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國家與民族的最高利益

當代中國因為科技落後﹐在列強的船堅炮利下﹐被打倒了﹐被迫屈服了﹐從此淪為次殖民地﹐任人宰割﹐任人蹂躪﹐成為一個次人類的民族。但優秀的中華兒女不能容祖國母親永遠過著羞辱的日子﹐不能讓廣大人民永遠過著被剝削被壓搾被塗炭的生活。祖國從那裡跌倒就要從那裡站起來！一群炎黃子孫在50、60年代從世界各地歷盡艱苦﹐排除萬難﹐千山萬水奔赴祖國﹐隱姓埋名﹐刻苦奮鬥﹐用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血淚﹐為祖國建立起了核武的鋼鐵長城﹐讓我們祖國母親不再被蹂躪﹐不再被欺侮。我們轉載這篇報導﹐並向這群捍衛祖國的科技戰士們致上民族最崇高的敬禮。編者

人們不會忘記﹐60年代中期﹐東方一聲巨響震撼了世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它大長了中華兒女的志氣﹐增強了中國保衛和平的實力﹗

面對大漠戈壁上的擎天雲團﹐一位富有遠見的政治家斷言﹐那不僅僅是火紅的雲團﹐更像是舉起的拳頭﹐是中國人用能力和志氣攥成的鐵拳﹗

人們同樣不會忘記﹐1999年7月15日﹐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中國又莊嚴宣告﹐早在80年代就已掌握中子彈的核心技術。這是一個挺立起來的民族發出的嚴正聲明﹐是一個富強﹑繁榮的國家擲地有聲的宣言﹗

這輝煌的業績﹐離不開一個團結戰鬥的集體──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物院）。這是一支在秘密歷程中艱苦跋涉的科技隊伍﹕他們不道索取﹐只有奉獻﹔他們默默無聞﹐殫精竭慮﹐耿耿報國……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程開甲﹑鄧稼先﹑陳能寬﹑周光召﹑于敏等科學家便是其中的優秀代表。

他們的功績將永遠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上﹗

「一個人靠著脊柱才能直立﹐一個國家需要有鐵脊樑才能挺立」

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揮舞著核大棒﹐在全世界耀武揚威﹐核武器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重要標誌。毛澤東從維護世界和平的戰略高度﹐深刻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中國要生存﹑要發展﹐別無選擇﹐黨中央決定發展核事業。

1958年﹐以研製核武器為主要任務的二機部九局成立。她就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乳名。

從此﹐一批立志報效祖國在建國初期從海外歸來的莘莘學子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學家﹐紛紛踏進了鑄造民族核盾牌的中物院大門。

早在40年代就已聞名國外的實驗物理學家王淦昌在領受研製原子彈任務後﹐抱著「以身許國」的堅定態度﹐隱姓埋名17年﹐默默無聞地奉獻自己的一生﹔

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在英國獲得兩個博士學位﹐被稱為「第一個在英國獲得教授職稱的中國人」。有人問他為什麼回來﹖他說﹐「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要理由。」在他看來﹐「我是中國人」就是最大的理由﹔

著名力學專家郭永懷為了能回到祖國﹐在美國求學時從不參加機密工作﹐回國前一把火燒掉了他的一本未完成的書稿。這位力學專家與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國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核物理學家朱光亞獲得博士學位後不久﹐1950年初即毅然回國﹐先後在北京大學﹑東北人民大學培養新中國的建設人才。此間他還曾作為譯員參加過朝鮮停戰談判。1959年奉調到中物院擔任技術領導﹐從此﹐他為核武器事業的發展運籌帷幄﹐把全部心血獻給祖國的國防尖端事業﹔

理論物理學家程開甲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曾在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執教。1960年中央一聲令下﹐他先是到中物院參加原子彈設計和研究﹐不久又奉命組建核試驗研究基地和隊伍﹔

