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

整個亞洲之中，各民族各國有它們不同的歷史和文化。然而。今日亞洲各族人民所面對的各種嚴重的問題，確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國獨佔資本和與之相結合的國內支配階級的掠奪所產生的貧困和不發展（Underdevelopment）。從19世紀的舊殖民地時代以降，貧困在古老的亞洲大地上一貫地再生產著。幾百年來，貧富的差距、窮人的數量，在廣闊而古老的亞洲只有愈加惡化的傾向。

新殖民主義荼毒下的亞洲

二次大戰後亞洲前殖民地的「獨立」，其中絕大部分並不真實。因為今日的亞洲「國家」，許許多多都是過去西方殖民地主義直接的產物。如果亞洲不曾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入過，亞洲人民所建造的國家，肯定和今天的國家在性質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亞洲的貧困之再生產，基本上是這歷史上新舊殖民主義本身所再生產的。新舊殖民主義，對於亞洲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構造往往不是加以現代資本主義的改造，而是依據殖民主義的立意，時而和傳統的社會構造體相溫存，巧加利用；或時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廣泛在於亞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時代大莊園制度和其他的落後而殘酷的生產關係，便是顯著的例子。契約栽培、保稅加工特區和企業農莊等巧妙的手段，是今日外國和本地殖民地統治階級，超越了國境的限制，經由其「國際的結合」而完成的。

透過國際借款、援助計畫，合作計畫，引進外資以求「發展」的過程，在亞洲地區幾乎毫無例外地是以壓制人民自覺選擇和參與；以強權的暴力抑壓人民在這被迫的「發展」計畫中遭受損害所引起的反抗的過程。「綠色革命」的技術改革過程，由於沒有和農民充分溝通和討論而強加於人，從而產生巨大的損害。在生產性比較落後，無法吸收「綠色革命」技術改革的偏遠山區的稻作農民，因無法生產廉價的稻米，而被迫從市場原理中剝離，陷入更嚴重的飢餓與貧困。馬來西亞的稻作農民和橡膠農民的遭遇就是例子。

急於透過資本主義改造而追求發展的亞洲，由於殖民主義掠奪機制殘存，不但沒有創造出均質的、主動積極的工人和農民，反而從工人和農民的分離解體中產生更多的貧民。統治者利用亞洲複雜的文化、人種、宗教和語言的矛盾，使這些窮困的人民互相對立，互相敵視。窮人歧視窮人。窮人敵視窮人。亞洲新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累積過程所大量產生的貧困，因貧困人民間的矛盾而掩蔽了貧困本身的劇烈痛苦。

許多亞洲自覺的政治經濟學家認識到：這亞洲貧困的再生產進程，同時也是富有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繁榮富裕的再生產進程。北方的先進國家固然也有貧富階級的分化，但透過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從廣泛第三世界吸收財富，使先進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鎮靜化和緩和化，是不爭的事實。對大多數的亞洲社會，由於殖民體制的殘留，使得工業部門的現代工人階級、自營農民階層、城市白領階層的產生受到曲扭，而使貧困更為尖銳和嚴重，從而在亞洲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強化了由西方支持的、「政府」的權威主義的個人，使亞洲各地人民的民主、人權和自由，遭到嚴重損害。在過去40年冷戰的時代亞洲法西斯軍事政權，以反共國家安全之名，以經濟快速成長為餌，進行對於亞洲人民長期獨裁、腐敗的支配。在另一方面卻透過軍援、貸款、合作開發……向亞洲大地滲透的新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使亞洲國家在輸出市場、資本、技術、半成品……方面，無可自拔地依賴外國資本。先進國繁榮富裕過程，成了亞洲第三世界貧困停滯的過程；先進國「民主」、「自由」的過程，也和貧困國家專制、戒嚴反共法、國安法結成密切的關連。

