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央情報局是如何推銷後現代主義

美國是一個20世紀才崛起的新興帝國主義﹐與先進帝國主義有些不同﹐先進帝國主義是用非常粗暴的軍事和佔領手段的殖民主義方式﹐新型的以美國為主的帝國主義則是經濟的﹑科技的﹑意識型態的﹐甚至文化的帝國主義﹐現代理論是美國的帝國主義理論﹐並且後現代化也是中情局的手段。編者

這是一部引人入勝的關於二戰後大規模文化戰的故事﹐是關於文化價值與意識形態的冷戰衝突。

美國是二戰的徹底勝利者之一﹐當它突然發現自己成了一個超級大國﹐發現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進入了史冊時﹐這一切便開始了。因為需要一種文化與其地位相匹配﹐它開始將目光投向鐵絲網那邊的俄羅斯﹐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求知識分子的讚譽和支持。由於是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存在著分歧﹐因此美國政府在文化宣傳運動上投入了大量的資源。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

於是出現了馬歇爾計畫﹑「特殊關係」﹑大西洋聯盟﹑德國和奧地利的非納粹化戰略﹐以及美國軍隊與基地的長期存在。另外還有福布賴特計畫﹑美國新聞署﹐以及遍及德國的「美國之家」﹐它們推銷爵士樂﹑電影和索爾．貝洛﹐並且發展了一種甚至連美國人都感到新鮮的學術論題﹕美國研究。

在文化戰中﹐美國最初似乎只投入了少量的資源。阿道夫．希特勒曾經問道﹕「美國是什麼﹐不就是百萬富翁﹑選美王后﹑留聲機音樂﹑好萊塢嗎？」許多歐洲知識分子對這個擁有口香糖和米老鼠的國家的文化同樣感到厭惡。

因此﹐桑德斯將文化戰的起源追溯到非納粹化時期的柏林﹐以及三位關鍵人物身上﹐米夏埃爾．若斯蘭和尼古拉斯．納博科夫是其中兩位。這兩人均是逃亡貴族﹐現在美軍司令部工作﹐在負責心理戰的部門從事非納粹化和文化政策研究。另一位名叫梅爾文．拉斯基﹐他敦促美國政府制定一項能夠將反美情緒往往很激烈的歐洲知識分子爭取過來的政策﹐創辦《月刊》雜誌﹐於是﹐文化戰開始了。

1947年﹐中央情報局成立。成立初期﹐它與戰爭時期知識分子社團的高級公共休息室的那股勁兒很相似﹕排斥圈外人﹑貴族派頭﹑抽煙斗。它與非共產黨左翼（NCL）﹑「新自由派」以及逃離希特勒和斯大林統治的歐洲流亡者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這些流亡者已經在美國形成了很有影響力的一支力量。

這本書極其詳細地介紹了中央情報局是如何在世界各地實施其政策的。在過去那種私人資助者消失的年代裡﹐因為經費充裕﹐中央情報局成了為文學慷慨解囊的新秘密資助者。藝術家﹑作家﹑知識分子﹑研討會﹑音樂會﹑雜誌﹐現在都得到了「基金會」的贊助。獎學金﹑旅行補助金﹑交換項目把歐洲的知識分子運送到大西洋彼岸完成他們的研究生教育。

與此同時﹐美國的作家﹑劇本﹑書籍﹑音樂會和藝術展大量地湧入歐洲。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是「爭取文化自由大會」﹐該大會由一幫歐洲最有影響的知識份子掌管。它傳播各種思想﹐舉辦大會﹐資助雜誌。它還在英國發行《文匯》月刊﹐簡單一點說﹐該雜誌是當今很有影響力的知識和文化的刊物﹐並且非常重要。通過各種錯綜複雜的手段﹐這個大會以及其他許多機構得到了中央情報局的資助。

這裡的指控是﹐讚揚「文化自由」的組織是由美國的間諜機構操縱的﹐抨擊叛徒集團的作者自己就是叛徒﹐對知識分子獨立性的侵犯是有計畫的。福特基金會以及其它許多機構為美國的知識評論雜誌提供的資金現在可以追根尋源到中央情報局。

1967年﹐這座精心建造的無形大廈坍塌了。美國知識分子追隨甘迺迪的那種「甘迺迪王朝」的心態消失了。越南戰爭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知識階層與政府和國家的意見越來越相左。當《壁壘》雜誌揭露出這一情況時﹐它開創了一個新時期﹕知識分子感到內疚和尷尬﹐新的反對美國的不信任感和憤怒情緒﹐對現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大都持懷疑態度。

在許多情況下﹐一種可能提出的辯解是﹕中央情報局無意中資助了非常激進﹑但實際上是反對美國的言論﹐以及藝術的一種新實驗。對作家來說﹐約翰．厄普代克的書最為成功地捕捉住了這種氣氛﹕激進而又不可靠的美國作家參加了文化之旅。他在被分裂了的歐洲漫步﹐在他身旁﹐一邊是中央情報局的間諜﹐另一邊是共產黨的官僚﹐他在尋找真理﹑愛情﹑文學﹑正派﹐以及獨立和自由氣息﹐這當中或許帶有一點點諷刺意味。

另一點諷刺意味較為明顯。美國間諜可能幾乎沒有察覺到他們對外兜售的文化的影響力。然而﹐他們是在贊助一種美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這是美國的文學創作﹑音樂和藝術的偉大時代﹐是阿瑟．米勒﹑索爾．貝洛﹑約翰．厄普代克﹑諾曼．梅勒﹑阿倫．科普蘭﹑倫納德．伯恩斯坦﹑賈斯珀．約翰斯的時代。這種文化是值得推銷的﹐但它並不單純﹐它具有顛覆性﹑自我批評性﹑諷刺性和模稜兩可性﹐與其說它抓住了美國時代中單純的奇跡﹐不如說它抓住了令人不安的腐敗行為。因此說﹐中央情報局是後現代主義的推銷者﹐新文化的創造者。

具有諷刺意味的最後一點則更加令人生畏。起初作為歐洲文化高度美國化的部分東西﹐現在變成了歐洲﹐甚至世界更多地方的商業全球化。美國將自己變成了一個龐大的美國特色特許經銷店﹐或稱全球公司﹐整個歐洲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原載《泰晤士報》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