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日本及其對日的忠告

一、三十年的經驗坦誠的忠告

　孫中山自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成立檀香山興中會開始革命運動，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由廣州北上經日本神戶作《大亞洲主義》之演講，正是整整三十年。這三十年中，也是中日關係變化最重要時期。此時期的日本，繼明治維新的成功，國勢蒸蒸日上，成為東方唯一的強國。而東方亞洲各國民族，多在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壓迫之下，無不渴望獲得解救。因此，日本的興起，也帶來了亞洲人的希望。然而日本之所為，卻隨著西方列強的步調而起舞，也帶來亞洲人的失望。在孫中山與日本三十年的接觸經驗中，深有體會。因此在其晚年最後一次北上經過神戶時，作了一次重要的演講，提出他的「大亞洲主義」，對日本方面作出坦誠的忠告，指出「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注一〕孫中山當年對日本方面這一嚴正的忠告，在今天看來，仍有警惕的作用。

二、甲午戰爭激起中國兩大改革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與日本同受西力的衝擊，被迫開放門戶，實行改革。自一八六○年代，中國實行自強運動（倣傚西法），志在「師夷之技以制夷」；日本開始明治維新，高唱「尊王攘夷」；尊王是鞏固皇權，攘夷是防衛歐美。〔注二〕兩者目標原屬相同。但日本維新稍有所成，即效西方霸道，侵略朝鮮和中國，致有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爭之發生。中國戰敗，割地賠款，較之西方列強尤為狠毒。此舉也激起了中國民間兩大改革運動，一為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運動；一為孫中山的革命運動。這兩派改革運動，均富有儒家傳統色彩，重在「反求諸己」，先求本身的健全，才能抵禦外侮。對於日本維新成功的經驗，亦能虛心傚法，引為借鑒。所以孫中山在其實行革命之前，即一八九四年春天，曾到天津上書清廷大臣李鴻章，勸他傚法日本維新，做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之「四大綱」。其書中有云：

　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倣傚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注三〕

　位高權重的李鴻章對於這位滿懷熱望的青年，未加理會。孫中山知清廷改革無望，在其失望之餘，去了檀香山，進行他的組黨革命工作了。在其成立興中會時，中國已經戰敗。使這位滿腔熱血的愛國青年，發出沉痛的呼聲。一面痛陳中國國勢之危，一面痛斥執政當局的誤國。例如其在檀香山興中會的宣言中說：「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憤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注四〕稍後更在香港興中會宣言中明確斥責執政當局的誤國。說它「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遏虎狼。」〔注五〕這些話，就在今天的執政當局看來，能無汗顏！

　一八九五年十月下旬，孫中山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和同志陳少白走日本。閱報見「支那革命黨孫文抵日」數字，赫然在目。因語少白說：「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此與吾輩排滿宗旨相符，即以革命稱吾黨可也。」〔注六〕即在橫濱成立了興中分會。這是繼檀香山、香港之後，建立第三個海外基地，日後且成革命的中樞。從此也與日本方面建立了關係。一八九七年八月，孫自歐洲回到橫濱，此時因倫敦被難事件，已是聞名國際的人物了。遂即寄居橫濱。其間雖數度往返歐美，則以橫濱為定居地。一直到一九○七年春，因日本當局勸告始行離開。留日時期，前後將近十年。在此期間，廣交日本朝野賢豪，對國內發動革命起義，頗得日本志士的幫助。中山革命的聲勢，由艱困而至鼎盛，與此不無關係也。