被譽為「娃娃博士」的理論物理學家鄧稼先1950年回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門廣場瞻仰新中國獵獵飄揚的五星紅旗……1958年最早一批投身原子彈研究的行列。

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製步伐﹐1963年中央決定﹐集中在北京攻克原子彈的科研人員﹐陸續遷往位於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金銀灘新建的核武器研製基地。

一夜之間﹐成百上千的科技人員決定離開北京去青海﹐參加草原會戰。張愛萍將軍的動員義氣豪邁﹐改吟唐詩﹐一句「西出陽關有故人」﹐全場為之熱血沸騰。從戰出征﹐辭老別幼﹐親人送行﹐北京站依依離情沒有一滴眼淚﹐只有一腔報國的熱血激盪在心頭。

在中國奮力攻克原子彈的重要時期﹐周恩來總理從國情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規律出發﹐親自制定了「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工作方針﹐成為中國核武器研製的重要工作原則。

在黨中央的英明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艱苦努力終於迎來了中國歷史上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這是一個令所有炎黃子孫激動和難忘的時刻──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在西北浩瀚的沙漠上﹐轟地一聲巨響﹐騰起了烈焰翻滾的巨大蘑菇狀煙雲。這震撼世界的驚雷向世人宣告﹕中國任人欺凌的時代結束了﹗

國外一位華人記者的話概括了所有遊子的心聲﹕「當中國第一次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新聞傳到海外時﹐中國人的驚喜和自豪是無法形容的。在海外的中國人眼中﹐那蘑菇狀爆炸是怒放的中華民族的精神花朵﹗」

進入80年代﹐中國的核武器事業又進入了一個即將實現歷史跨越的關鍵階段。

鄧小平一語道破天機﹕「我最感興趣的是用戰略核武器打現代游擊戰爭。」高瞻遠矚地指明了中國核武器要實現小型﹑機動的發展目標。他還關切地把時任中物院院長的胡仁宇夫婦請到北戴河療養。

1986年3月﹐「兩彈元勳」鄧稼先身患癌症﹐身體極度虛弱。他明知生命就要走到盡頭﹐依然懷著高度的事業心﹑責任感﹐以超人的意志忍著化療帶來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幾位科學家多次商議起草報告﹐分析當時世界各國的軍事動態﹔分析中國實驗的發展狀況以及與國外的差距﹐提出爭取時機﹐加快步伐的戰略建議。在最後一次大手術前﹐他還寫了滿滿兩頁紙﹐提出報告內容要作哪些調整﹐如何再加以潤筆﹐報告應送到哪裡……

當鄧稼先顫顫巍巍的手最終在報告上簽完自己的名字時﹐臉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完成了飽含滿腔心血的生命絕唱。

正是這一建議﹐推動了核武器小型化的進程﹐為確保中國自衛核威懾能力的有效性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核試驗這條道路上﹐美國進行了一千餘次﹐而中國只進行了45次﹐不及美國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彈﹑氫彈﹑中子彈﹑核武器小型化……便是中國核武器研製者們用熱血書寫的一座座振奮民族精神的歷史豐碑﹗

90年代﹐江澤民親臨核武器研製基地﹐對核武器事業做了極其重要的指示。他還邀朱光亞﹑于敏﹑胡仁宇﹑錢紹鈞﹑胡思得等科學家在中南海促膝暢談﹐商討中國核武器事業的發展大計。

江澤民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國防建設﹐尤其是發展一些尖端武器﹐對保衛我們的經濟建設和國家安全﹐關係太重要了。」並反覆強調增強國防實力的重要性﹐鼓勵中物院「發揚兩彈精神﹐再創嶄新業績」。

