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務實外交到務實內政

50年代葉公超博士還是中華民國外交部長任內，倡議因應戰後東西方冷戰對峙形勢，配合美國政府的圍堵策略來搞兩個中國，而使地球上除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等分裂國家之外再加上台海隔岸並立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蔣介石總統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排斥了喬治葉的「務實外交」構想，並且，據說葉部長那種美國利益觀點的外交政策還被「最高當局」叫人「檢討」、「察看」。

鄧小平說的「一個半中國」

隨著中共正權的逐漸穩固及國際事務影響力的次第加強，聯合國有關中國代表權的席位攻防戰一直是台北外交官的夢魘。在1972年北京代表團能夠進駐聯合國代表中國人民之際，台北方面忽然覺悟「賊來漢不必走」的糾纏策略，嘗試委曲求全。不反對PRC加入聯合國，只要求ROC不退出聯合國。但此一願望也因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走訪北京而煙消雲散。

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挫敗以此為高潮但絕非頂點，因為接著北京華盛頓迅速建立史無前例的非官方準大使級關係，所謂「聯絡辦事處」終於導向1979年全面建交。在關係正常化的外交過程中，台北方面留美親美的外交官僚如錢復等人的立場越加明朗化──“PRC is PRC whereas ROC is ROC.”台北的外交努力將不在破壞華盛頓北京之交往，而在找尋台北失落的天空。因此，蔣經國總統在抗議美國斷交的聲明中，仍祈求華府與台北維持官方關係，而漠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正式建交以及建交公報上不利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事實。對於小蔣總統的呼籲，美國只能以國內法形式立法成立法人組織維續與「台灣人民」間的關係。我們可以這麼說，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架構下的「兩個中國」明顯分隔政策已經蛻變成1979年《台灣關係法》架構下的「一個半中國」（鄧小平語）的模糊政策。一個中國，是的，但不是今天。台灣問題如何解決？由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決定──美國政府所嚴重關切的只是解決方法不得採用「非和平手段」，因為，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繼台北退出聯合國之後，原先隸屬聯合國的許多國際組織，台北並不當然退出。但骨牌效應下一敗塗地。在「一個中國、北京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立場下，凡是官方的、國家級的代表機構，台北全被掃地出門。外交鬥爭上的「零和遊戲」，一目瞭然。但是國際上非官方的機構則容許台北存在，唯需改名換姓，不准有代表或暗示全中國或國家意涵的名稱存在。例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台北方面就由「中華民國奧委會」變成「中華台北奧委會」。有關台灣國際生存方案遂由此產生所謂的「奧運模式」。

明爭暗鬥比較「殘獨」

另一類國際組織，如ADB亞洲開發銀行是官方的但不必是國家級的，則成為外交觀察家們留心台灣事務者深感興趣的焦點。如果超級強權要炮製兩個中國，則應在PRC加入後不使ROC退出。如果美日要支持台灣獨立，則應使原先中華民國席位改名為「台灣」（注意：當年中華民國加入ADB實際算「國家人口」時只算了台澎金馬，刻意放棄大陸人口。）但是亞銀理事會卻決議在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之同時，將原先中華民國改名為Taipei, CHINA，並且降格為副會員國，暗示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國」之下的一個獨立經濟區，亞銀理事會並且期待有朝一日「中國台北」副會員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為一個席位。台北方面先是在馬尼拉年會時積極抗議under protest，隨即也終於在亞銀北京年會時認命地接受此一安排，不再搞小動作。中華民國財政部長郭婉容女士正式率團赴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參加亞銀年會，而使海峽兩岸的關係推向一個「非常性感」的階段。逼得國民政府在台灣島內一直打壓大陸熱，而國際台獨運動者也全力卯上與國民黨在海峽東岸明爭暗鬥比較「殘獨」。

