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民沒有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正當性嗎？

去年11月中旬，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訪問台灣，並與台北市長馬英九在晶華大飯店見面。

據瞭解，當時陪同馬市長會見石原的文化局長龍應台女士送了一本她的著作《百年思索》給首次見面的石原，還特別將對李登輝批判的部分勾出來，給石原參考。

事隔二個半月，石原在接受中天有線電視媒體專訪，竟然以嚴厲的口吻表示，龍應台向他發表的反日言論，讓他感到相當反感，並連說了兩次「我很討厭她」，並請媒體傳話給馬英九「要對下屬多加管教，以免將雙方的友情完全破壞掉」。

對於石原的言論，筆者感到十分憤怒與鄙夷，原因是這位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政客，毫無勇氣面對歷史的客觀事實，更談不上站在人道主義立場，深自反省，表示懺悔之意。這種自大頑固的心態，不正是當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復甦的共同寫照！

石原更惡劣的是，他對龍應台的反日言論很反感。事實上反日也好，反美反中也好，都不能一概而論，日本、美國、中國等都有值得欣賞的地方。一般人往往聽到某人就某事有所批判時，就會很簡單化的以偏概全，這在方法學上犯了分析單位的「個體上的謬誤」（Individualistic Fallacy），好比說，有人批評某一位上海人很滑頭，就以偏概全地認為他批評所有的上海人都很滑頭，這是思想上的錯亂。龍應台在這方面很清楚，他批評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錯誤，可並未否定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優點。從這點可見，石原的邏輯推理不及格，並帶有嚴重的偏見或成見，和不平衡的情緒。

其次，石原要馬市長多加管教龍局長，以免破壞雙方的友誼。這種高高在上的心態，彷彿是以日本軍國主義殖民政權的姿態，教訓被殖民地區的地方首長，不准批評日本軍國主義的錯誤，否則無法維持上下之間的主從關係，將會破壞雙方的友誼。換言之，如果台灣人默認日本軍國主義的立場，像李登輝那樣告訴日本人不必再向中國人道歉「南京大屠殺」事件；或像陳水扁那樣以「終戰」代替「台灣光復」的稱呼，那麼雙方的友誼就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由此可見，石原的殖民心態十分可惡，可憐的台灣政客，拋棄了台灣同胞愛國主義的傳統精神，竟然到今天，還自甘墮落，向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主子稱臣，其「沒出息」的媚態一至於斯，著實令人浩歎，證明了台灣當前的主流政治路線仍是一條投機搖擺的「三腳仔路線」，失去了台灣人所有的勇敢精神──「打斷手骨顛倒勇」。

石原狂妄地要馬市長管教下屬，更是昧於當代管理的理論。市長與文化局長之間的關係不是事務官上下之間的從屬關係，而是政務官彼此之間政策理念的結合，雙方權力的運用如果逾越了政策理念的一致性，只有辭職，沒有什麼管教的問題，那種語氣，已經不適合對事務官的態度，何況是文化局長的政務官。

無獨有偶者，2月3日《聯合報》民意論壇，有政大新聞系教授林芳玫的一篇評論性文章《歷史正義與發言位置的正當性》，不僅邏輯錯亂，而且是「台獨媚日思想的典型代表」。

林教授這篇文章的要點有兩點：（一）日軍暴行是世人理應同聲譴責的，唯獨中華民國總統不宜在其職位上對此發言，龍應台對李登輝的批評因而值得商榷。（二）如今中華民國，在主權範圍、政治制度，乃至於國際定位上，都不同於50年前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李登輝固然不適合對50年前大陸上的中日關係發言，接下來不管誰當總統，也同樣不具有發言位置的正當性。