一個人靠著脊柱才能直立﹐一個國家需要鐵脊樑才能挺立。一次會議上﹐江澤民總書記曾提到﹐如果沒有「兩彈一星」﹐今天我們在世界上的腰桿就不會這樣硬。

中物院的工作能使中華民族的脊樑挺立得更加堅強﹗

「他們心裡只裝著國家和民族﹐唯獨沒有自己」

回憶起當年原子彈﹑氫彈的研製過程﹐一位曾親自參加過那場艱苦卓絕大奮戰的老專家激動地說﹐我們的科研人員﹐他們心裡只裝著國家和民族﹐唯獨沒有自己。正是這種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才使中華民族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60年代﹐「兩彈」研製基地位於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牧區﹐冬天漫天飛雪﹑飛砂走石。最低溫度達零下四十度﹐一年內有八九個月要穿棉衣。「饑餐砂礫飯﹐渴飲苦水漿。」張愛萍將軍這樣描寫當時試驗基地艱苦的條件。「草地藍天﹐帳篷為家﹔深山峽谷﹐別有洞天」……科技人員常用這些詼諧幽默的語言﹐抒發自己的樂觀情懷。

萬名建設大軍懷著強烈民族自尊心和責任感﹐以三頂帳篷起家﹐蓋廠房﹑建鐵路﹑修公路。同時﹐自己動手開荒種青稞﹑山藥蛋﹐飼養牛羊﹐補充物資供應不足。

當時面臨的豈止是惡劣的自然環境﹐國際形勢也日益嚴峻。1959年6月﹐蘇聯撕毀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國防新技術協定》﹐1960年撤走所有技術專家﹐使剛剛起步的研製工作雪上加霜。

中國的原子彈研究只能靠自力更生。1958年9月﹐第一批大學畢業生調來後﹐「娃娃博士」鄧稼先就帶著這群剛出校門的年輕人﹐從最基礎的三本書學起。

1960年4月﹐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正式開始﹐到年底就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原理的輪廓勾勒出來了。在爆轟力學﹑中子輸運﹑核反應等一系列關鍵概念上搞得扎扎實實﹐即便是一個細小的疑點﹐也不曾放過。當時﹐中國還沒有大型電子計算機。有一次﹐為了把一個問題弄個水落石出﹐鄧稼先帶領十幾個年輕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搖計算機日夜連軸轉﹐計算稿紙一麻袋一麻袋堆滿了房間。計算中﹐科學家與年輕人平等地交換意見﹐反覆討論計算結果﹐查找各種疑點和漏洞。這樣的計算﹑討論前後進行了九次﹐歷時半年。1961年中﹐請命回國參加核武器研製的青年理論物理學家周光召一報到就投入了這場討論﹐他反覆審核計算結果﹐以深厚的物理功底論證了計算結果的正確性﹐澄清了問題。經過大量細緻的計算和深入的物理討論﹐終於摸清了原子彈內爆過程的物理規律﹐為理論設計奠定了基礎。這就是中物院研製原子彈初期廣為稱道的「九次運算」。

在進行理論設計的同時﹐爆轟實驗也在北京郊區開始進行。長城腳下的17號工地﹐原本是工程兵的靶場。這塊荒涼的土地見證了中國原子彈最初級﹑最艱難的爆轟實驗。

為給爆轟實驗提供炸藥部件﹐著名金屬物理學家陳能寬帶領一個三十多人的小組﹐利用一台普通鍋爐﹐再向部隊借來幾隻熔藥桶﹐動手澆鑄炸藥件。用馬糞紙作炸藥藥模﹐焊接一把雙層結構的鋁壺﹐外層通蒸汽﹐裡面熔化炸藥﹐用手工攪拌﹐隨來隨澆。蒸汽熔化的炸藥﹐氣味難聞﹐毒性也大。霧騰騰的粉塵和蒸汽充滿整個帳篷。但越是這個時候﹐越需要盡快攪拌﹐才能使炸藥部件密度均勻。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為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炸藥部件。

