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中美關係「正常化」之癥結

和平共存共同繁榮

20世紀業已走入歷史，回顧過去的這一百年，20世紀可算是「希望」與「失望」交相錯綜的年代。人類在科學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日新月異的科技讓人類克服了大自然的局限，成果輝煌地探測浩瀚太空的奧秘，改變了相襲數百年來的生活方式。縮短與促進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與瞭解，更徹底地改變了國際社會裡的權力結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的世界政府。雖然未產生立竿見影的正面效果，但卻清晰地規劃出國際社區成員之間關係的合理準則，那就是「競爭」中仍有「合作」的空間。除了和平共存以謀共同繁榮之外，別無生存的途徑。數百年來以「對抗」來解決問題的時代業已一去不返。

然自另一角度來看這小小的地球村裡，人類的愚昧與貪婪卻仍然伴隨著歷史的演進，留下了不可衡量的傷害。在這一百年裡，小小的地球卻經歷了兩次人類浩劫的世界大戰，及難以數計的小規模戰爭。時移日轉，如今競爭者雙方雖措辭溫和，不若60年代赫魯雪夫在世界論壇的聯合國公然咆哮「我們能埋葬你（資本主義）」，以及80年代雷根還以顏色，不慍不火的「我們會把邪惡的共產主義變為歷史灰燼」。但足以燎原的星星火種仍佈滿全球，無人能夠預測，核子已成了歷史上的象徵武器，人類不會面臨萬劫不復的悲慘結局。

如今近半世紀來，美蘇兩雄對峙的冷戰雖已結束，但不旋踵而鬥爭重啟，面臨的新一世紀，最大的已開發國家（美國）與最強大的開發中國家（中國），彼此再度面臨嚴峻的挑戰，雙方所產生之「威脅」與「嚇阻對方」正緊緊地籠罩著決策者的思維。中美兩國之關係不僅關係到它們自身的利益，也關係到台海，亞洲甚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20年前兩國雖恢復了中斷已久的外交關係，但20年以來，兩國走在坎坷的「正常化」路上，歷盡風風雨雨，齟齬不斷，甚至面臨兵戎相見（1996之台海危機）的困境。中美兩國到底有何矛盾？根源何在？面臨新世紀的開始，兩國關係的前景又將如何？

中國兩大政黨的政治對立，最初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21），帶給中國頻仍的戰禍，近30年之久。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中國雖然取得了勝利的結局，但卻留下了一個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的困境，政府百廢待舉卻又欲振乏力。而顛沛流離的人民在絕望中對執政黨的信心喪失殆盡。迄1947年分裂分治的中國已然成型。內戰末期，國民黨的殘餘軍力，在面臨兵敗如山倒的士氣下，不得不退守海隅。一水相隔，在美國的保護下，偏安的格局由是成形。端賴國共雙方的「反攻大陸」與「解放台灣」的宣示下，「一個中國」的法統得以維持。

李登輝有恃美國而妄動

自地緣政治的角度審視，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對遠東國際格局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美國學術界曾為「誰失去了中國」掀起了一場激辯。國民黨的勢力持著「中華民國」的法統偏安海隅，海峽兩岸的政權都宣稱只有「一個中國」。只是隨著台灣政治之變革，「一個中國」之立場早已氣若游絲，雖仍在《國統綱領》裡提上一筆，但「綱領」頒布10年之後，仍在「統一三階段」的「近程」原地踏步。「台灣是中國之一部分」，已成為無源之水失其立足點。強人過後，「獨立」之聲漸漸由一種「希望」變為一項「行動」。牽涉到政策之一方既有此意，美國由是作出政策上的大轉折，「一中原則」更是變成一個緊箍咒，於是開始穩定而持續地把當初三公報所認同的立場，改打「台灣牌」以遏制中共，付之於具體行動的有：1992年向台灣出售一百五十架F-16戰鬥機；1994年明確宣示提升對台關係；犖犖大者如1995年的李登輝訪美；1996年3月在亞太地區舉行牽制中國之台海聯合軍事演習；1997年由國會公開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1998年的主導《美日安保條約》新指南，假日本之口，以「周邊有事」將台灣納入防禦系統；而今年的TMD，《台灣安全加強法》的通過，這一連串的舉措焉能不誘使李登輝及時推出「兩國論」，這遠比《台灣的主張》中的「七塊論」溫和多矣。這些冷戰後的舉措也迫使中共在走向「富國」之外，還要考慮「強兵」的道路。

