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白皮書的背景和內容分析

世界上有些事，其全部的關鍵就在於如何用語言去表達，在於對同一個事實的不同表述之間的較量、鬥爭，然而就是這種詞語之間的爭鬥，能夠決定戰爭與和平、勝利與失敗、統一與分裂等重大地緣政治結局。語言上的修飾、措辭上的選擇的細微差別，也許就決定了法理道義上的優勢、地緣政治線的重新劃定、社會輿論與人心向背的披靡等等重大得失。其實，這和當今國際體系的實力主義本質是不相矛盾的，因為實力永遠是包括語言文化、道義和民心方面的綜合實力。

中共的白皮書所涉及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正是屬於這種性質。白皮書所表述的，實際上是中共早就持有、大陸民眾也早就認同的立場，然而，白皮書的發表，引起了美國政府很大程度的震動，以致得出結論認為：中共的台灣政策發生實質變化，甚至是所謂「強硬派」控制了局面。要想瞭解美國政府反應強烈的原因，以及中共發表白皮書的得失，就得考慮白皮書發表的時間和外交背景，並仔細分析白皮書的文本內容。

白皮書發表的時間和外交背景

一些大背景眾所周知：台灣將在3月18日舉行「大選」，美國眾議院2月1日通過了《台灣安全加強法》﹔其次，克林頓政府正忙於對台灣出售武器的年度審核，據信售武規模將大幅度提高：考慮賣給台灣四艘裝備先進雷達和反導彈系統的神盾級驅逐艦（Arleigh Burke-class guided missile destroyers equipped with Aegis air defense radars ）。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外交背景，那就是：2月17日和18日，即白皮書發表三、四天前，美國政府派出了一個陣容強大的軍事代表團訪問北京，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求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約束自己的行為。為了引起中共的注意，代表團包括了美國軍方的重量級人物，如：副國務卿塔爾伯特、副總參謀長拉爾斯頓（Joseph W. Ralston）、國防部副部長斯洛康（Walter B. Slocombe）、助理國防部長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國家安全副助理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然而，代表團在北京被潑了一頭涼水：他們沒有見到相應級別的中方人員，而只被安排和中共軍方的低級官員會晤。據美方人員說，在會談中，中方官員給美方上課，大講台灣問題對中共的重要性。然而，令美方感到受到侮辱的是：中方在會談中竟然絲毫沒有透露即將發表白皮書，連一點暗示的信號也沒有。美方會談人員後來是從新聞媒體中得知白皮書的發表。美國官員說，如此重大的政策轉向，竟然不對美國的高級訪問團透露風聲，這等於是給美國臉上一記耳光。（見簡．佩爾雷斯〔Jane Perlez〕2月27日《紐約時報》的報導）。

白皮書的文本內容分析

正如本文開頭所言，台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語言表述上的鬥爭衝突。北京、華盛頓和台北方面，都無意改變現存的軍事防衛界線，而爭執於對現存和未來政治體制的表述。既然主要的鬥爭場所是在語言文字上，那麼分析白皮書的文本內容就成為必須。人們大多是從大眾傳媒的轉述中得到白皮書的二手內容，而這些轉述至多是引用白皮書的幾個關鍵詞句。因而，下面較詳細的原文內容分析，將是有益的補充。