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

1964年10月﹐在中國西北戈壁灘第一次原子彈試驗的現場﹐有一天突然刮起十一級大風﹐安裝原子彈的百米鐵塔搖晃了30個小時﹐塔頂工作間裡有七個人下不來﹐沒吃沒喝﹐噁心嘔吐﹐全場為之心急如焚。鐵塔安裝技術總隊的王師傅捨命上去送水送麵包。大風刮得他睜不開眼﹐一步一步地摸著爬了上去。七個人將他抱成一團﹐熱淚不禁奪眶而出。巍巍鐵塔鼎托崑崙驚雷﹐也成為用鋼鐵般意志焊接起來的集體力量的象徵。

在大力研製原子彈的同時﹐中國科學家從1960年底已開始摸索氫彈原理。當時的二機部劉傑部長﹑錢三強副部長把研究氫彈的任務交給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黃祖洽﹑于敏﹑何祚庥等人。

一切從頭開始。當時的裝備實在太簡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幾把算尺和一塊黑板。但我們有最大的優勢﹕中國年輕的科技人員都懷有一顆振興民族火熱的心。他們憑著深厚的理論基礎苦苦探索﹐著手進行熱核材料性能和熱核反應機理的基礎性研究。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從事氫彈理論先期探索的隊伍轉入中物院理論部﹐和那裡的科技隊伍匯合﹐形成強有力的科研攻關拳頭。理論部科研大樓﹐每天晚上燈火輝煌。人們為了琢磨一個問題﹐常常通宵達旦﹔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于敏等科學家的報告一個接著一個﹐報告廳常被擠得水洩不通。

于敏是中國乃至世界一流的理論物理學家﹐從未出國留過學﹐人們親切地稱他為「國產專家一號」。在原子核理論研究的顛峰時期﹐他毅然服從國家的需要﹐開始從事氫彈理論的探索研究工作。

于敏深知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他說﹕「核武器是一種保障國家安全的手段。作為一個年輕的大國﹐中國不能沒有自己的核力量﹐我願為國家和民族的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這種樸素誠摯的愛國心﹐一直是他的精神動力。

為了盡快研製出中國自己的氫彈﹐于敏廢寢忘食﹐晝夜苦讀。很快﹐他進入了「角色」﹐顯示出傑出的才能。1965年10月﹐在于敏的親自組織和部署下﹐氫彈理論得以突破。

于敏﹐中國自己培養的傑出科學家﹐在他追求的事業中﹐閃爍著偉大的民族之光。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7時﹐空軍徐克江機組駕駛著72號轟炸機﹐進行氫彈空投試驗。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瞬時升起了一顆極為神奇壯觀的「太陽」。

氫彈試驗又取得了成功﹗

從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到氫彈原理突破﹐美國用了七年多﹐蘇聯用了四年﹐英國用了四年半﹐而中國僅用了兩年零兩個月。這是一個讓全世界為之震驚的速度﹗

「祖國的尊嚴高於一切﹐我們可以付出一切」

在夜以繼日地為核試驗緊張準備的大背景下﹐有這樣一些特寫鏡頭﹕夜深人靜﹐屋裡的電視開著﹐電燈也亮著﹐天真可愛的女兒卻躺在水泥地上甜甜地睡著了﹐年輕的媽媽抱起孩子﹐心酸的眼淚掛在了臉上。婚姻是人生大事﹐而中物院人為了國家和民族富強推遲婚期的比比皆是。28歲的竇三平﹐為了試驗三次推遲婚期。婚後三天﹐新的任務下達了﹐他又全身心地投入進去。個別同志深夜下班回家﹐騎在車上人已迷迷糊糊﹐一頭栽進路邊的水溝……

為了適應新的需要﹐1970年前後﹐中物院從青海高原遷往四川深山。此地風沙雖少了﹐但交通不便﹑生活條件艱苦等困難依然存在。

採訪中﹐一位院科技委副主任給記者講了一段心酸的故事﹕女兒長到七歲時﹐他帶著第一次回老家。列車開到鄭州﹐一輪通紅的落日正從地平線上漸漸消失。女兒瞪著眼睛﹐好奇地問道﹐「爸爸﹐你看那是什麼﹖」面對天真的孩子﹐他無言以對。女兒不是無知﹐而是因為長年生活在出門就是高山的她從沒見過夕陽西下的鮮紅餘輝。

