實在不必費心要以《認識台灣》的教科書向台灣人灌輸台灣意識﹐只要台灣人認識自己的根源﹐台灣意識是不會從台灣人身上消失的。當然世上總是有些缺乏慧根和靈性的人﹐老是跟著情緒感覺走﹐但是到底是極少數﹐譬如台灣的五一俱樂部﹐以及世上種種意識型態的極端例子。杜先生若從自己過去盲從中國教育﹐產生極端中國意識的個人特殊經驗﹐擔心台灣人會不知道自己是台灣人﹐那也是杞憂之慮。世上一般國家的教育﹐也僅只教導一般國民基本的愛國愛鄉觀念﹐過於強調某種意識型態﹐那就成了政治目的﹐像國民黨要求全國一條心的反共愛國教育就是一例。杜先生過於強調台灣意識的教科書﹐其實等於與台獨唱和﹐用台灣意識把台獨包裝起來而已。

過去的大中國教育﹐也可說是為了抵消日本殖民教育的影響力﹐以及為了反共而走上的偏差。如果杜先生意在矯正平衡只有中國的教育﹐那就更應該以此為戒﹐均衡地讓台灣後代人認識中國和台灣﹐而不是用一個極端去糾正另一個極端﹐結果又讓後代人走向另一種偏差。杜先生作為一個求真的史學家﹐重蹈覆轍就是不可原諒的失職失責了﹐如果杜先生是存著台獨的政治目的﹐那就不要繼續遮遮掩掩﹐擺出一副學術面孔向我們說教了。

再說﹐台灣也並非像杜先生所提出的看法﹐認為「台灣人何嘗有悲情──台灣人擁有的毋寧是對歷史記憶的喪失。」實際上台灣人不但感到有悲情﹐悲情意識正是反對運動訴求的主要情緒﹐台灣人也不是歷史記憶的喪失﹐而是歷史記憶的偏差。像「二二八」一直被加尺添碼地以耳語傳播著﹐解嚴之後研究討論本土歷史文化更是成為風潮﹐發表出版的文章書籍觸目皆是。而偏頗不實的台獨史觀﹐台獨論說正如鋪天蓋地那樣在台灣宣揚著﹐重塑台灣人的思想結構。

台獨的偏頗不實之論﹐如把中國文化等同於封建專制。抹除台灣過去反抗異民族的唐山意識﹐把反清說成反唐山。抗日文學的台灣主體性﹐以及當時的自治和左翼的獨立運動﹐可以說都是格於形勢的變通辦法﹐台獨卻將之引為割斷中國意識的自己前身。對皇民化造成「二二八」的影響因素﹐自欺欺人地一概否認﹐把道聽塗說的「二二八」傳聞也當作史實。台灣在光復後只是一時捲入中國內亂而遭殃受災﹐台獨卻將之比為世世代代受埃及奴役的以色列﹐牽強附會地把國民黨比為外來政權﹐把台獨等同於自由民主……等等﹐這些難道都是一個求真的史學家所能夠視而不見的嗎？

把虛相當作實相

杜先生完全無視於解嚴之後﹐研究和論述台灣歷史文化的盛況﹐若是一位求真的史學家﹐除了批判大中國的教育之外﹐對台獨的偏頗失實之處也應予以批駁﹐讓台灣人有均衡正確的看法。但是杜先生只是片面地針對大中國教育﹐卻未見他有對台獨提出糾正﹐以化解悲情中虛生的部份﹐反而順著台獨的看法﹐利用教科書把台獨觀點基本化﹑公認化。從這裡又可看出杜先生視野失焦﹐重彼輕此﹐要不然便是別有用心了。

學者固然有幫助社會大眾認識真相的社會責任﹐但是問題就是出在學者自身是否有足夠的學力和識力﹐認識出確實的真相﹐否則把虛相當作實相﹐向社會大眾廣為傳播﹐只是在誤導群眾﹐甚至梟亂天下﹐誤盡蒼生。台灣歷史有著曲折的複雜性﹐加上多方面人為的曲解和隱飾﹐要使台灣人能夠撥出雲霧而見青天﹐尋回方向感﹐找到一條新路﹐這就不是像杜正勝先生這種視野失焦﹐通文不通道的角色﹐所能擔當的大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