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統派的觀察與反思

呂正惠教授在《海峽評論》創刊號上發表的文章《寂寞之後──統派在台灣能做什麼》（以下簡稱《寂寞之後》），對於人所眾知的「統派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的處境，試圖尋找一條衝破網羅的途徑，並提出「兩個工作」與「一個知識基礎」的思考方向，作為統派對長遠的統一大業盡一點微薄：「正面貢獻的力量」。

在兩個工作方面，呂正惠教授主張：（一）基本立場的澄清；（二）對於台灣一元化的資訊系統（特別是有關大陸的部分）的突破。其次，在「一個知識基礎」上，呂正惠教授主要做了如下兩點說明：

一、突破台灣目前的資訊系統，提供更廣闊、更正確的關於台灣、關於大陸、關於各界的訊息。也就是說，提供一個「應該統一」的知識基礎，以便讓台灣民眾瞭解，統一是有其歷史的，以及現實的基礎。

二、我們應該提供更豐碩而翔實的知識，讓台灣的青年學生知道，中國如何在民族的生存掙扎上最後選擇了共產黨的統治，中國在共產黨的40年統治之間做了那些事情，又出現了那些難題。我們也應該讓青年學生知道，現在的台灣又是如何形成的，台灣和大陸之間如何達到目前這種「既要來往，又要分離」的窘境。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只是拿出一個簡單的架構（諸如冷戰等等），我們必須拿出許許多多足以說明這一架構的知識與書籍。

限於篇幅的緣故，呂正惠教授在文中似乎無法做出比較詳盡的論述。但對於青年學生和朋友之間盛傳的種種攻訐之詞，例如「統派是一種出賣台灣人的行為」，「統派可以是一個反對派」的質疑，或把統派與國民黨劃上等號云云，這些似是而非的政治說詞，呂正惠教授皆表達了他個人的深切感受，並提出了「統派第一要反國民黨」的具體主張。

無論如何，《寂寞之後》應該是統派對於當前處境做出實事求是與錯誤檢討的一篇重要文章。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統派在個人思考的途徑上或許與呂正惠教授相當一致，但未曾公開地討論問題。因此，《寂寞之後》的重要意義，不在於是一篇好文章而已，而是期望它漸漸地成為內部檢討的一種機制，進而取得彼此聯繫團結的動力。同時更期望《海峽評論》編輯部可以不吝於篇幅限制，把「內部思想統一」的工作列為優先地位。

以下是我個人摸索途中的一些觀察感受，僅就教於呂正惠教授與追求祖國統一的朋友們。

擔心鐵和血的惡果

對於「統派沒有發言權」的問題，我個人的理解是，與其說統派沒有發言權，倒不如進一步說是「統派為什麼沒有取得社會變革力量的主導權」。無可否認，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在對立面的種種打擊下也還沒有獲得群眾的仔細認清。而取得社會變革力量的主導權，應該就是掌握群眾力量，以及祖國統一運動是否對於台灣社會構造做出科學的分析，並形成統派內部的統一思想與實踐。如果這個工作沒有做到，就不可能夢想取得社會變革力量的主導權，而恰恰好反映出統派社會實踐的貧困原因。這一點，目前內部仍有思想分歧，有人主張先左後統，有人認為優先統一論（但不能等同於台獨所刻意扭曲的「等待派」），包容一切祖國統一的力量，「統一的目標意識，高於統一的策略異見」。另外，第三種主張，則比較不具有機械概念與階段論的色彩，例如郭仲先生的分析指出：「（工人運動與統一運動）其意義上的同質性，並不保證進行過程的同時性。但只要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互相促動，互為條件的關係時，兩者間所謂一而二，二而一，就不僅是『有理』，而更屬於有利。當然『同時性』並不是機械概念，而是全局的、有機的、策略指導下的同階段性。」

我們在這裡並不是說「先左後統」或「統一優先論」，一定具有機械、階段論的傾向，而是兩者各有策略上的考慮。例如先左後統論，其性質相當類似於台共時期的某些看法，在《海峽評論》創刊號，日據時期台共領導人蘇新的一篇文章《關於台獨問題》，做出了時空背景不同但有一點類似「先左後統論」的背景論述。蘇新說：「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後，台灣不應該歸還中國，舊台共的人並不是沒有考慮過。問題是，台灣要歸還給什麼樣的中國？」、「當時，整個中國正由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代理人蔣介石統治，中國人民正在進行『打倒國民黨』的人民革命戰爭。在那樣的情況下，在台灣的共產黨人能提出，『台灣歸還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就中國嗎？』」