儘管基地遷到了四川﹐但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中物院人必須在深山與大漠間長期奔波。戈壁深處的試驗現場寂寞荒涼﹐寸草不生﹐風沙大﹐氣溫高﹐水質又極惡劣。儘管如此﹐科研人員依然全身心投入每次試驗。

1988年﹐年僅51歲的高級工程師宋大本身患絕症﹐在生命的最後81天﹐仍與死神抗爭﹐以超人的毅力拚命工作。深夜﹐劇烈的病痛讓他直不起腰來﹐但他依然咬著牙﹐頑強地挺立在計算機前。長長的打印紙迅速滑過﹐密密麻麻的數據噴湧而出﹐宋大本拚盡最後的生命﹐完成了給祖國和人民的答卷。當他拖著已極度虛弱的身子從四川回到北京時﹐妻子淚流滿面地苦苦哀求著﹐「老宋﹐你就……為了這個家……多活幾天吧﹗」在彌留之際﹐他仍堅持在病床上向領導匯報工作﹐心裡裝著的還是千里之外的試驗……

他在給父母的最後一封信中寫道﹕「兒這一輩子﹐是進取的一生﹐奮鬥的一生﹐沒有給老人家丟臉。對不起﹐我對家照顧太少了﹐但也念著父母﹐我擔子很重﹐在為黨和國家的科學作貢獻。我這樣做了﹐我想你們會高興的。」

一位女將軍得知他的事蹟後﹐流著熱淚痛惜地說﹕「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不能再讓這樣的人倒下去了。」

為進一步提高核威懾能力﹐必須解決核武器的小型化問題。這就要求在工程設計﹑測試技術等各方面取得突破。同時﹐加工的難度急劇增加﹐對加工的精度和熟練程度的要求比早期核彈加工要高得多。一批活躍在一線的技術工人也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辛勞。

在加工一件關鍵部件時﹐五十多歲的主操作手戈聽卿患了腎炎﹐全身浮腫﹐腰膝酸軟無力﹐靠注射點滴支撐。當他聽說車間加工的產品質量不如人意時﹐再也躺不住了﹐幾次要求出院參戰﹐一次比一次更堅決﹐領導迫不得已點了頭。醫護人員將他護送到車間門口﹐拔下針頭﹐老戈拖著沉重的雙腿﹐挪到了日思夜想的機床前﹐又重新緊張﹑興奮起來。汗﹐一滴滴順著他的額頭﹑臉頰往下掉。他的身體幾次搖搖晃晃﹐幾乎摔倒。醫護人員走上前勸阻老戈不能再撐下去了﹐可老戈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加工上﹐硬是憑著一顆對國家高度負責的事業心﹐加工了所需的三個部件。剛下機床﹐老戈又被送進了醫院。

地下核試驗要將測試探頭深潛至幾百米深的水井中﹐必須解決耐高壓和密封問題﹐這就難上加難。為保證每一根探頭完好無損﹐準確測到試驗數據﹐負責近區測試的同志便守在澆灌水泥的現場。茫茫戈壁﹐白天如臨火爐﹐夜晚滴水成冰﹐可他們最關心的還是探測設備是否安然無恙。

「十八勇士」搶救試驗數據的故事已經過去多年了﹐但至今仍廣為傳頌。一次試驗﹐現場的測試車後軸震斷了﹐如果不及時將車開出去﹐採樣的放射性物質衰減﹐所需數據就會丟失﹐這將嚴重影響試驗測試的結果。放射性劑量對人體有害﹐核試驗後的劑量又相當大。現場萬分火急﹐副院長唐惠龍沒有考慮個人安危﹐立刻組織搶險。老同志說﹐我有經驗讓我去﹔年輕人說﹐我身體好﹐抗得住。十八位勇士將生死置之度外﹐及時搶出測試車﹐獲得了寶貴的數據。為了壯國威﹐揚軍威﹐他們心甘情願地在危難時刻體現人生的價值。

