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鬼神以得其情

不但以南北戰爭比喻對台用武反映出對台灣人疏離的心態﹐同樣重要的﹐是朱在答覆記者時提到赴台訪問的可能時﹐反問了在場記者一句﹐說自己到台灣去會不會被打得鼻青臉腫〔註33〕。朱講得當然是笑話﹐但笑話之所以能被體會﹐或起碼他相信可以被聽眾體會﹐是因為他必須先假設大家和他一樣﹐都知道台灣的人是不歡迎他的。台灣人會不會歡迎他實在沒人知道﹐但在台灣確實有人擔心﹐恐怕台灣人會被朱的幽默風格蒙騙。〔註34〕但朱顯然對自己在台灣的受歡迎程度完全沒有信心﹐否則他不可能說出鼻青臉腫這樣的笑話。朱的低姿態和其它北京對台政策領導人的高姿態形成強烈的對比。眾說周知﹐朱在台灣問題上是一個聽眾﹐不是主角﹐他的低姿態反映了他對台灣有關資訊閱讀後的印象﹐而不是政策上的宣示﹐因此更能說明北京看待台灣政局發展時的真實心情。

同理﹐在安排汪道涵訪台的行程時﹐北京方面堅持要放到秋天﹐當時最主要的﹐就是擔心如果春天往訪之後﹐台灣發動修憲﹐通過公民投票﹐則汪的赴台就會看起來十分不智。秋天的行程可以給汪一個機會﹐先看修憲時會不會通過公民投票後﹐再做打算。〔註35〕這個行程上的思路透露了兩件事：台灣對大陸充滿了敵意﹐處處設陷；當公民投票成為一項制度後﹐台灣即將邁向台獨。換言之﹐北京以為台灣民眾早已將台獨當成目標﹐才會如此地謹慎防範﹐卻不會考慮公民投票的結果可能是否決台獨。北京這個防範心態﹐在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下﹐與99年春天台北公投絕食運動未受社會重視而草草收場的情況下﹐本或可略加平息﹐但於今受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的沖激﹐勢必變得脆弱而敏感﹐不但汪當然就不願意來了﹐恐怕防獨的態度都會被迫向促統方向修正﹐以免自己在台灣的處境隨著時間每況愈下。

五、防統論述背後的心態

相對於北京防獨工作背後日益累積的焦慮﹐台北當前朝野一致的防統立場背後﹐其實也隱藏了深深的焦慮。因為防統工作的前提﹐是大家都認同台灣﹐而且不認同大陸﹐但這個前提與兩岸民間社會的交流趨勢﹐並不符合。兩岸的交流可能代表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的種種受到吸引﹐也可能代表在大陸有實際的利益可得。不論如何﹐兩岸的頻繁交流會模糊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區隔﹐則無疑義。這是為什麼北京對台政策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台北官方的反應有三﹐一是表示兩岸交流必須在有尊嚴的前提下進行﹐二是在中共不放棄使用武力之前﹐不宜直接交流﹐三是在中共不改變把台灣看成地方政府的態度之前﹐戒急用忍的範圍﹐應從投資擴大到貿易。〔註36〕可見官方對於民間交流的頻率加高﹐有所憂心。

引起廣泛討論的﹐是郝伯村近來加入返鄉探親的行列﹐輿論界憂心忡忡者直指為在「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上親近中國的人士」﹐會「為中國刺探台灣政經軍機密﹐對台灣安全造成潛在威脅」。所以陸委會已著手制定新規定﹐來規範此等人士赴大陸。這種規範的前提﹐是中國「與台灣為敵」﹐所以包括返鄉、旅遊、經商、投資都應「嚴格的限制」。〔註37〕其實﹐因交流衍生的遭彼岸搜集彼方情報而加深﹐98年爆發多起中共安全單位赴訴台商的岸件﹐指為台北運用。台北方面從自己的情報工作將心比心﹐難免懷疑對岸也藉機滲透﹐照國家安全局過去的判斷﹐中共的對象包括台商、立法助理、記者等。