本來國民黨的立場很清楚，要統一，聽我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要獨立，也聽我的，中華民國模式的獨立。二者的公分母就是國民黨當權派的繼續執政。在蔣經國死後，國民黨內權力分配導致派系鬥爭日烈。有關台灣前途的爭辯造成嚴重的內政危機，1989年不但黨外陣營有所謂「新國家聯線」，國民黨內部也有「新國民黨連線」。抗拒來自北京的統一壓力，抗拒來自島內的改革壓力，變成國民黨內外分崩離析的最大動力。台北外交人士在日漸狹隘的外交舞台上仍走親美獨台立場，但台海兩邊由戰爭走向和平合乎美國利益，故不宜阻擋兩岸民間交流的浪潮。固然，六四事件後台北曾有短暫挑起海峽冷戰之衝動，畢竟，也在北京方面善後補救措施中又淡化下去。台北一方面抱怨北京不給外交生存空間，企圖在國際上矮化台北，另一方面在政治立場上重申一個中國政策，只是要求對岸接受「德國模式」（即法律立場上兩個國家）之呼聲隨著德國之統一而越來越微弱。在1990年沙烏地阿拉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際，該國某外交人員向台北方面申述海峽兩岸中國人民已漸交流，勢必統一，該國不願喪失時機，（注意：1984年沙國曾在台北請托下，向聯大提案，讓R.O.C.恢復聯合國會籍，未果。）這意味著國際社會對兩岸關係之評估已由兩國兩府走向一國兩府，又由一國兩府漸向一元化之政治體系認同之中。

務實內政指導務實外交

台北外交部長錢復最近說明外交政策將在大陸政策明確定位後調整。隨著李登輝總統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行政院的大陸工作會報也將提升為大陸工作委員會，以民間形式成立的海峽交流基金會也明白表示國民黨在確保台灣兩千萬人利益及確認一個中國原則下，將逐步走向民族整合。但國民政府卻將大陸政策開放的尺度與北京容許台北外交生存空間尺度要連接起來。如外交部政務次長章孝嚴強調，兩岸必須有外交上的容忍，才能得到互信，否則統一的目標是不可能達成的。（去年12月16日《民眾日報》）錢復博士口口聲聲說「務實外交」，若不涉及主權國家主權政府之承認（這是零和遊戲）應無問題，空間廣闊。若想走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兩個主權政府或台灣獨立（不管什麼名稱、什麼形式、什麼內容），那不論外交多麼「務實」、多麼「彈性」，成就必然有限。最近值得觀察的案例是GATT國際關稅聯盟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彈性地以TPKM（台澎金馬）名稱要求加入仍遭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北京在條件上要求中國先加入再推薦台灣參加。以宗主國或母國身份引入自己「獨立的關稅區」參加。用地區名份，可能是北京方面容忍台北外交或涉外事物之上限。

只要不涉及名份之爭議，北京方面也可能沈默接受若干事實。例如1972年北京與東京建交時，容許了「日本交流協會」之準領事業務；1979年北京與華府建交時，容許了「美國在台協會」。去年底在新加坡與北京建交不久，中華民國行政院長郝柏村以私人度假名義赴新加坡訪問，北京也沒有公開評論。最近台北方面有人要菲律賓總統柯拉蓉以私人身份來接受輔仁基督教大學之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沒有成行的原因頗複雜，但菲國部長級人物來台北渡假則不稀奇。我們判斷，換個方向，如果李登輝總統以私人身份去馬尼拉渡假則應無不可。

台北方面進來有人主張要打破「外交上的零合遊戲」，這注定要絕望，因為外交是很正式的國際關係，阻力必然很大。

如果不計較名份，搞些「實質外交」或「務實外交」，則收穫較多。海峽兩岸內戰雙方由冷戰到冷和，由冷和到溫和，熱度持續上升之際，任何有助於兩岸人民交流與互惠的事務，兩岸執政黨均有義務去推展，但如何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前提下，讓台灣人民不感受到外交的屈辱，或國際交流上的不便，則急需兩案官方接觸、談判來妥善規劃。我們唯一肯定的就是台灣獨立絕非獲取外交生存空間的活路！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務實的外交仍由務實的內政來指導。我們分裂的祖國走向整合的過程中，我們反對任何使海峽分斷固定化、持久化、法制化的設計，不論那是國際或國內因素。北京方面批評國民黨在內政上抗拒統一，在外交上爭取獨立，嘴巴說的是「一個中國」，心理想的是「兩個政府」，這種既非務實外交，也非務實內政的政策，注定要被時代形勢所淘汰。外交政策在台灣如何配合國家統一政策而調整，將成為90年代關注海峽兩岸互動關係者，不敢掉以輕心的題目。至少我們發現台北的外交官員已注意到務實內政而欣慰。

1991年1月8日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