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

（一）兩岸關係的實質：白皮書開門見山，指出了台灣問題形成的歷史過程：「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統治集團退踞中國的台灣省，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與中央政府對峙，由此產生了台灣問題。」在第二部份中的一句話，道出了兩岸分裂的實質：「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迄今，兩岸敵對狀態並未正式結束。」革命，就是造反或叛亂，推翻原統治秩序，建立新的法統，從而原統治秩序的殘餘即變成新法統中的叛亂因素，這是基本常識。英國、美國、法國都發生過大規模革命，法統與叛亂互相轉變的辯證過程，無不如此。換句話說，兩岸關係的本質，是法統與叛亂的關係，其實，曾經存在過的「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的共識，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只不過「法統」與「叛亂」的角色在各自心目中正好顛倒而已。按照這個邏輯，應該說，台灣當局是一個叛亂的集團，台灣當局統治下的台灣省是一個叛亂的省份（其實，這恰恰是中共1979年以前的立場）。然而可惜的是，白皮書不能按這個邏輯嚴格推論下去，用了法理上模糊的字眼，如：「退踞台灣」﹔更不應該的是，在白皮書的第一部份，說台灣當局「實際上始終只是中國領土上的一個地方當局」。這個說法不僅在法理上是模糊的，從而留下漏洞，而且容易使人理解為「地方政府」，這就大錯特錯了。比如：中共在「西安事變」之前，實行武裝割據，實際上，是一個叛亂政府，在實行國共合作之後，取得了國民黨政府下的合法地位，成為地方政府，或說「地方當局」。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爆發，中共及其解放區再次成為叛亂政府，而不是什麼地方政府或「地方當局」。其實，許多西方媒體在闡述中共對台立場時，都說「北京把台灣當作一個叛亂的省份」。這才是準確的說法。一個政府堅持對一個地區不放棄使用武力，卻又不強調該地區的叛亂性質，這在國際政治、國內政治的慣例上都是很奇怪的。

兩岸一直沒有簽署停戰協議

（二）這就馬上引出另一個關鍵問題：現存兩岸的實質狀態，是戰爭還是和平？

假如我們接受上面提出的「兩岸關係是法統與叛亂關係」的結論，那麼，兩岸狀態的實質應是戰爭，而不是和平。半個世紀來，國共兩黨之間沒有發生「第三次合作」，國共內戰從未簽訂和約，國民黨當局從未由叛亂政府轉變為地方政府或「地方當局」，因而內戰雙方的交戰狀態從未結束過。白皮書說：國民黨集團「與中央政府對峙」，用「對峙」這種模稜兩可的詞彙（而不是「軍事對抗」、「戰爭狀態」這種法理上清晰的概念），給白皮書後面的說理部份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比如：白皮書第四部份以「國家主權不可分割」這樣抽像的概念來說明一個中國的原則，並不能令人十分信服，然而以「兩岸處於戰爭狀態、台灣是叛亂的省份」的說法說明問題，則直觀易懂，一目瞭然。

這裡，有一個和平與戰爭的歧義問題：和平可以是指戰爭的總體結束，也可以是指在某一局部以非戰鬥的方式改變領土控制權，如：解放軍進駐北平的方式，就是和平的，而不是通過戰鬥，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國共內戰因此而結束。同樣，在一場戰爭的長期間歇期間，也沒有戰鬥，存在著「和平」，然而，戰爭雙方仍然處於戰爭狀態。

搞清了這個概念，就能夠看出：美國自70年代末起就要求中共「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是玩弄了一個語言的花招，並且別有用心。美國的這個要求，除了粗暴干涉了中國內政之外，還在神不知鬼不覺當中顛倒了兩岸狀態的真正實質，把自己打扮成台灣海峽的和平護神，顯示其外交語言的操縱技巧非常高明。其實，以一切手段及早實現統一，正是為了及早結束兩岸戰爭狀態、早日簽訂和約、早日實現兩岸之間的和平。然而可惜的是，中共從未強調「戰爭是現狀」、「和平是未來狀態」這一點，而且不加思索地鑽進美國的語言圈套和陷阱，完全仿照美國發明的句式宣稱：「解決台灣問題不放棄使用武力。」因此，中共在西方媒體形象中，一直被描繪成威脅和平的戰爭惡棍。而白皮書也不得不「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去解釋：「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的，……採用武力的方式，將是最後不得已而被迫作出的選擇。」其荒謬可笑的程度如同：戰爭中的一方反覆宣稱，我們為了贏得戰爭，最後不得已而被迫作出選擇武力的方式。

