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言論」和日本型歷史竄改主義

10年前的11月9日

我自從1974年以後，一直住在西柏林－－到了今天已有25年了。在這25年中，自1974年到1989年的15年是生活在所謂「柏林圍牆」內，而以後的10年即住在已沒圍牆的再統一的柏林。所以不管願不願意，對歐洲的冷戰最前線，冷戰的結束以及其後的狀況不能不有較深刻的體驗。

有圍牆時期的西柏林，從被稱為「紅海中的孤島」就可知，是存在於社會主義體制的東德之中，卻屬於西方陣營的陸上孤島。當時，從軍事上來說，西柏林是二次大戰西方戰勝國－－美、英、法三國－－的佔領區，因此不屬於西德的主權管轄內。

當我在街區中央的大公園內散步時，常常因帶著自動步槍、完全武裝的阿兵哥突然從樹後出現而大吃一驚。他們是在做巷戰演習的。大演習時，巨大戰車會在繁華街上快速移動。當佔領軍的軍人、軍屬發生交通事故時，美國憲兵就出來處理－－因為德國在西柏林沒有警察權。

我家的旁邊有個高中。高中校舍由於二次大戰的戰災而破壞了一半。所以在60年代新建了該部分。可是這個堅固的校舍卻被設計為當戰爭發生時可做為臨時野戰醫院的－－教室立即變成病房，而理科教室即變成開刀房。不僅如此，從這個學校到附近地下鐵站的一帶有巨大的地下避核洞。我曾經參觀過西柏林許多地下避核洞中的一所。設備很好，但我總覺得：「當核子戰爭發生時，活在此地有用麼？」。這種避核洞的收容能力只有當時西柏林市民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說，受到核彈攻擊時，90%的住民是進不了避核洞的。為了預防可能發生的混亂，也為了市民之間的平等，進入避核洞的權利，每過數年就以抽籤重新決定。這種抽籤法真的很符合德國人追求合理的民族性，但在市民間並沒受到好評－－因為市民們都知道當核子戰爭發生時一切都完了，所以參加抽籤的人並不多。散步公園時，步道的盡頭就是圍牆。圍牆的那一邊也是由帶著自動步槍的東德國境警備隊所監視。沿著圍牆到處都有因越境失敗而被擊斃的東德市民的十字架。東德軍的背後有裝備核子武器的蘇聯軍。

如此，在圍牆的兩邊，高度武裝的雙方陣營以臨戰態勢對峙著。柏林就是稍有錯誤就可能引發核子戰爭的，扮演起爆裝置的極為緊張的危險城市。換言之，人類的存亡繫於這個城市。但如眾所知，10年前的11月9日，圍牆倒塌而歐洲的冷戰突然結束。在這一天的晚上，東柏林的市民大批大批地越過檢問所，蜂擁而來的情景就是連目擊者都無法相信的事實。這些市民將歐洲的核武器起爆裝置以赤手空拳簡單地拆掉了。

我認為這一場世界歷史上的大事件，似乎比得上二百年前1789年7月14日的法國革命。雖然已經過10年了，但現在似乎還不到可以總結其歷史意義的時期。當亞洲的冷戰結束，然後再經過一個世代後，也許才能夠正確評價其巨大意義。雖如此，當我們考察亞洲的將來時，在10年後的今天，似乎可指出幾點值得做教訓的事實。

柏林圍牆倒塌的意義

首先是，在當時的東德為何會發生「非暴力民主革命」？將圍牆的倒塌看做「歐洲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和資本主義體制的勝利」的說法是一開始就佔有壓倒性優勢的論點。從正統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立場來說，這就是「反動勢力的勝利」，而就西方而言，就是「議會制民主主義的勝利」。就結果論而言，這些說法都有其正確性。但由於我本身親眼見過這個變革，因此另有不同看法。當圍牆倒塌後，立即有個「朝日週刊」的記者來找過我。聽了他的話後，我覺得他對德國的情形似乎完全不瞭解。於是我問他：「最近你在雜誌社內負責什麼工作？」他說，「我屬於社會部記者。每天採訪有關天皇的病和葬禮的事情」。於是我提了：「在德國所發生的是非暴力民主革命，因此你應該從這個角度去採訪」的建議。他本來就是東京大學畢業的優秀記者，所以瞭解得很快。12月中旬，他以「非暴力民主革命的勝利」的標題寫篇文章。這是從這個觀點點出圍牆倒塌的日本第一篇論評。

