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台獨」問題（二）

三、日本軍人和漢奸共謀的「台灣獨立」事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25日陳儀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正式接受日本的投降。從此，台灣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就在這個期間，台灣曾經發生過由日本軍人和台灣漢奸共謀的「台灣獨立」事件。

據我瞭解，日本投降時，在台灣的日軍分為兩派，一派叫做「主戰派」（又叫「少壯派」），一派叫做「主和派」。「主戰派」認為，在台灣的日軍包括陸海空軍有40萬，全沒有消耗，並且保存大量優良裝備和大量軍糧，足夠和中國軍隊在台灣打幾仗，因此，必須抗拒中國接收台灣，同時幫助台灣人「獨立」。

「主戰派」在「台灣人有力者」，如林獻堂、林熊祥、許丙、辜振甫等人之間遊說，煽動他們在中國政府未接收台灣之前，宣佈「台灣獨立」，與保證在台灣的40萬軍將做為他們的後盾。

這些漢奸「利令智昏」，蠢蠢欲動，終於在草山開了一個沒有名稱的緊急會議。〔註6〕林獻堂事後曾經透露過：他們對「台灣獨立」的方針，什麼也提不出來。因為他們不知道聯合國對台灣的政策是什麼、國民黨對台灣的方針、美國對台灣的態度，都不清楚。

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林獻堂有「先見之明」，說他要去見安藤總督，瞭解這件事是總督授意的，還是一部份軍人的陰謀。林獻堂拜訪了安藤，會見時間很短，會談內容也很簡單，但他們兩人的會見，對於當時的台灣來說，是一件重大事件。

林問：外面廣傳有「台灣獨立」的計畫，有無這件事？

安藤答：有這件事，但這是少數軍人一時的衝動，我已經制止他們了。

安藤說的很乾脆：「我們日本軍人只聽天皇的命令」。安藤拜託林獻堂轉告其他人「希望各位先生也不要作違背天皇命令的事。」

根據後來發現的文件，安藤確實曾經向日本在台灣的陸海空軍下令，制止了主戰派的蠢動，並且也向台灣各地警察機關發出指示，禁止台灣人的「獨立運動」。

這樣，這個「台灣獨立」的陰謀失敗了，但這個陰謀傳出後，立即激起「打擊日本人的破壞，保持台灣的安定，迎接祖國親人」的浪潮。

台灣各地的青年學生為了抗擊日本軍人和漢奸的陰謀破壞，主動組織「青年服務隊」、「青年團」等各種組織，甚至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擔負起維持治安和交通的職責，因為當時日本警察已經癱瘓。

8月15日到10月25日，日本投降到中國接管台灣，足足50天是沒有政府的期間。但根據吳濁流的小說《黎明前的台灣》，說這50天是「台灣歷史上治安最好的時期」。吳濁流說：「處在政治的真空時期，能夠如此民心一致，實行自治，在這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罕見的。台灣的青年井然不紊地確保了全省的治安，順利地度過了這個難關，這是台灣人民的驕傲，有大書特書的價值」（《黎明前的台灣》149-150頁）。

剛從日本人的長期壓迫解放出來，正在狂熱地準備迎接祖國親人的時候，任何人想破壞台灣歸回祖國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但是，現代「台獨」右派的理論家王育德卻把這個反革命的、賣國的「台灣獨立」陰謀事件說成是「台灣有力者憂慮台灣的命運，為決定台灣人的進路」而進行的「台灣獨立運動」，甚至對「沒有能夠得到日本軍方的協力」表示遺憾。（王育德《台灣》138頁）

像辜振甫這樣的人也會憂慮台灣的命運嗎？他是漢奸辜顯榮的兒子，日本統治期間，在台灣總督府的庇護下，為虎作倀，無惡不作，成了台灣大財閥。在日本投降後，他最關心的是什麼？他所唯一憂慮、唯一關心的是他自己的命運，而不可能是什麼「台灣的命運」。

1947年7月，台灣高等法院判辜振甫二年二個月徒刑，許丙、林熊祥各一年十個月徒刑，均緩期執行，其餘全部無罪。日本投降時，勾結日本軍人陰謀「台灣獨立」，抗拒中國政府接管台灣的漢奸賣國賊辜振甫，今天竟然成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這一節的資料來源：《憤怒的台灣》77-78頁）

四、美帝導演的「台灣分離運動」

對台灣感興趣的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戰後，對台灣最感興趣的是美帝國主義。雖然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雅爾達協定都肯定台灣必須歸還中國，但是當時中國政局很不穩定，特別是全面內戰開始以後，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就有一點舉棋不定了。

從美國的長期利益看，台灣最好是美國一國佔為己有；如果不成，就由美國或聯合國接管；再不成，就幫國民黨控制台灣；再不成，就搞「台灣獨立」，而絕不能讓台灣落入中共手中。