語言和輿論的力量是驚人的，有時能起到比殺人武器還厲害的作用。大陸政府的「使用武力」的說法，到了港台和海外中文媒體，就變成了「對台動武」，顯然，「動武」一詞讓人聯想到「動粗」、「撒野」等惡棍的形象，在這裡，大陸政府所作的「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的」解釋，就被根本忽略了。試舉一例：由海外「民運」人士主辦的「多維網」轉載《溫哥華太陽報》2月29日的報導，其中中共的白皮書被敘述成：「如果它（中國政府）認為關於兩岸統一的談判進展不夠快或者缺乏誠意，北京有權攻擊台灣及其二千三百萬人民。」而在中國大陸之外的世界各地、在台灣，人們心目中對白皮書立場的理解竟然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大陸政府原本合情合理的立場，仁至義盡的條件，到了西方媒體那裡，就變成了青面獠牙、窮兵黷武的形象呢？這裡面，當然有西方媒體的有意歪曲，但是中共自己輿論技巧的欠缺是內因。這裡可以比較一下北約國家是怎麼做的。在北約開始轟炸南聯盟的前夕，西方主流媒體充斥著這樣的宣傳：米洛捨維奇正在實行種族滅絕暴行，人道主義危機中的科索沃仰望著西方的拯救，軍事干涉一刻也不能等了，只有北約的人道主義行動才能挽救巴爾幹的和平。我們可曾看到「北約對南聯盟動武」的詞句？沒有。人道主義干涉、穩定巴爾幹幾乎成了北約轟炸的眾口一致的代用語。看來，僅僅懂得使用武力，而不懂得為使用武力必須創造出相應的政治條件和輿論條件，仍是不夠的。

先打掃乾淨屋子再迎接客人

（三）有關美國在台灣問題中的角色問題，是白皮書最差的部份。白皮書雖然指出了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派軍隊侵佔台灣，而且拋出『台灣地位未定』等謬論」，以及1995年美國政府安排李登輝訪美等問題，但忽視了一個最關鍵的癥結所在，那就是美國1979年通過、簽署的《台灣關係法》，這才是美國對台政策的基石，是激進台獨勢力的靠山，是阻撓中國統一的最根本障礙。白皮書對《台灣關係法》一字不提，卻非常看重「三個聯合公報」，而那在美國眼裡根本一錢不值，很多美國國會議員壓根不知道它們的存在。白皮書說：「美國一再違反自己在《8．17公報》中對中國作出的莊嚴承諾，不斷向台灣出售先進的武器和軍事裝備。」這從美國政治體制的角度看，實在是非常可笑的本末倒置：假如任何一個美國總統不去違反「對中國作出的莊嚴承諾」，那就違反了對美國法律－－《台灣關係法》的莊嚴承諾，就會遭到國會的彈劾，就會下台、甚至遭到起訴。

白皮書在第三部份中還說，「李登輝……是中美關係發展的絆腳石」，這就更令人不解了。剛剛不是還提到：允許李登輝訪美、炮製《加強台灣安全法》，都是美國一手策劃的，分明是台獨、李登輝的總後台，怎麼一下子又成了台獨、李登輝的受害者呢？這種說法的荒謬，就如同說：在美國內戰中，南方叛軍是美英關係發展的絆腳石﹔就如同在抗日戰爭年代說：滿洲國的溥儀皇帝是中日關係發展的絆腳石，南京偽政府的汪精衛是中日關係發展的絆腳石。是優先反對民族分裂、實現中國統一，還是優先發展中美關係？這麼簡單的問題，在白皮書的作者那裡居然都不清楚。這裡，我們不妨重溫一下中共在建國之初所確立的外交原則：先打掃乾淨屋子，再迎接客人，不急於和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這就是說，解決國內問題，要優先於對外交往。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這是一切事務中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國家不早日統一，去奢談和什麼外人發展關係，又有什麼意義呢，外人又怎麼會看得起你呢？何況所說的「外人」正是民族分裂的背後支持者！

