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多壞

自大地震發生以來，台灣新聞報導的焦點除了震災、賑災以外，中共的一舉一動也備受關注。

大陸第一期十萬美元的捐款、「阻礙」俄羅斯救難隊借道、唐家璇在聯合國大會上代表台灣致謝等種種舉措，卻引來台灣人民不爽的情緒。

當我看到這些報導，最想探求的還不完全是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而是為什麼台灣一方面感謝世界各國的援助，另一方面卻抨擊（甚至拒絕）大陸的救災行動？

這次有關大陸對台灣地震反應的新聞，諸如十萬美元、救難隊繞道、唐家璇致謝等等都是事實，並非台灣媒體亂報導，然而，把這些媒體所披露的新聞事實全部加起來，難道就是整個事件的全貌嗎？

當代美國著名語言學家、社會批判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視大眾傳媒體為一個服務於權力菁英的意識形態系統，媒體無非是為富人和有權勢的人服務的一種公共關係工業，媒體的工作就是去「訓練民眾的心靈」，使他們更普遍地依附於社會、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安排。

喬姆斯基的媒體觀點所突出的是大眾傳媒的社會整合功能。在他和賓州大學財經教授愛德華．賀曼（Edward Herman）於1988年合著的《製造共識：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學》（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一書中提到，大眾傳媒作為一個人們傳遞消息和信號的系統，其主要的功能是消遣、娛樂、告知和灌輸人們價值觀、信仰、行為規則，將人們整合到社會的體制中。而在一個財富集中和階級利益相互衝突的世界，傳媒為成就這個角色便需要有成套的宣傳（systematic propaganda）。

書中以「新聞過濾器」（set of news “filters”）來描繪這個宣傳模式，新聞的原始素材必須通過五層過濾網，只留下那些適於發表的殘存物，閱聽大眾接收到的訊息便是經過層層過濾網後所得到的剩餘，這五層過濾網相互作用、彼此強化，分別是：（1）傳媒的規模、所有權集中度、所有者的財富和利益取向；（2）作為傳媒最主要收入來源的廣告；（3）傳媒對資訊提供者的依賴，諸如政府、企業和「專家」等這些權威機構；（4）「傳聲筒」（“flak”）──權力機構使用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施壓傳媒、規範傳媒，使傳媒符合自身的需求；（5）反共產主義──作為國家宗教和控制機器。

在蘇聯解體後，由於美國仍需要邪惡的敵人來維持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於是取代「反共產主義」過濾網的是伊拉克壞蛋海珊、穆斯林恐怖主義份子和妖魔化的中國，美國的宣傳專家們將這些地方的文化特徵說成是瘋狂的、恐怖的、不民主的、具有威脅性的一種極端。上述的宣傳模式雖講的是美國，但在台灣也似乎如此，甚至政治意識形態的糾葛比美國更加複雜。

因為內戰造成的分裂，幾十年來兩岸對峙的氣氛，台灣早就在進行妖魔化大陸（譬如解嚴之前官方使用「共匪」這類詞語），近年來更隨著美國開始妖魔化中國。

這次地震，中共有沒有「趁火打劫」是一回事，台灣政府救災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即使中共真的漠視台灣的災情，也絕不能因此替台灣政府救災工作效率不彰脫罪。又比說這次地震的另一個爭論焦點，媒體該怎麼處理重大災難新聞的問題，藉著這個事件來檢討台灣媒體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但不幸的是，焦點又再一次地被轉移成清查電視台是否有「中資」涉入，台灣媒體也再一次失去了一個可以變得更合理的機會。情況其實很明顯，「中國有多壞」並不能幫助台灣賑災，也不能使台灣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它更像是一面盾牌，為當權者的無能做防禦，抵擋來自人民的不滿。在這塊盾牌之下，讓人看不到台灣社會，至少是在公共事務上，會有任何的進步。

（「中國有多壞」一語借自李希光著《中國有多壞》，1998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妖魔化中國」的概念出自李希光、劉康等合著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1996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