大陸知識份子的變貌

亞洲的故事，其實就是廣泛第三世界的故事。

以這樣的故事為背景重新認識、評價和批判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觀點，不但是40年極端反共、極端受到冷戰學術和價值所支配的台灣所沒有的觀點，在「改革開放」之後，似乎越來越多的大陸知識份子也不可思議地失去了這樣的視角。80年以後，大陸上越來越多的人到美國、歐洲和日本留學；越來越多的大陸知識份子組織到各種國際性「基金會」和「人員交流計畫」，以高額之匯率差距，西方正以低廉的費用，吸引大量的大陸知識份子，進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腦。和60年代、70年代以來的台灣一樣，大陸知識份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買辦菁英資產階級智識份子（Comprador elit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卻滿心嚮往和推崇；對資本主義發展從前的和新的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識型態的支配的事實，斥為共產主義政治宣傳；對1949年中國革命以來的一切全盤否定；甚至對自己民族四千年來的文化一概給予負面的評價。在他們的思維中，完全缺乏在「發展─落後」問題上的全球的觀點。對於他們而言，中國大陸的「落後」，源於民族的素質；源於中國文化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當然尤其源於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鎖國政策」。一樣是中國人，台灣、香港和新加波能取得令人艷羨的高度成長，而中國大陸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這種邏輯的證明。「開放改革」以後，即使從海外看來，卻能生動地感覺到中國大陸因市場、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摸索，相應於社會生產關係上的巨大改變，而產生了思想上的「兩條路線」的分化。《河殤》系列以國家體制派意識型態宣傳的方式推出，在大陸全國範圍內引起激烈的震動和爭論，更是形象地表現了這個思潮上的分化。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何新以《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在《人民日報》巨大篇幅刊出，就尤其值得注目。

地球規模的觀點

何新的文章，據說是一次他和日本經濟學家、中國事物評論家矢吹晉對談紀錄發展出來的。因此，它當然和一般結構、邏輯嚴密的學術論文，有本質和形式上的不同。儘管何新在關於世界和中國經濟形勢與問題上所做廣泛的談論中，有不少地方還可以更周密、更深入，更構造性地展開，然而，由於這是一次廣泛對談的紀錄，因而讀者所廣泛注意的，是何新所提出來的論述的總的觀點和角度。和大陸及海外一般比較西化的「不同政見」知識份子相比較，何新，做為第三世界中充滿機會與問題的苦惱的大國──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世界和中國的大勢，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突出的觀點：

一、全球性的、結構性的觀點。

許多深受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論所影響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深信世界的發展有無限的前途。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繼續開發與發展，即新技術、商品，物質和市場持續的開發和擴大，抱持著樂觀主意的態度。但何新看到在地球資源有先天極限的視界，看到以對於人和自然的剝削以滿足對利潤的無窮嗜欲的資本主義的最終極限性。何新看到在霸權主義、超國界的獨佔資本主義和新舊殖民主義支配下在世界經濟秩序和體制中長期、不斷增大的不公平；看到世界範圍內貧困在不斷地擴大再生產；看到在資本主義的高度國際化條件下，貧困向古老的第三世界廣泛的人民生活中「移轉」。

何新也把一個社會的發展與不發展，突破了在一國之內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資本主義機制的框架上，找到參照思考的角度。何新指出了16、17世紀以來以殘酷的殖民主義掠奪與當前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重大關聯性，指出在目前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機制中，富國以資本的剩餘和鉅額貸款的累計利息，維持和擴大富裕國家與貧困國家的差距。何新指出貧國之貧，重了發展政策的錯誤，還緣於當前已發展國家阻止貧困國家的發展。關於後者，何新僅僅以富國的保護主義限制窮國舉國債搞資本主義工業化所生產的輕工業產品，造成加工出口以匯還債和累積的計畫破滅……但何新沒有指出，富裕國家和貧困國家的「菁英資產階級」互相聯手，為了他們的私利，阻礙貧困國社會的構造性改革，繼續維持貧困、落後的現狀，以貧困、依賴、壓迫的擴大化和長期化，維持國內外支配階級的最大限度利益。

二、第三世界的觀點。

霸權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無疑地有它的世界規模的，全球結構性的觀點。何新的全球性觀點，當然與之有別。何新採取了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中邊陲國家──「依賴的、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觀點。所以他看到國際貸款、跨國企業對落後國家造成制度性的貧困所起的影響；他也看到貧困的世界政治經濟學（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意義；看到先進國家對貧困國家力爭發展過程中致命的掣肘。