三、大會群雄於東京成革命之大業

　一八九○年代，列強在東亞，壁壘分明，何者應防，何者應交，應有所抉擇。日本雖戰勝中國，自知力量不敵西方，尤其九○年代末期，列強盛倡瓜分中國，英、日對於俄、德、法陣線極端不安，希望與中國結合，不時派人遊說，中國官方與民間革新人士頗有結合日本以抗暴俄之傾向。一八九八年初，日人曾遊說維新派人士譚嗣同、唐才常云：中、日唇齒相依，中國若不能存，日亦必亡，甚悔從前交戰，願與中國聯結，救中國亦為自救；如中、日聯盟，再引英國相助，定可遏止俄國在東亞的侵略。日人新成立的「興亞會」，亦邀宴上海名士，謂白人「席捲六合，直注東邦，印度、緬甸、安南依次被滅，至今屹然為狂瀾砥柱，……捨中、日其誰與歸？」聞者莫不悚然，欲與日本釋怨修好。〔注七〕此說無論出於何種動機，但對關心國事的中國人而言，深具影響。不過此說與孫中山的革命宏圖相較，還是差之遠矣。一八九七年八月中山在橫濱與日本志士宮崎寅藏等初晤談其革命抱負時，曾有如下之表示：

　余（孫）固信為中國蒼生、為亞洲黃種、為世界人道而興起革命軍，天必助之。君等（指宮崎等）之來締交我黨，是其證也，朕兆發於此矣。夫吾黨所以努力發憤，以期不負同胞之望，諸君又盡力所能，以援吾黨之道，欲求中國四萬萬眾之蒼生，雪亞東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者，惟有成就吾國之革命，即為得之。此事成，其餘之問題即迎刃而解矣。〔注八〕

　中山以上所談之革命抱負，實即二十八年後《大亞洲主義》的雛形。宮崎大為折服。據宮崎自述：「余首肯，余心折，余私懺悔。彼（孫）其胸中，具數萬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輩；彼其手腕，可以揮斥八極而無怍；彼其容貌，可以備具四時而有餘。余無以盡之矣。」又云：「我國島民，所謂俠，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當一笑。嗚呼！不愧死，其亦當羞死！」〔注九〕宮崎不是一位簡單的人物，他是一位俠義之士，與中國各派革新人士多有交往。努力促成各派人士的合作，期使中國革新事業能夠順利成功。為了促成中國革命、維新兩派的合作，從中奔走，可謂不遺餘力。一八九八年十月，康、梁變法失敗，避地日本，宮崎即與日本民黨領袖犬養毅等為了促成孫中山與康、梁的合作，作了最大努力。梁雖首肯，康則拒絕。一九○○年，中國發生拳亂，清廷利用拳民盲目排外，招致聯軍之禍，中國面臨瓦解之局，孫、康兩派各謀起義救亡，宮崎再度興起兩派合作之念，赴新加坡勸求康氏。康氏不惟不納，反控之於當地政府，捕之入獄。中山聞之，急往救之出獄。從此日人不再談及孫、康聯合了。

　聯合各派共謀中國革新事業，也是孫中山革命運動的重要方略。蓋中山以為中國歷史上每經一次革命，必有多年的動亂。這是因為革命之際，群雄並起，舊政府雖被推翻，群雄之間，仍然互相拚鬥，非至剩下最後一雄，國家不能統一。為了免踏歷史上革命後長期動亂的覆轍，謀求各派事前的聯合，實為不可忽缺的工作。這項工作，一直到一九○五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始告成功。所以中山慨乎言之曰：「及乙巳（一九○五）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以及身而成矣。」〔注十〕所以六年以後（一九一一），推翻了滿清。

　同盟會是結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大革命團體以及其他革命人士而成立的大團體。當時中國革命各派群雄，多集中東京，宮崎從中奔走的促成，實在功不可沒。

四、日本躋身強權反而輕蔑同種

　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發生，以中國東北為戰場，日勝俄敗，雙方協定劃分南北滿為兩國勢力範圍，日在南，俄在北。清廷無能為力，任之宰割。從日俄交涉而至日俄戰爭，中國人多仇俄而親日，拒俄而助日。但日本戰勝俄國後，卻與俄國共宰中國。

　日本戰勝俄國，對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產生了鼓舞的作用。對西方而言，有視為「文化的反叛」者。〔注十一〕這頗類似近年西方所倡的「文明的衝突」或所謂「威脅論」。日本從此躋身世界強權之林，但卻追隨西方，持與列強一致行動，蔑視東方；對中國革新運動，亦取打壓的政策。不但如此，且成了侵略中國的急先鋒。乘歐戰之際，向中國提出狠毒的二十一條件，致成第二次中日戰爭（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之禍源。中山在一九二四年冬曾向日本新聞記者談及日本政策變化之過程有云：