造成焦慮的主要對像﹐未必是與台北官方立場相異的民間或政治人物﹐因為他們作為一個明顯的目標﹐容易區隔﹐透過宣傳將彼等視作親北京的人﹐並不會引起台灣與大陸之間區隔上的困擾。真正帶來挑戰的﹐是防統陣營中的人﹐本身有與大陸進行交流的想法。像李總統在九九年春的國統會上就主張加強交流﹐而許信良一向鼓吹大膽西進﹐所以都遭到獨派團體的批評。這並不是他們在實際的行為上已經啟動交流﹐而是他們的說法混淆了防統的意義。事實上﹐大批的台灣商人在政治上均支援朝野兩大黨﹐卻在兩岸交流中又都扮演促進的角色。由於這些交流活動沒有自己的政策論述方式﹐造成公共政策中的防統主流﹐與交流活動之間﹐無法形成對話。

新近一個未為人注意的小例子﹐透露了這種出自防統陣線內部的焦慮﹐那就是劉泰英提出要推動與美、日、中共同開發南沙的天然資源。照劉的說法﹐南沙位近東沙﹐有國軍駐守﹐十分安全。但這個主張因為應和了江澤民所曾提到的﹐擱置南沙主權爭議的想法﹐使防統的論述受到顛覆﹐因為劉等於是「置台灣的主權、尊嚴、安全於不顧」﹐結果會「模糊了中、台敵對關係」﹐並造成「認同混淆與是非顛倒」﹐因而遭質疑為「動機可疑」。〔註38〕劉的建議會不會造成認同混淆可能見仁見智﹐重點因而不在於批評的對不對﹐而在於以「認同混淆」與否來作為一項政策的評估標準恰是朝野防統立場的一個共識﹐其實連劉泰英也不會反對﹐因為他也是用有國軍就近保護為理由﹐所謂保護當然針對的是中共。後來在中共批評台北的「特殊國與國關係」時﹐劉泰英表示台北有能力選擇上海與香港進行軍事反擊﹐雖屬戲言﹐但多少澄清了外界質疑他認同混淆的事。

在陳水扁與其同黨策士接受中華民國的國號之後﹐防統的統一陣線理當更加周延﹐但卻也出現了新的焦慮。過去民進黨比較傾向於促獨﹐促獨的立場當然等於是更積極地防統﹐反而是執政黨對中國最終的統一仍保留餘地。所以﹐儘管執政黨是以防統為政策主軸﹐但卻從來不會懷疑在野黨會反對防統﹐反而是在野黨會質疑執政黨有促統的傾向。一旦民進黨轉到防統的陣營來了以後﹐對於民進黨而言﹐國民黨對中國未來要統一的看法﹐就變成防統陣營內部的顛覆力量。而對國民黨而言﹐則是失去了一個處於外在更激進防統力量﹐來協助管理內在仍保留的統一想法。故獨派過去反對中華民國國號的聲音﹐現在變成擔心中華民國的國號被統派利用：「一些政客雖然口裡念著中華民國﹐心卻向著對岸﹐從不認為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而一心一意要把台灣推到統一的火坑之中。」〔註39〕

關鍵在於﹐起草民進黨台獨黨綱修正決議文的林濁水承認﹐國號不是國家的要素﹐台灣作為一個國家已是事實﹐則即使接受中華民國的國號﹐也不代表主觀上能否認台灣已經獨立。〔註40〕但難免仍令人沮喪的是﹐中華民國也是統派的符號﹐故陳水扁在美國對僑團表示﹐這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接受。〔註41〕獨派言說中的沮喪和無奈﹐總會加強人們面對中華民國國號下有心促統者時的憤怒。相對於此﹐分離主義者對於民進黨改走新中間路線﹐也難免感到淒涼。事實上﹐這些在心情上出現負面浮動的人們﹐沒有一個是因為反對防統而不高興的﹐重點不在於中華民國這個效的工具﹐而在於它混淆了自己與統派的區隔。〔註42〕