第三世界的角度

這些觀點，歷史地看來，早在50年代末就在吃盡苦頭的第三世界中，以依賴理論、世界體系論和世界政治經濟學的論述展開，且有相當豐富的累積。事實上，中國大陸也早已有同樣的思想，並在自己艱苦和充滿波折的發展道路上付諸實踐。1949年的革命，使中國克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外部和內部的枷鎖，斷裂了第三世界至今引以為苦的外來殖民主義與內部買辦主義．封建主義勾結所造成的鎖鍊，從而堅定地在帝國主義長期、緊密的封鎖下探索促進生產、改善生活和經濟獨立的發展道路，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顛躓、錯誤和失敗，也取得了極為難能的成就。自居於第三世界，堅稱反霸而不稱霸，對更貧困的國家給予最無私的援助，這猶是中國昨日的生活和信念。遠的不說，我手頭上就有1982年第14號《紅旗》雜誌上當時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所長李琮山文章：《關於未開發社會的經濟發展戰略》，就很有這樣的視角。然而，尤其在「開放改革」之後，更尤其在蝟居在西方社會的中國「民主知識份子」之間，早已失去了這樣的視野。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只看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文明和開化；對於世界的政治經濟，只有橫向的視野，去看表面的高低，卻沒有縱向的觀點看到富裕─貧困、發展─不發展過程之歷史性展開。在錄像影集《河殤》中，甚至嗟怨中國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國沒有在鄭和的航海事業上發展成從貿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奪南洋民族走向帝國主義！而這樣的視界觀，竟然曾經一時成為中共官方的世界觀，令人震驚。因此，這一次《人民日報》不惜以顯著而巨大的版面，全文刊登何新的這篇文章，是否意味著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後權力體制方面的思想有一個轉折，就無法判定了。然而，從《河殤》到何新的《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的轉折，難道不也在說明中國大陸自70年末以來的經濟改革理論的不足嗎？

總地說來，何新關於世界經濟形勢的看法，基本上沒有超出戰後以第三世界為中心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派的世界政治經濟理論的範圍。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西化派、買辦化「智囊」統治了十年後的中國，以官方立場和地位出現何新的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

何新也以相當大的篇幅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蘇東坡」風潮之後；當全世界資產階級媒體齊聲謳歌「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勝利」的時候，何新的發言是引人興味的。

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成績

何新當然談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優點。但具體而言，何新在這方面恰恰不是說過了、說大了，而是說少了，頗為自制。1987年，世界銀行對1965年1985年的中國大陸和印度經濟，做了比較。在這一段時間，大陸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率比印度者多40%，從80到85年，大陸國內生產毛額每年8.9%，印度則為5.2%。80年代初，中國大陸每單位糧食收成高印度者一倍；1979年，大陸每公頃米、麥、玉米的產量是印度者的一倍或一倍多。1985年，中國大陸的平均年齡，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人均熱量攝取率，僅次於日本、台灣和韓國。十億人口的中國，這樣的成績，相形於廣大第三世界長期、慢性、嚴重的貧困和發展不足，即使是對中共最苛評的經濟學家，都不能不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發揮了無法否認的成績。比起其他採取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忽視農村福祉、追求以城市為中心的工業化，對外國資本與技術高度從屬化，堅持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而完全犧牲獨立自主的發展和人民的利益的其他落後國家，中國大陸圍繞著她的廣大農村，最大程度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堅持自立更生、平均分配的發展，顯出獨特的風格與成效，而廣受讚揚。而即使有過58年「三面紅旗」、「大躍進」；66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樣重大的起落和轉折，到1970年代末，中共還是取得了這些不凡的成績（M. Selden.1990）：消滅了以財產為基礎的不平等，在城鄉內部縮小了不平等，；快速而鉅額地增加累積和投資，使工業顯著發展，打下重工業發展的技術和總體經濟的基礎；消滅了外國資本對中國現代貿易、工業、金融和財政的支配；農業生產率初步超過了人口增長率；工人階級獲至實質和精神上的解放，收入、社會地位及福利有巨大增長。

集中與放權的循環與矛盾

這些快速累積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國主義重兵包圍，與市場隔絕中，在獨立自主條件下取得的成長，毫無疑問，是在一個對廣泛翻身貧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1976年以前）的黨、魅力領袖、和社會主義理想（visions）的條件下以「動員性的集體主義」（mobilizational collectivism）；以赤裸裸的人海勞動所完成，在廣泛第三世界發展道路的絕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壯、宏偉的評價，是不容抹殺的。然而，正如何新指出，優點的延長部分往往成為缺點。何新指出了社會主義體制的高度集中性，產生了「國家權力的盲目擴張」，把一切管得太緊、統得太死，也從而產生了官僚主義和腐敗；而一旦最高層決策錯誤，容易造成大患。