　日本自日俄戰爭及歐洲大戰以來，思想上，即外交上、經濟上，亦莫不追隨歐美，對於本鄉本土之亞細亞反度外視之；且由輕蔑之結果，至與中國發生疏遠。〔注十二〕

　歐戰之初，中山因二次革命失敗避地日本。目睹日本藉口英日同盟對德宣戰，奪取山東青島及膠濟鐵路，繼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總統袁世凱為謀帝制，竟屈從之。此時日本內閣是大隈重信，曾邀素主中日親善的犬養毅入閣。犬養以政見不合而拒之。一八九七年秋中山寄居日本時，大隈為日本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所以當年中山革命能得日本方面之助，犬養之力為多。因此，這時中山仍希望犬養能夠再度發生影響力量，曾於東京靈南寓所邀犬養作「半日之長談」，勸日本勿「溺於小信，昧於遠圖」，作東亞民族之救主，俾有「一躍而為世界盟主之機會」。惜未如願。有識之士，事後思之，「猶有痛恨太息者」。〔注十三〕

民國以後，中山的反袁反軍閥革命運動，屢遭失敗，而致中國處於分裂狀態。其主要原因，中山認為乃是由於列強搗亂所致；而日本態度，尤居關鍵性的地位。

五、東亞永久和平須賴中日親善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Adolf A. Joffe）發表聯合聲明，獲得蘇聯支持中國革命的保證，中山革命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在談判協議中，越飛同意支持中山由西南向北方直系進軍，攻取武漢及洛陽。屆時約定東北奉軍張作霖南下，夾攻北京。使中山以中國統一之代表身份入主北京。這一計畫，也得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惟其最大的顧忌，就是可能引起日本干涉的危險。〔注十四〕

　在與越飛發表聲明的同時，孫中山指揮下的軍隊恢復了廣州。八月，派蔣中正赴莫斯科考察，主要是商討軍事合作問題。十月六日，蘇聯代表鮑羅廷（Micheal M. Borodin）到達廣州，擔任孫中山的顧問。同時，直系軍閥首領曹錕賄選出任北京政府總統，中山聯合國內各派「聲罪致討」。此時日本新閣成立，中山之友犬養毅加入山本（權兵衛）內閣出任遞信大臣。十一月，中山的一位日本親信朋友山田純三郎從東京來到廣州，向中山報告犬養此次入閣，將大有所為，可助中山未竟之志，以解決東亞百年問題。中山聞之「狂喜」。遂以親筆致書犬養，文長三千餘言，暢談大計。〔注十五〕

　中山在致犬養的長函中，首先告知討伐曹錕的計畫。惟其最大的障礙，乃是列強以及日本的干涉政策。希望犬養能以入閣之影響力，打消日本「追隨列強之政策」；「而另樹一幟，以慰亞洲各族喁喁之望。若能如此，則日本不憂無拓殖之地以納其增加之人口也。」信中更指出日本過去政策的錯誤，謂日本自崛起東方亞洲以後，亞洲各民族無不視日本為亞洲之救主；不意日本無遠大之志與高尚之謀，只知步歐洲列強之侵略手段，致失亞洲之人心，殊為可惜。今後倘能幡然覺悟，為亡羊補牢之計，則亞洲之人心猶可收拾。否則亞洲人心必全向赤俄而去矣。此斷非日本之福也。中山以為日本過去的失誤，致貽世界再戰之禍。而且再來之世界戰爭，必為公理與強權之戰爭；受屈人民與橫暴者之戰爭。而受屈人民則以亞洲及中國為中堅。一旦戰爭發生，日本是受屈者之友？還是受屈者之敵？尚在不可知之數。中山切望犬養在山本內閣中能行其志，則日本必將為受屈者之友也。因此，建議犬養要使日本能夠準備兩項工作：其一、毅然決然幫助中國革命成功，俾之對內可以統一，對外可以獨立，一舉打破列強之束縛，從此中日親善可期，東亞之永久和平可保，日本經濟亦可大得發展。此非為中國計，亦為日本計也。其二、日本應首先立即承認蘇聯政府，不應與列強一致而拒絕承認之。或謂日本立國之本與蘇維埃制度不同，故不敢承認之。此實坐井觀天之論。蓋自歐戰而後，世界大勢以及人心均為之一變。日本外交方針必當隨之改變，乃能保存其地位於世界。試觀美在夏威夷之佈防，英在新加坡之設備，皆為針對日本而來。以孤立之日本，當此海陸之強鄰，豈能有幸？故親俄者，為日本自存之一道也。中山以為「以上二策，實為日本發揚國威，左右世界之鴻圖。興廢存亡，端繫乎此」〔注十六〕。

