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學術為政治服務的現象

已經忘記是什麼時候開始寫兩岸關係方面的文章了，總是在80年代之後的事。當時撰寫類似的文章在形式上是學術的，而內容都是為了政府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來辯護，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來吶喊，當時此時也利用一些自己學得不成熟的政治學理論，如「衝突與整合」理論討論兩岸關係的文章，當然最後結論仍然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不過80年代求學生涯中，有一個機會，一句話，一個論點，開始了自我的調整。

一個機會：是我在偶然的機會之下受聘到板橋仁愛教育所講授三民主義，那裡的學員都是所謂的「叛亂犯」，我的任務是去糾正他們的「錯誤」，「導正」他們的思想，懷著如此崇高的使命，自然要好好的武裝自己，因此努力精研三民主義，反而自己的信心開始動搖，這使我困惑，不知道何謂正確思想，又憑什麼去「導正」別人，不知道別人錯誤在哪裡，又如何去「糾正」別人，無論如何還是為五斗米的束脩去了，也努力地希望講講一些新看法、新思想，但是不論我做什麼努力，面對的都是冷漠、疏離和陌生的眼光，所以上了一個月之後，我就乾脆拋棄書本，開始談談他們較有興趣的牆外社會，也開始傾聽他們的故事。從那些帶有些許自我辯護的「叛亂故事」中，讓我開始對習慣的是非，熟悉的對錯有了反省的機會。這個機會使我從糾正別人到傾聽別人，再到糾正自己。

一句話：是在偶然的機會讀到李敖先生書上引歐儒伏爾泰的一句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話，但我以生命維護你講話的權利」。伏爾泰的雅言和胸襟震撼了我，假如別人都願意以生命來維護表達異己意見的權利，那麼自己怎麼可以不把盡自己的良知，講自己認為是對的話視為自己的義務呢？

一個論點：是英國的科學哲學家卡爾．巴伯（Karl Popper）提出的「否證論」（falsification），此一理論歸結為一種精神「任何理論的提出都不是為了讓人去崇拜和證明，而是等待別人去批判和推翻」。這是使我開始認真地面對我原來不懷疑的人、事、時、地、物；開始了從絕對的我向相對的我的過渡。

調整的過程是一種自我否定的過程，也是寂寞，也是風險，更是痛苦，充滿了猶豫和不安；同時在這一段時間，台灣政治也出現重大的變化。在政治的衝擊之下，兩岸關係的研究變成十分重要，而且迅速成為「顯學」，此時的我反而開始從多方的資料中去尋找雙方的政權是如何為自己的政策辯護，其邏輯性是否一致，正當性是否無疑，對那些邏輯上的矛盾，前後不一的辯護，只知自己為正確，別人為錯誤的政策辯護，特別有反感，也自然要起而攻擊。而我自己的立場定位也調整為兩岸的「和平」和「理解」而努力，凡是促進兩岸相互理解，有利兩岸和平的政策、談話或是文件，個人就比較從善意去理解，從善意去分析，反之就會持比較批評的態度。

然90年代台灣領導人在兩岸關係的態度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都顯露出以日本為立場的思考，這就使個人在對台灣政府的大陸政策持較多的批判態度和立場。「批判」一方面是提供決策另一種思考，善盡我自己做為學者的義務，另一方面更是我自己知識的來源之一。所幸在90年代的台灣，批評政府的大陸政策，「叛亂」罪的危險是已經不存在了（某種程度上），不過社會的壓力則時時可以感受，特別是戴帽子、貼標籤，這種民粹化的風氣，加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絕對化邏輯，使得台灣內部在兩岸議題的討論空間嚴重扭曲，因此近十年來，在台灣兩岸議題的討論就出現以下的誤差：

第一， 對中共的「正義」撻伐變成對中國的仇恨情結：在近10年整個台灣當局製造出一種氛圍，就是仇恨中國、敵視中國；任何非醜化中國的評價，任何與中國相關的合作方式，非敵對性的建議，不但是「不愛台灣」的表現，而且是「出賣台灣利益」的台奸行徑。90年代的台灣是繼承了80年以前情緒性的反共，轉而擴大成為情緒性的反華，以前蔣氏政權的「反共專利」，到了李登輝政權變成「愛台灣的專利」。