事實上，從1949年以來的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史看來，「高度集中」並不是常態。具體說，一部大陸經濟計畫和政策發展史，是不斷地重複「集中─放權」的循環。而在管理、計畫、分配權的下放時期，有時同樣也產生和集中主義時期一樣的經濟結構重大失調的問題。「一五計畫」（1953-57）受到無法避免的蘇聯模式的影響，搞高度集中計畫，甚至，放棄了中共在49年之前長期、豐富的農村經驗，急切地搞強迫性合作化。結果工業積累固然徒增，農村貧困情況沒有太顯著改善。「大躍進」（1958-60）搞放權、鼓動群眾參與、大辦公社和煉鋼，結果因分權過濫，基建膨脹，本位主義和過度平均主義的發展，使生產積極性最終下降，甚至在部分地區產生饑饉，但為日後農村工業化打下可貴基礎。1961到65年的「調整時期」很像1988年以後的「治理整頓」和78年、84年的農村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於「大躍進」時期的放權，這時又搞集中、上收和調整（不當的下放企業之裁、停、併、轉），發展小規模私有和「一自一包」。1966年文革爆發，又恢復「大躍進」時期的「鼓動人民參與，大幅放權」，並且在準備世界性戰爭，發展內陸的、大地區獨力作戰、自主的工業和經濟體系遂又產生地方發展和權力的過份膨脹。76年到78年的「洋躍進」，基本上沿文革的躁進發展，卻同時大量引進外資。「開放改革」時期（1978）前半，基本上是經營和權力的下放（所謂「放權改革」），至1987年，空前的本位主義，「過熱」發展，基建膨脹，超發工資，獎金和集體消費膨脹，形成嚴重的經濟危機。8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又搞收縮、調整、上收。但旋即受到趙紫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衝擊，在中國沿海地區刮起大規模「建設」，調整的計畫停頓，經濟進一步失調，基建過度膨脹、資金相對短缺，需求卻因市場和產品經濟的發展而進一步膨脹，物價陡升，而官僚體制則進一步肥大化和腐敗化。至北戴河會議，又搞集中、調整、裁併。

用最概括的話說，大陸經濟政策一旦往上收，往上集中，企業就受到層層緊嚴的制約，地方的、個別特性的企業管理和計畫就無法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性下降，官僚主義膨脹，「統的過死」，造成生產力和產量下滑，經濟失調。但是工業高度累積的造成也往往在這個時期。而經濟政策在往下放權的時候，由於放的末端不是個別企業負責人而是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法解決經營下放、放權的原始目標：增加自主性、增加效率，結果還是發生另一種（地方）官僚主義和本位主義、地方主義、急功近利主義，失去宏觀視野而流於短視。但這個時候，往往是生產積極性比較提高。生產力和生產量比較上升的時候。然而基建膨脹，發展「過熱」，經濟失調也是這個時候幾乎共同的問題。因此，把社會主義的弊病片面歸於過份「集中」，並不準確。而決策「上層」發生錯誤的時候，也未必全是高度集中所造成的。例如毛澤東威信如日中天時的「大躍進」，其實是中央「高層」相當一致同意的政策，在「大躍進」初期，甚至也取得人民廣泛、熱情的支持與參與的。過去40年中國社會主義的難題，在於經濟顯然有它的客觀規律。而中共革命的傳統中；反對帝國主義、力爭獨立自主；力爭迅速發展工業，振興中華，是一股十分強烈的主觀上的悲願和動力。這主觀上的宏大悲願（其實也是全世界被壓迫、被掠奪的民族各自的悲願）如何與經濟的客觀規律比較好、比較科學地結合起來，就需要大量、長期的研究、調查和實踐和知識支配著向來的經濟學的世界上，社會主義必須在一個充滿強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物質與精神世界中，獨自艱苦地探索──並付出昂貴的代價。

人謀不臧和「社會主義經濟週期」

因此，當何新把1987年以後的停滯膨脹（stagnation）看成「社會主義經濟的週期」，恐怕只對了一半。這一半，就是1978年以後的經濟改革，是大陸一次有意、有計畫地把市場和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的改革。這與毛澤東在大躍進以後基本上要消滅市場、消滅商品的時代，相去不啻千萬里。中國社會主義頭一次有這麼高比率的商品性質和市場機制，自然就會產生它的「週期」。然而，不能否認，1984年以降，中共當局的「智囊」們在體制改革過程中大搞「放權改革」的結果，工資、獎金、管理費用和集團消費瘋狂超發，地方爭奪基建資金，鄉鎮企業爭奪原材料和資金，地方主義和本位主義氾濫....恐怕是計畫、戰略、知識不足、體制不良這些主觀上人謀之不臧的因素，也不亞於客觀的「週期」之出現吧。