在中物院﹐老一輩科學家幾十年來將自己的一切貢獻給了國家的核武器事業﹐他們還言傳身教﹐用「兩彈精神」感染和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年輕人。

不少年輕人說﹐當年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國的一大批科學家﹐不是憑著一種強烈的愛國熱情回來了麼﹖在他們的眼中﹐祖國的尊嚴高於一切﹐人民的利益重於一切。今天﹐為了祖國和人民﹐我們同樣可以付出一切。

年輕的高級工程師陳虹﹐富裕起來的同學為她在沿海找了份報酬優厚的工作。她不為所動﹐將孩子放在北京老家﹐十多年來一心撲在計算機王國裡﹐開發出異形計算機聯網的先進技術﹐獲得「鄧稼先科技獎」。她說得很樸實﹕同學富起來﹐他們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我為國防作貢獻﹐也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和當年研製「兩彈」的老科學家一樣﹐為了祖國的核武器事業﹐1996年﹐一位年輕的博士也義無反顧地從海外歸來。他在美國不僅科研上卓有成就﹐而且有一位漂亮又能幹的華裔女友﹐女友的父親是當地聲名顯赫的珠寶商。但當國內一位老科學家見到他﹐談到國家的需要時﹐他選擇了回國。臨別之時﹐女友淚水漣漣﹐其父苦苦挽留﹐並許諾只要他留下來﹐便將所有財產轉到獨女和博士的名下。儘管有對甜蜜愛情的不捨﹐但他心裡裝的更多的是祖國和人民交給他的千鈞重擔。面對女友的深情和回國後艱苦的研究條件﹐博士依然選擇了祖國的需要。

正是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創造出了無數輝煌的業績﹐創造出了民族的自豪與驕傲。近220年來﹐中物院共獲得省部級以上科技成果獎2,416項。他們就這樣樸實無華地在崗位上書寫著自己的壯美與崇高﹐實現著一個又一個強國夢。

「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核武器研製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眾多學科和諸多部門。創業初期﹐毛澤東就明確指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只要需要﹐全國各地都將自己的精英輸送給核事業﹔核工業系統和核試驗基地始終和中物院密切配合。除此之外﹐突破「兩彈」時﹐全國先後有中國科學院﹑冶金部﹑化工部﹑交通部﹑水電部等26個部（委）﹑解放軍各軍兵種﹑20個省市自治區﹑九百多個工廠企業﹑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大力支援﹑協同﹐參與了攻關與會戰。

為氫彈突破做出傑出貢獻的核物理學家于敏多次這樣說﹕「核武器事業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必須精誠團結﹐密切合作。這是從事核武器研製工作的科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品格。」

正是有了這種全國一盤棋﹑萬眾一心的協作精神﹐中國的核事業才能無往不勝。在生活極端艱苦困難的60年代初﹐中央領導對核事業表示深切關心﹕周總理請客﹐讓中物院到北京開會的科學家代表吃一頓肉﹔病中的聶榮臻元帥曾為中物院的供應向各大軍區募捐﹔國家糧食部門在全國出現饑荒的情況下﹐從各地調來數萬斤黃豆﹔青海省政府緊急撥給四萬隻羊……

當時的環境極為艱苦﹐要完成研製原子彈﹑氫彈的歷史使命﹐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有同甘共苦。

在青海高原上﹐將軍和群眾一樣住帳篷﹔在安放第一顆原子彈的百米鐵塔上﹐時任二機部九局局長的李覺陪著工作人員插雷管﹐手裡拿著起爆台鑰匙﹐成為試驗場操作人員精神上的鎮定劑﹔被譽為「兩彈元勳」的鄧稼先為了讓中國早日掌握「殺手鐧」﹐常常夜以繼日地連軸轉﹐有時睡在機房的地板上﹐有時守在工廠的加工機器旁。實驗前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和他的同伴們度過了一次又一次難關。