林教授這兩點理由是有矛盾的。她的第一個理由，主要是說：「當年蔣中正領導中國對日抗戰而獲得勝利，但戰後他自己採取『以德報怨』的政策，也放棄對日本索取賠償，如果李登輝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譴責日本，是不是也得同時回過頭來重新檢視當年蔣總統的對日政策？」這一說法充份說明了，林教授把蔣總統的「以德報怨」政策當做「天經地義」不可動搖的政策，後人只有認份，不能重新檢討，這是一種錯誤的論述。

世界各國領袖往往有推翻前任領袖的政策，極權國家的前蘇聯赫魯曉夫推翻史達林固勿論矣，縱使民主國家如美國總統尼克森檢討前幾任總統的越戰政策和對華政策，彰彰明甚，有何不可？同理，如果李登輝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譴責日本當年的軍國主義思想的殘暴違反人道主義，並檢討「以德報怨」政策的錯誤，而代之以「以直報怨」的政策，有何不可？這與發言位置的正當性有何相干呢？

問題出在林教授的第二個理由，她認為目前的中華民國已經不同於以前的中華民國了，不能再拿50年前的標準來評論日本。這個說法恰恰與她第一個理由自相矛盾。因為，蔣總統的「以德報怨」政策就是50多年前（注意不是林芳玫所謂的50年前）的對日本關係的政策，既然林教授不同意，以50多年前的標準來評論日本，何以又要用50多年前的「以德報怨」政策，來限制今日中華民國總統與台北市文化局長的發言正當性呢？

其次，林教授認為中華民國已放棄對中國大陸的主權宣稱，在國際定位上也不同於50年前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所以，應該以今日所謂「獨台」的標準來看待對日關係。

林教授的錯誤是，把台灣政客一廂情願的宣示當作已實現的事實來看待。李登輝個人放棄了對中國大陸的主權宣稱，但是中華民國政府迄今為止尚未修改憲法第四條有關領土主權依其固有疆域的規定，何況對主權的宣稱，「非經國民大會的決議，不得變更之」，李登輝個人的宣稱是不合法的，也違背國民大會全體代表的意志。

至於國際定位問題，林教授似乎意指「特殊的兩國論」，同樣的這也是李登輝「個人的主張」而非「中華民國政府的主張」，何況兩國論，聯合國不承認，美、英、法、俄、中等世界一百六十三個國家都不承認，這種國際定位只是李登輝提出的個人意見，在國際法或國際政治都無效，這樣的新定位，簡直無法理基礎，談之何益？

事實上，中華民國當前的國際定位，不是不同於50年前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而是不同於1971年以前的國際定位。因為，1971年以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一個中國，而且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1971年以後，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代表一個中國的資格，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一個中國，其他不變，即一個中國的意義乃中國的主權涵蓋台灣與大陸也，至今仍為不變。

由此可見，林教授的論述，頗為符合台獨或獨台的主張，而這個主張，至少在目前來講是「一廂情願」的，尚未實現的，也未獲國際認可的主張，只是關起門來喊爽的主張而已，比起建國黨「台獨尚未成功」的論述，還要不務實，還要阿Ｑ。

既然中華民國仍是在「一個中國」的國際架構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而不並存」，那麼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迄今，自然有其歷史的延續性。同時，以今日情境重新檢討蔣總統的「以德報怨」政策，而主張修改其政策，並無不可，問題是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復活，中華民國總統（不管李登輝，還是新當選的總統）是默默地接受它，成為日本的附庸國，還是譴責它、批判它，進而超越它，走出有中國人民族精神的政治道路呢？

即使站在新台灣人的立場，也應回顧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屠殺台胞65萬人；回顧「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歸順式慘案」等台胞抗日事件。然後，從歷史教訓中，向日本軍國主義者討回公道，還是默默地接受他的狡賴，並否定自己的發言位置的正當性呢？

政府代表人民，並為人民主持正義，此不僅對內對外皆為應有之義，即使台灣獨立，代表台灣人民的政府，也應有正當的發言位置，像全世界正義人士譴責德國納粹一樣，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暴行，直到他們認錯、悔過、永遠不再發生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