確實，「什麼樣的中國？」，是先左後統論批判地看待祖國統一問題，站在台灣同胞的利益立場，並對於中共的提法「一國兩制是既定政策，至於台灣要實行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台灣有一些人不能據此理由，責怪中共當局的不是。」抱持著不同的見解。另外，比較受爭議的問題，就是以實行十年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路線，先左後統論亦持有若干的異見，但兩岸自從開放交流以後，這種批判鄧路線的聲音似乎比較緩和、沈潛化了。

任何一種思想主張，皆是由它客觀條件所決定產生。有關祖國和平統一、先左後統、不統不獨、台獨、獨台、先獨後左或先左後獨……等等，目前在台灣皆有一定的討論，在客觀條件上似乎也都找到一定程度的現實依據，互為存在，而又互有鬥爭，「錯亂的意識型態」竟成為當前台灣社會的主要特色。最令人擔心，這些錯亂的意識型態若繼續深化下去，不幸可能只有鐵和血的惡果。

辜振甫是第一代台獨

至於呂正惠教授所提出「統派沒有發言權」的問題，當然十分重要。基於資訊一元化所呈現出社會資源的嚴重扭曲，以及台灣人民資訊生活的不足與貧困，確實是官方意識型態的統治基礎，必須予以打破。客觀地說，台獨論述透過不斷地製造實現衝突來取得發言權，但他們與統派的處境一樣，皆處於邊陲性的發言地位。以立法院來說，有不少國民黨籍的增額立委也是主張台獨，他們在國會殿堂與民進黨籍立委時有討論，但他們為什麼不敢旗幟鮮明地表態，理由很簡單，就是「主流發言權」與「邊陲發言權」的策略差別，也考慮到選民與選票是「任何發言權，皆可能成為台灣媒體工業的消費品罷了」，這是我的一項觀察。台灣社會目前具有一種很奇特、無以名之的媒體機制，即任何重要的社會問題，在媒體這隻怪獸的吞吃下，「失去了歷史實踐的意義，失去了創造性」，它容許一點可憐的批評自由（南方朔先生稱之為「容忍自由」的社會，新保守主義抬頭），但不痛不癢，在問題的核心之外擺盪不已。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同時是1986年台灣社會運動崛起而又迅速崩解的主因。同樣的道理，如果台獨運動取得幾乎熱鬧、喧嘩的發言權，其實並不具有歷史實踐的意義。

因此發言權與歷史實踐的問題，只有在掌握群眾力量的前提下，才可能實現。南方朔先生在91年元月號的《九十年代》說，1990年的台灣仍舊一片亂局，沒有一項問題獲得解決，唯一具解決方向的問題就是「國家統一」（大意如此）。但此，個人我認為這唯一具有解決方向的問題，並不樂觀，也就是「國家統一」的問題，僅有新保守主義取得了主流的發言權，而台獨發言權的一時熱鬧，終究被這個新保守主義的時局吸納進去，並為此感到無力感。畢竟，國府的「獨台傾向」仍居於主流地位。最顯著的例子，剛剛成立的「海峽交流基金會」的領導人辜振甫，不也是一位赫赫有名，曾被國府當局以台獨論罪的第一代台獨嗎？或許，李登輝的考慮，恰恰好因為客觀上台獨聲浪的高漲，反而擴充了辜振甫的權力基礎。這種例子，恰恰好不是無殼蝸牛，而是搞都建計畫出身的張隆盛取得了經建會首席副主委的官位，打破了都建計畫一直是經建會附屬地位的慣例。