佔為己有，國際上不允許；國民黨控制台灣沒有把握；剩下還有兩著：台灣托管和台灣獨立。這就是40年代末到50年代美國對台灣的打算。

當時的美國通訊社和報紙，關於台灣問題的報導情形，就體現了美國的這個打算。有幾件事，能說明當時美國對台灣的政策。

（1）台灣光復不久，1946年4月間，美國駐台副領事卡兒（Kerr）和情報員摩根（Morgan），在台灣進行過一次「民意測驗」。「民意測驗」表明：當時台灣對國民黨的印象很不好。因為當時是台灣人民正從希望轉失望的時候。1946年5月間的台灣省參議會，議員們也大喊「打倒貪官污吏」。

因此《紐約時報》和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就大肆宣傳：「假如台灣舉行公民投票，台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沒有人選擇中國」。

（2）1947年3月8日，當台灣人民正與國民黨軍大血戰的時候，美國香港總領事館的情報員，叫做曾博士（廣東人）捏造了一個「台灣民主同盟」，並以該盟主席名義打電報給聯合國，要求「我們有自治和直接受聯合國組織監督的權利」。接著，美國報紙和通訊社就宣傳：這是台灣人向聯合國請願托管。

（3）1947年6月間，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刊登「台灣再解放聯盟」的一篇聲明揭露國民黨在二．二八屠殺台灣人民的罪刑。據該報記者透露：「台灣再解放聯盟」的主要領導人士廖文奎、廖文毅兄弟。〔註7〕

從美國領事館在台灣的「民意測驗」，美國香港總領事館情報員曾博士的「台灣民主同盟」以及上海廖氏兄弟的「台灣再解放聯盟」，都是美國有計畫的部署，但是，明目張膽的陰謀活動是魏德邁訪華以後才開始的。

（4）1947年7月，魏德邁訪華時，接見了廖文毅，廖向魏提出了一份《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

《意見書》請求美國政府幫助台灣人民達到如下要求：

1.台灣的歸屬問題必須注重台灣人民的意見，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

2.在舉行公民投票以前，應准許台灣人民先脫離中國，而同時置於「聯合國托治理事會」管制之下。

3.托治期限結束三個月以前，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仍屬中國，或脫離中國，或屬於他國，或完全獨立。公民投票時，聯合國應組織代表團來監察。

4.倘或公民投票結束，如要求仍屬中國，必須與中國簽約，在憲法上保障台灣為一自治領，台灣必須有獨立建軍權利，中國軍隊不得駐屯台灣。

5.倘或公民投票結果，台灣人民要求獨立時，聯合國托治理事會在台灣的機構，應立即撤離台灣，而使台灣成為永遠獨立國。

以上就是美帝導演的，美國通訊社和報紙大肆渲染的所謂「台灣分離運動」，而廖文毅竟然成了「台灣分離運動」的領袖。

1947年，廖文毅兄弟住在上海，所以許多有關「台灣分離運動」的消息都是從上海傳出來的。後來，因為一方面在上海得不到台胞的支持，另方面在國內國民黨的監視比較嚴，所以廖氏兄弟就遷移到香港，繼續活動。

廖氏兄弟遷居香港後，操縱這個陰謀活動的美國駐台領事館、台北美國新聞處、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特別是台北美國新聞處處長卡圖特別賣力，頻頻來往台灣與香港之間。從此以後，美國通訊社有關「台灣分離運動」的消息也更加多起來。而幾乎都是「美聯社」、「國際合眾社」電訊。

但是，美國反動派和台灣的親美份子的這個明目張膽的分離運動，遭到台灣人民的堅決反對。當時，上海、南京、北平的台灣同鄉會和香港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都發表聲明，加以抨擊。（註：台盟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主要工作是反蔣、反美、反台獨、擁護中共。）

可見，當時台灣人民雖然反對國民黨，但絲毫沒有「把台灣從祖國分離出去」的思想，即使在二．二八期間提出的「高度自治」的口號，也不過是做為中國的一省的「地方自治」而已。

但是，在後來的「台獨」份子卻歪曲歷史事實，把「二．二八起義」說成是「台灣獨立運動」的開始，並且在日本和美國，年年舉行「二．二八」的紀念會，來擴大他們的宣傳，證明他們才是繼承「二．二八」的精神，以欺騙台灣人民。

五、美日反動派扶植的所謂「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廖文毅的台灣分離運動，在香港遭到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反擊，同時被揭露出許多美國「插手」的事實，引起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嚴重注意。卡兒、摩根、卡圖等人與廖文毅的關係被查出來了。由於美國「太不夠朋友」，當時在台灣視察的孫科（當時任行政院長），不得不舉行記招會，公開點名，並譴責美國新聞處和美國領事館，因此卡兒和卡圖被撤職。這是1948年3月的事情。

至此，美國反動派和台灣親美份子的「台灣分離運動」受到嚴重挫折。廖文毅一班人馬不得不離開香港遷往日本。

當時「盟總」設在東京，而且日本有不少台胞，所以廖文毅很重視在日本的活動。1948年7、8月間，廖文毅特派黃其南、林純章、陳梧桐等人到日本，開闢「台灣獨立」運動。

不久，1948年9月21日合眾社東京電就說：在日本設立之地下組織，叫做「台灣再解放聯盟」，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要求聯合國佔領台灣，直到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地位時為止。