「不要讓台灣拖下水」

今年春天，在「新冷戰」的氣氛下，美國國會公佈了所謂「考克斯」報告（Cox Report），聲言美國的尖端武器，在兩國關係正常化以後的20年間為中共盜竊殆盡。中共若真具有所稱偷來的機密而將之發展出制衡美國的武器，美國還能為台灣而戰嗎？在此情況下，日本面臨強鄰勢必也被迫親共，台灣又將如何應變此種格局？因此，改善的中美關係才真正符合台灣的利益。若以為中美關係惡化台灣便可火中取栗，則將是無可挽回的錯誤與妄想。台灣必須記得美國當年與越南糾纏了十幾年，撤退之日可稱得上落荒而逃。1994年介入索馬利亞內戰，尚未損兵折將，但一旦遭受18位美軍傷亡之後，立即收兵遁逃。1996年台海危機，美國以「尼米茲號」及「獨立號」南北齊發，展示捍衛台海之決心，台灣天長地久的憧憬：「中共若動武，美國必出兵。」好像得到立即而有力的證明，可是莽夫之勇禁不起考驗，當危機進入高潮，監視中共的衛星發現中共在沿海的核子潛艇全部芳蹤杳杳，美國此時才意識到中共在維護主權上，會絲毫不苟地不惜一戰。在倒抽了一口冷氣之後，航艦立即繞出台灣海峽。冷靜而現實的分析，美國怎樣能如此愚蠢地「給台北一張空頭支票，用美國人的鮮血去兌現。」（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傅立民之語），即連新聞界反中共的龍頭《紐約時報》，也曾為文警告「不要讓台灣拖下水」（1995年5月21日社論）。

華府要主宰兩岸關係的發展

因此，美國在一個中國上，運作之軌跡十分明顯，亦即「戰略清晰，戰術模糊」。其最終目標則為「促談而不促統」以維持現狀。「談判」原是減低衝突，產生良性互動，預防危機之良方。但為達到「以華制華」之目標，美國並不期望和平統一有何突破，否則怎會公然違背《八一七公報》，把大量先進武器賣給台灣，而兩岸關係一旦有重大進展（如1995年春「江八點」發佈之後，兩岸互動急遽上升），美國毫不遲疑地使用握有的超級煞車系統（如讓李登輝訪美之類的手段以刺激中共），以阻止兩岸關係持續發展之失控。

因此主導中美關係正常化之癥結是美國在兩岸關係中，她所願扮演的角色之定位的問題。雖然雷根總統在1982年《八一七公報》宣示之前已作出「美國不作調停者」的聲明。但柯林頓第二任開始後此一立場便已束之高閣，所謂「第二管道」大有凌駕「正常管道」之勢，不但奈伊（Joseph Nye）、培裡（William Perry）等已卸下公職的官員，不辭僕僕風塵，絡繹於北京、台北道上，更一再由「官方聲明」呼籲兩岸必須自製、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尤其是李登輝頻頻在報章上表達獨立意願之後，更造成了美國「促談」的急迫感。因為惡化的僵局很容易重入1995年的困境。萬一再度面臨擦槍走火的危機，兩岸問題的始作俑者美國，又將如何以處？「知難退卻」還是「勇往直前」？使用「胡蘿蔔與巨棒」，軟硬兼施的兩面手法原是自老羅斯福總統時代起，對拉丁美洲鄰居，行之有年的政策，循此原則，於是來訪的客人（第七艦隊司令多蘭中將〔Admiral Tolen〕）在主人家中（香港）不假顏色霸氣凌人地警告：「如果台灣和中國爆發衝突，不要認為美國的行動能力會受到任何限制」（《聯合報》1999年12月8日第1版）。多蘭在他旗艦藍嶺（Blue Ridge）號上，同時嚴肅地宣佈：「美軍作為亞太地區一個穩定力量，不會減少兵力。」