六、兩岸統獨論述的危機

透過上述一些對普通常見論述的分析﹐可以找到其間的前提﹐這並不是要藉以解釋行為﹐因為從論述到政策行為的過程不是自發的﹐還受到許多環境因素的制約。論述中沒有言明的前提﹐透露出當事人在行為上的一種傾向﹐從而可以判斷這個行為的意義。如果宣示的政策立場與這個意義相牴觸﹐便會在心裡形成壓力。這是為什麼隱含著防統的或防獨的論述會形成焦慮﹐因為這兩個政策論述透露的行為意義﹐是與宣示的政策立場如獨立或統一不一致的。更重要的﹐是人們不願意看到自己促統或促獨的能力不足﹐甚至連防統和防獨都沒有絕對把握。所以﹐對大陸來說﹐防獨論述會揭露在促統工作上的無力感﹐當它隱藏在官冕堂皇的宣示中時﹐只有細心地去解讀﹐才能體會。對台灣而言﹐防統是促獨的一大倒退﹐也就使人們對於統派的擔心﹐顯得言過其實。

當兩岸分別認為維持現狀的政策取得成就之際﹐雙方的無力感其實同時在上升之中。北京所維持的現狀阻撓了台獨的發展﹐台北所維持的現狀則排斥了統一的推動。北京因為已經在論述上失去與台灣民眾對話的機制﹐只能強化國際上圍堵的政策﹐這樣自然加深台灣內部防統的傾向﹐從而對兩岸民間的交流造成不利的氣氛﹐也對台灣內部統派的論述形成孤立的作用﹐進一步就又讓北京受到壓力﹐於是更跳脫不出防獨的論述﹐而同時加大了與統一目標的距離﹐累積更高的焦慮。惡性循環的結果﹐當然也在台灣內部逐步地加深焦慮﹐終於促成了「特殊的國與國」的兩岸定位主張﹐從而對於未來兩岸的政治解決﹐造成心理上更大的障礙。

有兩個可能爆發的情境值得注意。一是北京防獨的活動與台北的外交活動出現針鋒相對﹐這意味著美國、日本或歐洲等大國對台政策出現轉變﹐這個轉變應當是反映了北京與這些地區的雙邊或多邊關係出現低潮﹐像在南斯拉夫發生的北約「誤炸」中國使館﹐已經引起大陸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註43〕這時防獨工作出現破綻﹐在北京避免與世界大國發生直接衝突的考量下﹐台海危機升高的可能性就增高﹐除非台北在這個關鍵時刻﹐權宜地放寬防統的政策立場。但只要北京尚能維持與這些地區在對台政策上的默契﹐那就不會出現台北在外交上的突破性展獲﹐則因而引爆的危機也得以北京與華盛頓目前都意識到這樣的可能性﹐所以透過相互諮商想避免這樣的可能出現﹐華盛頓方甚至拋出中程協定之類的概念﹐〔註44〕探詢將北京防獨論述加以制度化並落實的可能。由於這一連串的發展﹐逼出了台北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從外交戰場轉回從兩岸進行突破﹐索造成的衝撞遠大於外交突破﹐為世紀之交兩岸衝突的升高﹐定了方向。

第二個情境﹐是當台北朝野的防統需要﹐與民間社會跨海交流的趨勢之間發生牴觸時﹐可能引爆台灣社會內部的統獨爭議﹐這個爭議若因社會焦慮累積過多而快速攀升﹐將引發北京防獨工作的不確定性﹐要是北京當時也已經凝聚了強大的不滿﹐則台海危機就變得難以管理。目前台北朝野在防統陣線上的合致﹐並不能與民間交流者進行有效的溝通與妥協﹐一旦防統陣線內部的交流者遭到揭露﹐台灣政壇的局勢就變得益加複雜﹐要是防統陣線因而破裂﹐分化成交流與防統兩邊﹐則防統派看起來會像是促獨派。就在「特殊的國於國關係」講話之後沒多久﹐對於台北大陸政策實為台獨的批評﹐果然自海內外接踵而來。上述這第二個情境出現的可能性大於第一個情境﹐因為防統與交流這兩個方向之間﹐不像北京與各大國之間﹐正在建立出一套危機管理的機制。