台獨「法西斯細菌」的作用

台獨打擊統派的慣用伎倆，就是把統派與國民黨劃上等號（這與台灣社會長期遭受不民主的迫害意識、具有強烈的「反國民黨症候群」有關，因此把統派與國民黨劃上等號的政治抹黑手段，當然最為有效。然而，這種抹黑手段，與國民黨內也有人具有國家在統一的主觀願望無關，屬於兩個不同的問題範疇，否則台獨為何不打擊統派與民進黨的掛鉤關係，以及統派與民進黨的前身「黨外勢力」的長期合作關係。）並以孤立、無原則與詭辯的方式指稱統派「基本立場曖昧不清」云云，然後，進一步地取得幾乎過度簡單的「民主」、「本土」、「兩千萬台灣人利益」的獨佔發言權。值得注意。這種打擊統派的「統一口徑」，在各類文章中屢見不鮮，不可否認起了相當作用，其「法西斯細菌」的作用，更迫使青年學生在校園中不敢面對國家再統一的問題。為此呂正惠教授提出「統派第一要反國民黨」的具體主張，這樣的迫切感受，我個人十分理解。

探討這個問題，首先是正確估計來自對立面的打擊中傷，係採用孤立、無原則與詭辯的統一口徑，暫時造成扭曲是非的效果（就台獨的策略目標而言亦無可厚非）。但分析起來，這種打擊為什麼起作用，結構主因仍在於國民黨獨台與民進黨台獨之間顛倒過來的合作關係，在台灣兩極化的政治社會取得統治地位。因此嚴格說，國民黨獨台與民進黨台獨之間的同質性、既矛盾又統一的「等號」關係，才真正是台獨極端隱藏起來的公開秘密，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更重要的，兩黨分配政治權力的「民主」，以及民進黨台獨以「民主」合法地擴張台獨運動，這個是為誰說謊、為誰服務的民主政治外殼，只是完成了90年代台灣政經再結構下的金權政治，例如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聯手完成的「產業升級條例」就是顯著的例子，客觀上就構成了台獨既要台灣獨立又要分配政治權力的道德訴求喪失的挑戰。另一方面在國民黨逐漸地整編民進黨的改革訴求，例如憲政改革與國會改選，使台獨的「外來政權論」喪失了客觀的現實基礎。

在此一提，所謂國會全面改選，充其量是傳統國民黨在大陸時期農村社會為主所選舉出來的中央民意代表，已經不符合於90年代台灣政經再結構的需要，說得更明白就是不符合台灣金權政治的需要，而被迫改選。因此除了金權政治，是不可能給廣大的老百姓更多的東西，當國會全面改選完成了相對民主或具有民意基礎的進步作用與階段任務，預料「國會金權政治」將成為人民民主的主要障礙。這已是目前暴露無遺的事實問題，但台獨人士始終過度簡單化這些民主、本土與兩千萬台灣人利益的問題，並把一切社會主要矛盾化約為「國民黨與人民的矛盾」；然後，從反面去構造一個大眾主義與虛幻的「台灣夢」。

上面的簡單論述，就足以證明台獨把統派與國民黨內具有國家再統一願望的人士（大部分是國民黨民間團體）劃上等號，其實是台獨一貫簡單化問題的手法，至於手段策略上呈現出來政治用意，主要還是統獨矛盾作祟，但殊不知在政治社會運作上台獨與國民黨的等號關係，更遠遠超過於在野統派。

歷史是昨天吃過的晚餐

再從歷史層面與統獨矛盾的發展過程，來看台獨打擊統派為什麼是孤立、無原則與詭辯的。

簡單地回顧歷史，在日據時期的反日帝鬥爭，台共、台灣民眾黨、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工友總聯盟、赤色工聯等左翼勢力與中間改革派，在台灣戰後的新民主主義運動中遭到國民黨遷台以後極為強烈的政治肅清（參閱《中國論壇》1991年元月號，林書揚的口述文章），其倖免於難的僅存勢力，則度過了長期的政治黑暗歲月，逐漸地與知識份子結合起來，比較罕為人知的事實是，這種思想上的結盟傳承，大半是60年代通過在綠島繫獄的歲月中完成的。1979的鄉土文學論戰與稍早的現代化諸論戰，更因為國民黨右翼文人與政工系統的文風整肅，在當時十分嚴峻的政治危機下，與國民黨內具有反帝、左翼傾向的文人胡秋原、鄭學稼、侯立朝等人取得聯繫與結盟關係，總算頂住了一場可能來襲的腥風血雨。