美國大賣武器破壞和平

總之，21世紀中美關係之困難在於雙方在政治、經濟及安全上的利益及期望無法達成共識，在政治上立場之差異產生嚴重的歧見。美國對新秩序之建立，強調全球普遍一致的價值與原則；而中國則要求尊重不同的文化與國情，以異中求同，漸進的方式來配合彼此的期望。20年來中美關係正常化，無法建立互信的基礎因而無法開展實其來有自，國際上各國的本位主義原是一種現實，但十多年來美國主導的「中國威脅論」，實是促進中美兩國正面關係的障礙；相反的，中共最不希望的是在國際上被視為一個「威脅者」。但是要讓中國再面臨鴉片戰爭後一百年的那種厄運，也是任何過去、現在及將來領導人所不被允許發生的事。這也是中國今日緊抱「民族主義」的由來。也是50年前毛澤東在開國慶典中那句「中華民族終於站起來了」深植人心的原因。只惜他一旦進了中南海，便左斗右爭，忘掉了「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建國後25年一波波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今日的中國該是何等情景？從互賴的角度視之，中美兩個無論自經濟發展或區域安全等問題上都有合作的空間，美國決策者也一再強調其重要性，但一旦到了言論附諸實現的政策上，「中國的事務應由中國人自行解決」便忘之九霄雲外了。而愛好和平如美國者，一再堅持及關心國際爭端應用和平方式解決，卻一再介入爭端之一方，捨我其誰地大量輸出最新武器，在雙方握有大量武器的情況下，「和平，談判」豈非緣木求魚？「也許」他只不過想扮演19世紀「權力均衡」鼎盛時代，英國所扮演的「平衡均勢」的籌碼而已。「也許」扶持弱勢是真正美國「替天行道」的立國精神！

「非敵非友，亦敵亦友」

除此之外，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一再宣稱不作調人，但又不時提供建議（如中程協議）；儼然扮演了個調停者的角色，前述的一系列頻密的外交舉措，充分說明主宰中美關係看似穩定，實則暗潮洶湧。事實上，美國也瞭解緊繃的中美關係未必有全然的正面效應，相反地更會為美國全球戰略帶來阻力。柯林頓在吸取了第一任經驗之後，決定必須走出「全面交往」的消極政策，因此乃有1997年柯江會談後的「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兩國在政治及軍事上不再對抗，必須在國際事務上加強合作，不能徒然無功地試圖以武力來干預對方內政。這一轉折原是承認實力政治中，仍需兼顧現實之存在。其中心思想即認同及彼此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只惜美國對此口惠而實不至，協議的墨漬未乾，便採取了一連串措施，大量軍售台灣先進武器，信誓旦旦地揚言「台海若起衝突，美國可能要請他國一起行動」。

對美國這種前後矛盾的政策有深入瞭解的中國問題專家艾沙克（Harold Issac）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對中國有極其矛盾的態度，我們對中國的觀念，包括近乎永恆的穩定和永無止息的混亂；我們對中國特質的瞭解，包括聖人般的智慧及強烈迷信的總和。」中美關係或任何兩國的關係，原本就不可能停留在涇渭分明的「非敵即友」關係。建交後的幾年正好證明了兩國關係的本質是「非敵非友，亦敵亦友」，始終擺盪在有限的衝突和有限的合作之間。因此主導21世紀中美關係如宣示在《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上與柯林頓1998年在上海所口述的「三不政策」及奈伊所提的「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實無分軒輊。三不政策之宣示反而使揭諸於建交公報中所稱的「一個中國」政策焦點模糊。「三不政策」的「不承認及不鼓勵台灣宣佈獨立」，及柯林頓於1998年6月27日在北京大學演講時，答覆學生問題所稱：「如能得到台灣之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北京的要求），則『北京應給予台灣更多的國際生存空間』（台北之要求）的爭執便不存在了」；但如果堅持「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則一切的努力都只是文字遊戲，在此情況下，美國當然大可發揮其「戰略清晰、戰術模糊」的策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