合眾社又說：「台灣再解放聯盟」反對國民黨統治台灣，也反對共產黨管理台灣，他們要求台灣獨立，應成立臨時政府。他們又認為，台灣人民是混合血種，與周圍任何國家並無自然聯繫。

美帝導演的「台灣獨立」陰謀越來越明朗化：從托管到獨立，到「臨時政府」。它的政治綱領很明顯：親美、反蔣、反共、反蘇。

當時的歷史背景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

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台獨」份子頭一次提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混血種人的理論。但後來，這種理論也受到其他「台獨份子」的反對。

廖文毅在日本的「台獨」運動，起初是美帝導演的，後來得到日本反動派的大力支持。

美日反動派不僅支持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聯盟」，而且拼湊了各種各樣團體，例如「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獨立聯盟」、「台灣青年獨立同盟」等，都標榜「台灣獨立」。但它們之間，政治主張並不完全一致，同時為了領導權問題，互相之間的鬥爭也很劇烈。

但是，在美日反動派的共同扶植下終於成立了所謂「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和「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選舉了大統領和副大統領、議長和副議長、議員，也任命了部長等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主要成員有：廖文毅（大統領）、吳振南（副大統領）、廖明耀（議長）、藍家貞、黃南鵬、簡介文、辜寬敏、施清香、邱永漢、郭泰成、林台元……。

這些人，有的是日本人統治台灣時期的漢奸的子弟，有的是日本侵華時期的間諜和漢奸，有的是投機家商人。

我們應當對東京的「台灣獨立運動」，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這個運動，時間相當長，50年代到60年代。有十幾年之久，在國際上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當時東京的「台獨」的特點是：

（1）得到「盟總」的許可和美日兩國政府的庇護。例如廖文毅是被國民黨通緝的人物，日本政府本來是不能讓他入境，不能讓他在日本居住的，但麥克阿瑟竟然作為「政治避難者」加以庇護。甚至允許廖文毅在日本成立一個所謂「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對此，當時我國政府曾表示強烈的抗議，蔣介石也非常惱火。（蔣和美的矛盾上升，「聯蔣反美」就是這個時候提出來的。）

據說，在日本左藤內閣時代，石井光次郎率領日本政府代表團訪問台灣時，拜訪了蔣介石。當時，蔣介石責問石井：「日本豢養台獨，組織什麼臨時政府，不是欺人太甚嘛。」石井說：「因為日本有言論思想自由……。」而盡量避開這個問題，引起了蔣介石的激怒。（引自1972年8月號《日中》月刊20頁）

（2）經濟上受到日本財閥的支持。儘管，有名無實，一個「臨時政府」，擁有一班人馬，不能沒有經費，這些大統領、副大統領、議長、副議長、部長、議員，都是一些有來歷的人物，都是一些「碰壁」（台灣話，走投無路之意）的人，要給他們生活，還有其他開支，宣傳費，都是日本財閥供給。

世界上恐怕沒有「白給錢」的資本家。據說有一個財閥的工作人員對某「台獨」份子說：「獨立成功了，台灣的鐵道讓給我們經營就行了。」

（3）支持「台獨」的日本人，幾乎都是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的舊官僚，日本侵華時期從事間諜活動的特務份子，法西斯舊軍人、右翼團體的頭目。

（4）在宣傳上得到美日通訊社、報紙的大力支持。這些美日通訊社、報紙，除了不間斷地報導「台獨」的活動以外，發表了許多鼓吹「台獨」的文章，在國際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對此，我國通訊社、報紙一再進行反駁，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

當時蔣幫〔註8〕對東京的「台獨」採取了三種措施：

（1）派何應欽、張群等親日份子去日本，說服日本要人，不要庇護支援「台獨」，歡迎日本來台灣投資，加強日台經濟合作。

（2）在島內嚴禁「台獨」的活動，沒收台獨份子在島內的財產。廖（文毅）在台灣的財產多，就是此時被沒收的。

（3）招降台獨份子回台。一方面通過日本政府協助進行說服，另方面，派丘念台、吳三連以及其他人到日本，傳達蔣介石的「關懷」。

在這種情況下，「大統領」廖文毅、「副大統領」吳振南以下廖一派的台獨份子全部投蔣回台。回台後，受到蔣幫的歡迎，被沒收的財產也發還了，每個人也都得到適當的安排，例如，廖文毅被任命為「水利建設委員會」主任。（部長級）〔註9〕

其他台獨份子看到廖文毅這些人回台後，安排得不錯，也紛紛投蔣回台，如辜寬敏，邱永漢等人。

到此，樹倒猢猻散，「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連名義也不存了。從此出現了「新的台獨」。這是「70年代」開始以後的事情。

編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