時光飛逝﹐市場經濟的浪潮開始衝擊到各個角落。但是﹐在國家與民族的最高利益面前﹐核科技事業的全體工作者依然表現出了萬眾一心的民族精神。

為給中物院輸送充盈的新鮮「血液」﹐清華大學對每位前往中物院工作的學生給予現金一萬元的獎勵﹔為配合中物院的基礎理論研究﹐復旦大學派出了最優秀的青年研究人員。

為了祖國的核武器事業﹐核工業總公司的核材料廠﹐在企業面臨設備陳舊﹑職工領不到工資﹑生產經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不計成本﹐顧全大局地加班加點﹐按時完成了任務。哪怕核試驗用的一根小小的鋼纜﹐也同樣凝聚了中國科學院﹑冶金部和東北幾個研究院所﹑企業科技人員的心血。

80年代﹐核武器研製步伐加快了﹐核試驗場上試驗用的平洞﹑豎井的掘進速度也必須加快。為了保證工程進度﹐核試驗基地的戰士們每天早晚披著星光下井﹑進洞。許多戰士當兵四年幾乎就沒有離開過大漠上的工地﹐他們自稱是「拿風槍的兵」。不少戰士復員退伍時只有一個心願﹕「試驗成功後﹐請給我寄一張照片﹐我好告訴家人我也為中國的核武器事業做了一點貢獻。」

齒輪咬合般的協作﹐在全國各部委﹑各軍兵種﹑各省市自治區的配合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正是憑借這種強大的力量﹐中物院依靠集體的智慧﹐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難關。

1998年10月﹐為完成一項極重要的科研試驗﹐來自全國十個單位的科技隊伍﹐奮戰了近60個日日夜夜。通向勝利之路是由全國各條戰線的科研人員共同的心血和汗水鋪就的。

實驗場地遠在離家千里之外的異地﹐來自中國的一百五十多名科研人員擰成一股繩﹐團結一心。每天清晨﹐總可以看到一位年輕的試驗總指揮忙碌的身影﹐主持召開例會﹐安排﹑協調一天的工作。這裡有很多閱歷﹑學識都超過總指揮的老科學家﹐但只要一聲令下﹐老同志都會竭盡所能做好分配的任務。

在這個集體中﹐很多人家裡都有各種各樣的困難﹐但為了試驗的成功﹐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離開過「戰場」。

某所科技委主任蘇毅連續操勞﹐累得臉色異常難看﹐聲音嘶啞。他的大哥前些日子病危﹐幾次電話催促他回去﹐他沒走。大哥去世了﹐他仍是沒法走。課題負責人傅淑珍的姐夫去世了﹐普通工人吳兆龍的父親也「走」了﹐悲痛就寫在他們臉上﹐但只要投入工作﹐他們照樣精神煥發﹑神情專注。

還有好幾位來自各個崗位的新婚燕爾的年輕人﹐儘管蜜月剛剛開始﹐接到參加試驗出征的消息﹐他們如同戰士聽到衝鋒的號角﹐立即趕到基地﹐甘願以科研的佳音表達對伴侶的深深眷念……

「『兩彈一星』精神是值得學習的。我們所有參加過『兩彈一星』的同志﹐都有那麼一股勁頭。那種艱苦奮鬥﹑堅韌不拔﹑苦心鑽研﹑萬眾一心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江澤民總書記的話﹐是對有中國特色核武器發展道路最精闢的概括與總結。

一個民族只有真正站立起來後﹐才能反思自己的歷史。

正是有了千千萬萬個中物院人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為了「怒放的中華民族的精神花朵」貢獻著心血﹑汗水乃至生命﹐中國才能夠挺直腰桿﹐理直氣壯﹑堂堂正正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轉載九月二十日香港《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