可是，在亞洲對這種認識似乎還不能完全理解。不過，對10年來在社會上迅速進行民主化的台灣或韓國的人民來說，他們對這個題目應該是有興趣的。

東德在當時的社會主義諸國內，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沒有失業，男女之間也擁有平等的權利。縱使消費物質比不上西德豐富，國家卻完全保障人民從生到死的衣、食、住。我曾經從內部觀察過這個社會，而覺得沒有資源的小國居然能夠從戰後復興到這種地步而佩服他們的努力。然而，國家卻以這樣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為藉口而以保護者的姿態徹底管理市民生活。國家有叫做「國家安全省」的秘密警察，且由秘密警察的線民來監視學校、工作單位以及市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德國人的長處－－徹底性－－在這裡變成缺點而充分發揮。郵件受到檢閱，必要時甚至還會將竊聽器裝上夫婦的寢室內。而且朋友家族之間也常有密告行為。國家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理由推行並獎勵這種行為。據說，留在國家安全省內的線民報告和密告信，排列起來竟有一百八十公里之長。

斷了與民眾溝通的管道

我們常聽「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失敗」，那就是，以憲法保障福祉國家而另面也是警察國家的矛盾現實，使勞動者逐漸失去勞動意願。這就是說，「人並不是只靠麵包就能夠生活」，所以人們已在精神上快要窒息，然而國和黨（社會主義統一黨＝共產黨）的上層竟然不知道他們壓制了市民的自動者和勞動者的生產意願。換句話說，國家領導部門和民眾之間，斷了溝通意志和管道，於是從1989年夏天，東德市民開始經由匈牙利逃亡到西德。到了9月萊比錫（Leipzig）市民開始示威。9月10日，一批包括有名或無名的知識份子秘密集合在東柏林郊外的某一屋子裡，作成呼籲結成「新論壇－－為建設德國新民主共和國的市民運動政治團體」的聲明。這個聲明是，根據分子生物學者恩斯、萊希和法律家魯爾夫、亨利的原案，經討論後決定，然後由30人簽名。這個「新論壇」就是扮演了「非暴力革命」的產婆。呼籲組織新團體的聲明說：「在我國，疏通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管道很明顯地受到妨礙……由於這種阻礙，我們社會的潛在創造能力受到麻痺，因而妨礙解決地方性、全球性問題」，現在我們迫切需要有關法治國家、經濟以及文化等諸問題的民主對話。「因此需要組織一個政治性的團體……追求正義、民主主義、和平以及保護、保全自然界的願望是我們的基本主張」。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聲明裡小心地避免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字句的出現。而且還有一段「我們希望擁有了以發揮經濟主導權的活動餘地，但不希望成為排斥、抑壓他人的墮落社會。我們要為維持有價值的東西，但也要為更節省而不和自然為敵的生存方式而努力的改革場所」的話。仔細一讀這個聲明就可知，集合在這裡的人們是支援戈巴契夫「改革」的社會主義體制內改革派和環保人士。

這個團體立即受到當局的禁止。縱然如此，在一個月之內，有超過20萬的人連署，而且在各地的示威中，「承認新論壇」的口號和「我們才是人民」的口號一起被喊出來－－也就是說「新論壇」立即成為市民要求成立的團體。市民要求民主化的示威擴大到在全國各地舉行，而黨中央也準備以武力鎮壓。後來才知道，在示威中心的萊比錫，政府秘密收集輸血用血液，也準備了逮捕人犯的大收容所。

