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記者筆下的何新

12月1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用兩個整版和一部份頭版刊出大陸社科院研究員何新與日本一經濟學者的對談記錄，在英國大陸留學生間引起廣大反響。有的人說他在為今天中共當權派找理論依據，有的人說他把大陸的經濟看得太簡單了，把社會主義的問題淡化了，有的看到今天西方經濟問題重重，對他談世界經濟部分表示一定的認同，但對他談中國經濟部分則不敢苟同。雖也有人承認何新是一位認真在思考問題的新一代學者（今年41歲），並非共產黨員，且一向受到排擠，而籍籍無名。但總的意見是它的思想內容，基本上是中共當權派在六四事件後所急需尋找的理論基礎。

何新持的是什麼樣的一種論調，在《人民日報》訪談紀錄之外，我想根據1990年12月底倫敦《獨立報》駐北京特派員希金斯（Andrew Higgins）對他的採訪報導做一簡介。希金斯是英國人，他受教的背景和成長環境與何新完全不同，不管他是否真像《獨立報》所標榜的那麼獨立，至少可提供一個不同的角度：

近幾個月來，何新經常在大陸電視上亮相，他的文章常刊載《人民日報》上，六四事件後還可享有這樣待遇的知識份子，在大陸知識界是相當惹人反感的。希金斯詢及他對去年中共流血鎮壓民運的看法時，他說：「我相信現在的政府是完全正確的。」有人威脅要殺他，同事們對他敬鬼神而遠之。他說「即使我遭到中傷和攻擊，我也要說出我心中的想法。」在社科院同事的眼裡，何新是「智識界的渣滓」，厚道一點的說他是瘋子。

說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也不盡然，在趙紫陽時代他是備受壓抑的。希金斯說：「憶及解放軍衝進天安門廣場前那段不見天日的時光，他指出：『我是備受壓抑和排擠的。』」

何新對希金斯說：「去年動亂的時候，許多知識份子不敢站出來支持政府，我敢。沒有共產黨，沒有現在的政府，中國會陷入混亂，會跌入黑暗的深淵，我不願看到這種局面，……我站出來明白的說出我的立場。」

他稱與他同一代的異議份子為「迷失的一代」，經過去年的經驗，他們許多人堅信只有加速西化才能開發中國，何新則回過頭從傳統中國文化中找出路。許多青年知識份子認為中國經濟落後是僵化的傳統造成，他不以為然的說：「這些人完全脫離中國的現實。」

照研究過他著作的澳洲中國問題學者巴梅（Geremie Barme）的說法，何新為中國歷來任命而願為國效力的知識份子傳統所束縛，這一傳統可溯自戰國時代受人主賞識而為其效命的「策士」。中共也保持了這項傳統。何新否認他有政治野心，但他堅決主張知識份子要為國效力。

去年4月28日，北京十萬學生和工人不顧當局要加以鎮壓的警告到市中心遊行時，何新仿古代儒者作風，上書向領導人諫言。在那份備忘錄中他警告當局：「50，60與70年代的政治掛帥和動員群眾已起不了作用」，他建議當局放逐幾名活躍份子，平息群眾怒氣，同時嚴肅處理腐敗與其他把一般老百姓推向學生一邊的弊端。如果這類問題不予處理，他指出：「中國就會陷入一段混亂的時期，不時會出現程度不一的動亂……今後幾十年中，大陸出現的內戰，軍人政變和群眾造反局面，是今天所無法想像的。」後來他的諫言顯然並未受到重視。

雖然如此，不過他還是用局面惡化的太快為當局以武力鎮壓辯護。他說東歐的情勢剛好證明動武鎮壓的決議是正確的。他說：「東歐放棄社會主義後，政治、經濟和社會情勢並未好轉，反而更糟，有的西方人說這只是暫時現象，我說，那是他們的幻覺，是欺騙。今天中國的目標不是自由，不是民主，是發展經濟，……如毛澤東所說，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

何新指出，快速轉向自由市場和民主會引發大饑荒和城市動亂，農民一定會以新獲得的自由湧向城市，或放棄穀物，種植賺錢的經濟作物。他對希金斯說：「我們的制度或許不適合你的國家，但它卻有利於大多數中國人。農民做了點犧牲，但協助穩定了整個社會。」

在他看來，決定中共存亡的不在社會主義而在民族主義：「它是一個叛國者的政府，對外國人卑言屈膝的政府，還是一個讓中國，讓中國人民有自尊的政府？這才是中國人民是否支持它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