其次，開放改革固然帶來了進一步累積，商品比往時任何時候都要豐富，基建有長足的發展，生產力有所提高。但同時中國大陸社會的生產關係卻已經和正在進行著49年以來頭一次重大的逆轉。家庭承包、市場和私人創業範圍不斷在擴大，對僱傭外村勞力的限制鬆弛和減少，極大地恢復了私人、家庭對土地、勞力和資源分配的控制。私人經濟機會驚人地擴大。

新的階級分化

這些巨大變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和農村範圍中階級分化的開始。越來越龐大的人口在私人部門中謀生，獨立商號、僱用勞工的企業家、承包和承租土地的農場經營者輩出。從50年代集體化以來，中國大陸社會階級從同一化的趨勢到此而逆行轉變為階級的殊分化。以財產為基礎的差別──甚至不平等，在革命40年後重新出現。如果前40年的中國是國家集體的擴大；市場和私人經濟的縮小，到80年代，這一切都起了根本的變化。僱傭勞動者重新出現。僱傭十幾個、幾百個勞動者的僱主階級重新出現。M. Selden引用的一份資料揭露了在一個迅速工業化的浙江鄉鎮，童工制度重新出現。多達七百名農村兒童和10至15歲的青少年，每天在鋁場、印刷場、塑料工廠工作10至12小時（最壞的有長達16小時）。這些童工工資每日一元人民幣。成人為三元。「改革」促成了兒童、青少年輟學率的提高。經濟上的渴求，使家長鼓勵兒童和青少年輟學投入私人部門成為童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卻同時為社會擴大了半文盲的人口。

Selden也指出家庭為了增加勞動力增加收入，促使人們極力多生孩子，對中國的人口問題投下了重大威脅。國家因擴大對工業的投資而大幅減少農業投資，影響農業的持續發展。農家經濟的發達，相對危害了農村的公共設施。過去累積下來的土地平整，灌溉系統、通訊網和村路系統已經無人維修或新建。

去年9月，我因文學上的交流訪問了廣東、東莞、深圳。即使是一次簡短匆促的旅程，東莞、深圳的巨大社會變化，已十分令人驚異。據說有60萬到80萬「外省人」流入廣東、東莞、深圳地區，為人代耕土地、從事社會較低層勞動。農村中兼營私人工業（例如磚場）的農民僱主，和企業家、華僑、黨幹部（書記）興建新樓，聚居一處，儼然形成一個高收入階層的特別社區。「外省人」勞工在私人企業工廠中勞動，完全沒有任何社會主義福利，工傷（例如手指軋斷）沒有任何醫療救助。當地農民將土地交給「外省」農民耕作，自己從事非農工戶（例如土木、裝潢、商貿、磚窯）而又收取一定比率的地租。新的、擬似地主─佃農的關係出現。

階級分析論的消失

當然，我無意忽視國家和集體仍然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構造中佔有不僅僅是舉足輕重的比重。國家和集體仍然擁有土地終極的所有權；國家和集體是承包內容的最後決定者，並且掌握農村工業、副業生產的大部分資產。國家決定家庭對於所屬村莊以及國家的財政上的負擔。尤有甚者，國家和集體控制著中國大陸經濟最為重要的部門──現代化巨型工業、銀行以及國際貨易，等等。然而，80年代開放改革制度所造成的新的階級分化、新的剝削制度、新的社會生產關係，往往因政策的高度權威，而無法使大陸社會科學界對當前政策所產生的暗部，加以科學的調查、研究，並上報於中央決策部門，據以改善、補救。一個饒有興趣的事實是：中共自取得政權以後，從未對革命以後不同階級的中國大陸社會，做過社會性質和階級構成方面的分析，科學地分析社會矛盾的本質。說目前的中國大陸社會已經有新生資產階級；有資本主義的剝削和被剝削關係；說中共黨內已形成資產階級官僚階層；說在意識型態領域上儼然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比起文革時代，已經更有客觀的、明顯的事實支持類如這樣的提法。我們當然無意建議人們應該以文革時代高亢的「階級鬥爭」去面對這些新生問題，但人民和中國社會主義，應該如何認識改革歷程中產生的階級分化、剝削、城鄉差距的矛盾、體力和精神勞動的矛盾。如何與這些問題相處；怎樣看待這些矛盾的發展前途──如何最終解決之……這些，中共黨的理論家都應該明白、仔細、正確地告訴全人民。何新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沒有觸及，不僅僅是這篇「談話」的缺點，是否也反映了當前政策在大陸還缺少民主、科學的批評與討論的條件，則無從知道了。