上述所述的歷史回顧，大致上就是今日一般所稱的「在野統派」的系譜，但嚴格說，只能算是「在野統派」在80年代初以前的狀況，80年代以後另有其他方面的發展。從這個系譜來看，第一，把統派與國民黨劃上等號是不值一駁的。第二，呂正惠教授在《寂寞之後》之中提及，一位朋友不知道「統派可以是反對派」的問題根本不存在，但礙於國民黨與民進黨兩極化政黨政治的緣故，確實是矇蔽了人們的歷史視野。第三，由於在野統派具有左翼思想，在長期森冷的政治黑暗時期處於極為不利的發言位置，主張統一論者，在這個時期被羅織其他的罪責入獄。

「歷史是昨日吃過的晚餐」，現在的校園青年也普遍地不知道在野統派於美麗島事件前的台灣政治民主運動中，與民進黨的前身「黨外階段」是處於合作關係，舉例來說，統派陳鼓應與獨派陳婉真在退出聯合國的那一年政治選舉中，以搭檔競選的姿態出現，以及立委張俊雄、民進黨發言人蔡仁堅、政策中心主任黃煌雄，皆曾經與當年統派系的政論雜誌存有若干的親密關係。直到黨外勢力內部的統獨矛盾日益激烈化，彼此正式地分道揚鑣，並種下了統獨以後美麗島時期的政治社會中（主要是選舉）逐漸失去了政治發言空間的主因。

統獨矛盾在80年代上半期的表現形式，大致上有海外、島內與綠島的監獄鬥爭三種，主要特色是在野反對勢力的內鬥，而島內的統獨鬥爭基本上又是海外與綠島監獄鬥爭的延長。這時期，參與統獨論戰的雙方皆是文化知識份子，國民黨的文化霸權未介入，因此，80年代上半期的統獨論戰，曾經被人批評為「茶壺裡的風暴」的觀念價值，盛行於一時，曾幾何時，統獨矛盾的表現形式，已經轉移到以政黨和公職人員為首的陣營，例如民進黨的統獨爭議、新國民黨連線與新國家連線、趙少康對上謝長廷、朱高正對上黃爾璇、國統會等配套形式出現，這種統獨矛盾上升為政治社會議題的形勢，也是在野統派失去發言權的主因。歸結起來，台獨以「民主」、合法漸進地在策略上擴大所謂的三大矛盾，及民族矛盾、民主矛盾與階級矛盾，主張使台灣社會儘早地熟悉這三大矛盾的策略奏效，有效地運用台灣與大陸分裂狀態的政治事實，其結合資本家、中小企業與中產階級的政治改革力量。反觀在野統派的政治目標上鎖定在勞動者的解放，對台灣政治社會而言仍是一項終極遙遠的目標再加上統派對於當前台灣社會構造體的客觀分析，尚有理論建構上必須補充探討之處，以及對於美國製造中國分裂、繼而策動台獨和大陸民運，又要求國府當局支持大陸民運搞革命顛覆，冷卻大陸熱，期使海峽兩岸陷入敵我意識與永遠分裂的狀態，針對這個問題，統派至今也尚未使台灣人民警覺到美國干涉主義的危害程度。基於如上的種種因素，國家統一運動面臨著現階段難以突破的困境，知識份子、政治人物、青年學生和輿論界陷入分裂化，自己搞內鬥，這確實是比統派感到寂寞之外更大的沈痛吧。

「台獨的根子，還在國民黨」

總的來說，在島內建立祖國統一的統一戰線應該大眾的，自然包括國民黨、民進黨人士在內，其主要矛盾，則是佔統治地位的國民黨獨台與民進黨台獨，以及幕後隱藏起來的國際干預主義。這種基本立場，統派從來不曾曖昧不清，造成曖昧不清則主要來自對立面的刻意打擊，其理由很簡單，為什麼宜蘭反六輕的民進黨，可以與宜蘭反六輕的國民黨，取得合作關係，建立廣泛的反六輕統一戰線，而又為什麼台獨不去揭發這種掛鉤行為？這足以說明台獨打擊手段的根本用意，在於1935年毛澤東所說的一句話：「『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搏得敵人的喝采。」換句話說，如果台獨正試圖去孤立國家統一運動的統一戰線，如果統派也把國民黨，民進黨人士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豈不只搏得台獨的喝采。因此，統一戰線應是可變動、互相轉化的東西，而不是死的、凝固的東西，必須差別地對待國民黨與民進黨內不同對象的統一戰線問題。

我十分同意呂正惠教授引用的鄧小平那句話，「台獨的根子，還在於國民黨」，但如果中國大陸改革不成功，對祖國的統一運動徒然是負面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