第二， 對抗的自主性取代和平的自主性：在近十年的兩岸關係中，台灣不斷以對抗的方式來彰顯其自主性，而且對抗中國變成台灣唯一能彰顯自主的方式，因為當政者感覺到在「中國」的名號下，台灣變成無法出聲的地方，因此任何「和平」的建議都是討好中共、懼怕中共，只有對抗才是自主，甚至不惜挑起戰爭也無所謂，事實上，這種自主性是以集體的尊嚴優先於個人的基礎，而此一基礎是與台灣追求的民主價值背道而馳的，然而在台灣並沒有類似的反省。

第三， 只看到中共的打壓，而故意忽視了國際的現實主義才是幫兇：在台灣最容易感覺中共的打壓，不論台灣在國際上有任何的不如意，其根源一定是中共打壓，此一說詞可以為我們全部對外關係的挫折尋求最方便的藉口，也可以成為中共敵意的明顯證據，但是我們故意忽視國際社會現象主義存在的事實，因此我們就陷入一方面把中共所有作為都視為打壓，一方面證明中共在國際社會是不受歡迎的政權，結果是前者成為我們挫敗的藉口，後者成為我們務實外交的依據。然而如果我們忘記國際主義現實主義的殘酷，我們便不斷出現以自己對後者所犯的錯誤面歸諸前者的敵意，而且更以前者來掩飾後者的愚蠢和盲目。

此一現象的出現使得在兩岸關係的研究中只問政治正確，不問學術正確，因此使得協助學術正常發展的批判系統也無法建立。十年以來，台灣的學者在兩岸關係的學識範疇真正為學識的建樹不多，而依賴政策作辯護、作批判的作品則太多，這種依附政策的現象必須有人反省，有人嘗試加以改變，才能逐步打破學術為政治服務的現象，真正將現況的研究服務於學術知識的建立，這是個人以為從事兩岸關係的學者很重要的職責，尤其面對不確定的跨世紀兩岸關係，學者更應該以反省、創意來思考兩岸關係，才能擺脫統獨、省籍、悲情的困擾，尋求新的未來。

台灣大學哲學系王教授曉波兄在年（1999）前好意向我提起，要我將最近一段時間有關兩岸的文章交給他所主持的「海峽學術出版社」整理出版，我拖了很久，倒不是因為「敝帚自珍」，而是在上述的反省之下，覺得沒有盡到一個學者的本分和功能，所以就不敢浪費曉波兄的美意，也不敢浪費金錢，加重台灣環保的負擔。然曉波兄鍥而不捨的精神令人感動，在他的殷殷催促之下，只得應允，不過我願以一篇序來自省和自責，以便在下一個十年的寫作前給自己一個定位，就像我的另一位好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兄的一本書名一樣，研究一下「創意的兩岸關係」，在那裡展現出：

科技概念下的兩岸關係

城市概念下的兩岸關係

人民概念下的兩岸關係

人本主義的兩岸關係

電腦虛擬的兩岸關係

後現代的兩岸關係

非國家思維的兩岸關係

等新的思考模式，使「兩岸關係」成為新思維的橋樑，成為新思維的基礎，成為新思維的源泉。果真如此，則兩岸學者應該十分慶幸中國的學者在此進入新世紀之際，有了既敵對又合作，既競爭又互補的兩岸關係，從而給我們不斷的刺激，不斷批判，不斷成長的機會。

果真如此，這一本書只是個人在兩岸關係研究一個不成功的紀錄，因為是不成功的，因而有可能期望下一個10年較為成功的研究，願以自勉。

最後個人必須利用本書的出版，感謝王曉波教授的鼓勵，石之瑜兄慨然允序，另外我的助理李園芬小姐（東吳政治系）在書上投入極大的心血，從排版到校稿都虧了她認真、努力和效率的工作，才使得本書順利出版，她的功勞是不可抹滅。在漫長的寫作歲月中，妻、子等家人各安其分的努力，在我的生命過程中很容易將之視為當然，而忘記這一種莫大的「福報」，然而面對當前紛亂的社會現象，對比下我真有一種平凡的滿足。藉此機會也要從心底感謝那位有點黏又不太黏的妻子和讀書全自動、生活半自動的兩個兒子，他們恰如其份的表現，使得我有了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自主性，這也是我敢於期望未來的10年的真正資產。

1999年12月28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