失去的第三世界視野

1949年中國的革命，對於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不發展國家，是一個仍然必須付出艱難而巨大的努力猶難於取得的成績。帝國主義的支配被徹底驅逐。和帝國主義內外勾結荼毒民族發展的國內反動勢力被摧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過了根本性的構造變革。中國成了她自己的主人。民族和國家的完全獨立自主，即使是一些先進資本主義化國，在戰後也一段長時期中不曾獲得。日本在政治上的獨立性，是在美國開始衰落的最近幾年。戰後不久，法國、（西）德……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美國在歐洲的冷戰戰略的從屬國家。

然而，似乎不論朝野，在中國大陸，已經不知不覺地失去了第三世界的視野──雖然中國在第三世界擁有許多最真誠的朋友。這些朋友，還在廣泛的、殘破的第三世界叢林、貧民窟和城市中，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以及新殖民主義與它們在國內的代理人做極其艱苦的鬥爭。他們熱愛著中國，因為在民族解放的事業上，中國是它們的標竿，從而也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一些缺點懷抱著嚴重的關切與嚴厲的批評。但今天大陸上許多知識份子卻只知道看西方國家的「文明開化」，不屑於一顧那些為民族的驕傲，民族的認同、解放和獨力發展而奮戰的世界的窮人。中國大陸請了若弗利曼之類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到中國，奉若特別會唸經的遠去和尚，卻從來不注意拉美、印度、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傑出的政治經濟學家或世界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Paul Baran, A.G. Frank, E. Feder 和P. Rey等。為了革命以後的經濟建設，中國埋頭於越來越複雜而困難的發展計畫，而逐漸失去了與世界窮人同舟一命的認識。這是十分令人扼腕的。而這也是何新的這篇長文值得我們關注和期許的理由。

尋找失去的視野

清末以來各種救亡運動以來，革新救亡的知識份子，從思想、文化、歷史的角度發言的人；多於從中國社會史和經濟構造的角度發言的人。《河殤》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從經濟學的觀點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追求「發展」的兩條路線，也就是追求工業化累積的兩條路線。然而，對於「發展」的飢渴，對積累的飢渴，兩者幾乎不分軒輊。社會主義的發展，千條萬條，是以人為中心的，以人的真實的解放為中心的發展。因此，對發展的定義，內容和品質，應該有通盤的、異於資本主義發展論的新內容。這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的挑戰──為誰、為什麼、什麼內容的發展，決定著發展的方針。何新要中國面向世界市場尋求中國的社會主義累積，呼籲和國際獨佔資本主義化的日本的合作時，如果沒有在發展的根本哲學上與具體知識有清晰的認識，在「國際貨幣基金會」、「布列頓伍茲協定」、「關稅及貿易協定」，這些世界獨佔資本主義體系嚴格周密的支配的體系下，何新重回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一片善良的願望，不免要遭到嚴苛的考驗。

1972年12月4日，智利工人和農民最優秀、勇敢和正直的領袖薩瓦多‧阿顏德（S. Allende）在聯合國大會上做了一次令人難忘的演說，對於國際帝國主義、跨國企業對智利人民追求獨立解放和發展的艱難而充滿決心的事業，橫加卑劣的干涉、顛覆和威脅，提出痛烈的批判。阿顏德和他的革命，不旋踵仆倒在國際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屠刀下。今日讀之，猶不免心悸。無論如何，今日的中國，終竟已經有力量免於這種來自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不可置信的壓迫、掠奪和凌辱。當阿顏德說：「有這樣一個極為清楚的辯證的關係：帝國主義存在，因為不發展（underdevelopment）存在；而不發展存在，因為有帝國主義」時，他並沒有忘記對北自斯干狄那維亞各國以迄南至西班牙的歐洲對於智利革命、改革的理解與同情，表示最真誠的感謝。今日的中國，固然不應該、也不能重又回到冷戰歷史中充滿極端焦慮和憤怒的反帝、反霸的過小的戰壕，卻也絕不能失去從世界數十億窮人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反對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立場，但同時又有更多的自知和自信，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容、放膽地出入，卻永遠不失去自己。而這就需要中國的經濟學家自覺地以大量的勞動，依據自己寶貴的經驗，發展和累積極欲改變和創造自己命運的、世界被壓迫人民自己的政治經濟學。閱讀何新的文章不免為之動心，其理由也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