六、作東方王道干城勿作西方霸道鷹犬

　日本的侵華政策，可謂根深柢固，犬養縱能同意中山的看法，要想改變日本的傳統政策，顯然是很困難。何況山本內閣維持不久，即告下台。〔注十七〕犬養後來（一九三二）為了致力中日和平而遭軍人刺死，可見其阻力之巨大。

　儘管如此，孫中山仍懷最後的希望。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其北上經過神戶時，做了《大亞洲主義》的演講。這篇演講，可以代表中山畢生對日本期望。最要緊的呼籲，要日本人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勿作西方霸道的鷹犬。這篇演講甚長，讀之頗為感人。錄其最後一段，以見一斑：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眾解放的運動，視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現在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眾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了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注十八〕

　孔子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反之，「過而不改」，就是「惡莫大焉」。日本第一次的侵華戰爭（甲午戰爭），尚有「知過」的表示，可惜未能悔改，致有第二次的侵華戰爭，造成人類的浩劫，自身的毀滅。然而遺憾的，迄無悔改之意。甚至有些軍國主義者的右派分子，如石原慎太郎、中嶺雄等人，不僅毫無悔過之心，且在文過飾非；近來更對台灣當局作分裂中國的活動。公開鼓動台灣獨立，與美國共謀阻止百年來中國人民渴望中國統一的神聖使命！可能導致排華戰爭的再起。於此吾人重溫孫中山當年對日本的忠告，真是不勝感慨之至！

二○○○年二月三日

〔注一〕孫中山講《大亞洲主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演講。見《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五四二（國民黨黨史會編，民國七十八年出版）。 〔注二〕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二六五（香港中文大學一九七九年出版）。 〔注三〕孫中山《上李鴻章陳救國大計書》，一八九四年六月。《國父全集》，第四冊，頁九。 〔注四〕《檀香山興中會宣言》，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父全集》，第二冊，頁一。 〔注五〕《香港興中會宣言》，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同前書，頁二。 〔注六〕《國父年譜》，上冊，頁九六。國民黨史會編，民國八十三年增訂版。 〔注七〕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三一九。 〔注八〕孫中山一八九七年八月與宮崎寅藏等談話。《國父全集》，第二冊，頁三九九。 〔注九〕《國父年譜》，上冊，頁一二九。 〔注十〕《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國父全集》，第一冊，頁四一五。 〔注十一〕孫中山講《大亞洲主義》。《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五三七─五三八。 〔注十二〕孫中山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在天津對日本訪員的談話。《國父全集》，第二冊，頁六四二。 〔注十三〕孫中山致犬養毅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國父全集》，第二冊，頁四九二。 〔注十四〕蔣永敬《孫中山先生與越飛聯合聲明前的談判》。《近代中國》雙月刊第一三○期。一九九九年四月出版。 〔注十五〕函之全文見《國父全集》第五冊，頁四九○─四九四。此函底稿現存國民黨黨史會史庫。 〔注十六〕同〔注十五〕。 〔注十七〕山本內閣在該年（一九二三）年底即告改組，代以青浦內閣。 〔注十八〕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五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