中共過早公佈談判底線

（四）白皮書的最大功績，就在於提出：中國統一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下去。這也是它震動了美國的主要原因。這個果斷的聲明，是在白皮書第三部份的結尾提出來的。其實，這個聲明，本應該成為貫穿全文的主題，反覆強調、加強，以加大其震懾力量。然而，白皮書的第四、第五部份，轉去討論如何限定現階段兩岸互動禮節，不厭其詳地深入各種瑣碎細節，這就減輕了聲明所強調的「不能將現狀長期拖下去」的緊迫感，也減輕了整個白皮書的震懾力量。剛剛向世界宣佈，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下去，只有談判一條路，語氣簡單明瞭，鏗鏘有力，卻又馬上鑽進繁瑣的細節，具體告訴台灣當局這不能做，那不能做，這等於抵消了剛才聲明的可信度。其實，所有這些具體表述和互動禮節的細節，都是一種談判底線性質的內容，不應老老實實地過早公佈，而是應在談判或邊打邊談的較量中，最終強加給對手的。

總結上述分析，白皮書有關「不能無限期拖下去」的聲明，其唯一合理的內在邏輯應該是：兩岸本來就處在戰爭狀態，中國的統一戰爭，既然從未結束，因而仍在進行當中，大陸政府無需宣佈「不放棄使用武力」，也無需宣佈何時「動武」。然而，大陸政府積極尋求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正如同：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在重兵包圍北平、準備隨時攻城的情況下，也積極尋求和平解決的方式，但這與宣佈是否「動武」或是否「使用戰爭手段」毫無關係－－不戰而屈人之兵、和平解決不過是所有戰爭手段中的一種特殊手段而已。

確實區別對待台灣當局與台灣人民

宣佈台灣當局是叛亂集團、承認兩岸處於戰爭狀態，是否會人為地加劇兩岸的緊張局勢、引起台灣民眾的反感心理呢？乍看上去是這樣，其實，只要進行充份的輿論工作，其效果應恰恰相反：這裡面的關鍵就是要把台灣當局和台灣民間的老百姓作嚴格的區分，一方面充份尊重台灣民眾當家作主、管理台灣的願望，另一方面指出：台灣當局死心塌地充當外國勢力的附庸和走卒，從而無法真正滿足台灣民眾的這種願望。國民黨政府殘酷鎮壓了台灣同胞的「二二八」起義，後來依靠美國外力，長期實行白色恐怖，說明國民黨統治者和台灣民眾的關係，長期以來，是一種鎮壓和反叛的關係。而「二．二八」起義的同時，大陸地區的中共遙相呼應，也在進行反抗國民黨政府的「起義」，這恰恰表明：「二．二八」起義的參加者，和後來受白色恐怖迫害的民眾，應視為中共在大陸的「叛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同盟。既然堅持認為台灣當局是叛亂集團，也就要同時確認是「二．二八」起義和長期受白色恐怖迫害的台灣民眾的同盟和權利伸張者。一般來說，主權政府必須盡快平定叛亂集團所控制的省份，其首要原因就是，叛亂集團塗炭當地同胞，主權政府有責任解脫他們的苦難，因而，國家統一的一個主要內容應是為當地同胞提供主權政府的保障和服務。白皮書一再強調，大陸政府保障台灣同胞在國內、國際的一切正當、合法權益，這是孤立台灣當局、向其施加壓力的必不可少的一面。中共曾一度「寄望於台灣當局」，這種作法被證明是失敗的。現在就必須認識到：把台灣當局當作叛亂集團對待，和「寄望於台灣同胞」的政策，是根本一致的，其本質就是真正以主權政府的姿態，區別對待台灣當局和台灣民眾，否認台灣當局對台灣民眾的統治的合法性。只有這樣做，才有可能爭取到台灣民眾對主權政府的認同，才有可能爭取到和平的解決方式，以及爭取到國際社會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