這時就可以理解﹐台北政壇定期會出現一些反對台奸或中共同路人的作法﹐其實有助於紓解一些當時所已累積的焦慮﹐因為這些人提供了一個可以控制的對象﹐也就代表防統工作有某種成就。然而這又不是一勞永逸之道﹐畢竟兩岸民間的交流在可預見的將來﹐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故另一種管理的手段﹐是透過兩岸一定程度的衝突﹐固然這會使雙方政治關係趨於緊張﹐但也因此向雙方都進一步確認﹐不論防統或防獨的目標﹐均未遭否定﹐於是在緊張的對立中﹐反而建立了一些信心。像95、96年的導彈危機結束後﹐防獨者覺得反分裂鬥爭取得了成就﹐而防統的一方則津津樂道因而贏得的對領導中心的鞏固。不過﹐用危機來管理危機的方式似乎不是人為可以完美的操控者﹐也不是哪一方透過理性計算所能發動、升高﹐再降溫的﹐其中充滿了風險與不確定性﹐最多只能說﹐這種衝突對紓解局部性焦慮有一定的功能。

最後﹐由於防統與防獨所帶來的焦慮﹐不能獲得適當的紓解﹐則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提出後﹐台灣問題有了必須加以安排的緊迫感時﹐很可能形成攤牌的衝動。對台北而言﹐這又會對防統陣線作出衝擊﹐到底是交流派像在96年一樣臣服﹐或因為兩岸互相依存已深﹐全球化潮流已澎湃﹐大陸改革已有成﹐而與防統陣線分開﹐此際自難逆料。不過﹐攤牌的時刻終將來臨﹐從七月提出了「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之後﹐軍事衝突的趨勢益加明顯。前此中共之所以維持防獨而非促統的心態﹐與他的綜合國力不足有關﹐但從大使館被炸﹐到「兩國論」出籠﹐在在揭穿了大陸國力不足﹐除非台北收回「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說法﹐則防獨論述既不能有效防獨﹐又不能遮掩國力不足的事實﹐那何必還要堅持防獨呢？何必還要等待台北下一次的出擊呢？對百姓而言﹐原本最好是在衝突的那一刻之前﹐雙方焦慮甫獲某種程度的紓解﹐因為那時的衝突傾向低﹐但這種機會已經愈來愈不存在。那麼﹐今後攤牌的時機就更難靠睿智的領導人來選擇了。

〔註33〕見《聯合報》（1999,4,10）：3。
〔註34〕見社論﹐《改善兩岸關係不能寄望「開明派」中國領導人》﹐《自由時報》（1999,4,11）：3。
〔註35〕汪領導的上海台灣研究所副所長嚴安林的分析。
〔註36〕參見陳志奇﹐頁345-346。
〔註37〕見社論﹐《盡速修定台灣人民進出中國相關法條》﹐《自由時報》（1999,4,4）：3。
〔註38〕見社論﹐《國家主權大事豈可輕率如此》﹐《自由時報》（1999,4,5）：3。
〔註39〕見社論﹐《國號之爭無礙主權獨立國家之事實》﹐《自由時報》（1999,4,25）：3。
〔註40〕同〔註28〕。
〔註41〕見《在紐約台灣會館演講陳水扁：台灣國號就叫中華民國》﹐《聯合報》（1999,4,24）：2。
〔註42〕朱孟庠﹐《台灣獨立運動何去何從》﹐《自由時報》（1999,4,26）:15。
〔註43〕周陽山﹐《民族主義對中共的挑戰：五四與六四歷史彷彿重演》﹐《聯合報》（1999,4,11）：15。
〔註44〕見《美國政府中國專家：兩岸中程協定是美政策一部份》﹐《中國時報》（1999,4,2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