「符合人性的社會主義」實驗中斷

10月9日在萊比錫舉行示威時，七萬市民出現在街頭。示威市民走近秘密警察總部時，出現了「不要使用暴力」的口號。這個口號不僅是針對裝填實彈的秘密警察而叫，也提醒示威群眾「不要挑釁」。據參加示威的市民說，他們是拚著命干的。當時，如果示威群眾投出一塊石頭或者是秘密警察部隊打出一發子彈，很可能立刻就進入內戰狀態，而華沙公約軍和北約軍也可能進入「非常事態體制」。也就是說，那是冷戰是否會轉變為熱戰的分歧點。所幸，「不要使用暴力」的口號產生了效果，而非暴力的市民聯合獲得勝利。受到這次勝利的鼓勵，市民示威每星期都倍增，從12萬到30萬，而且擴大到全國。到了11月4日，柏林發生了百萬人示威，使政府完全不可能執行武力鎮壓。在其五天後，市民跨越了柏林圍牆。

不過，這一場非暴力民主革命卻引發另一個「逆說」（乍聽似乎不對，其實卻很有道理的說法）。那就是：假如德國不是分裂國家，革命的結果在東歐所出現的，很可能是由「新論壇」等團體所主導的社會主義改革國家，至少會出現「符合人性的社會主義」的實驗。可是由於圍牆的倒塌斷了這種可能性－－東德迅速地被西德吸收合併，「新論壇」的理想流產，東歐社會主義產生了骨牌效果而崩潰。華沙公約機構走向解體，依照德國統一條約，俄軍從東德而英、美、法軍則從西柏林撤退，1991年1月1日這個地區完全恢復了主權，於是歐洲冷戰結束，蘇聯以及歐洲社會主義從內部崩潰。

那麼冷戰還未結束的亞洲，從如上的過程中可獲得怎樣的教訓呢？列寧在其「帝國主義論」中給與帝國主義戰爭的定義說：「軍隊可越過資本所不能跨越的國境」。可是在冷戰下，由於核子武器的抑止力，軍隊也無法跨越國境。但是，象徵國境的柏林圍牆卻被要求實現共人權的手無寸鐵的市民越過了。人權的要求突破了國家主權。不曾打過一發子彈卻由於對方的崩潰而在冷戰中獲得勝利的「北大西約公約組織」（NATO）諸國，尤其是其盟主的美國，由於這次經驗而以後推出所謂的「人權外交」。可是，對科索沃的軍事干涉暴露了美國的人權外交不過是以「人權」為藉口，蹂躪他國主權的「霸權主義戰略」的真面目。我不在這裡詳說，但那個戰爭證明了「北大西約公約組織」的「域外派兵」，其實是，易於破壞世界秩序的，非常危險且野蠻的新戰略。對中國大使館的所謂「誤炸」就是其典型的例子。它完全炸掉了在10年前的天安門事件中，中國市民所獲得的美國自由民主主義的形象。從這件事可知，人權和主權的矛盾不能夠以暴力（＝軍事力）來解決。這就是說，以人權為藉口的霸權本來就是錯誤的戰略，主權和人權的雙方都會受它破壞。

人權成了「霸權的藉口」

在東帝汶，美國也許怕引發大國印尼的反彈而將主導權委託給聯合國是值得注意的件事。但這也證明了人權戰略只不過是「霸權的藉口」的事實。

當時南斯拉夫的轟炸開始時，曾積極參與東德民主革命的瓦爾夫干．烏爾曼牧師說：「這次的介入干涉是終結『北大西約公約組織』的開始，如同1968年對布拉哈的介入干涉是終結華沙公約軍的開始一樣」。我認為他這種依據經驗的歷史認識是正確的。其實，在討論是否該派兵時，頻於分裂的「北大西約公約組織」諸國內出現了「應該拋棄新戰略，恢復到專守防衛同盟的原來立場」的主張逐漸強大起來。假如北約軍投入地上軍，戰火可能從南斯拉夫飛到不安定的高加索，然後再飛到朝鮮半島的可能性很大。如葉爾辛所說，事實上存在著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性。南斯拉夫軍之所以決心自科索沃撤退，並非由於受到轟炸的壓力而是聽從看出世界大戰危險性的葉爾辛的說服。

另外，對科索沃的干涉、介入提高了亞洲的軍事緊張。中國大陸和台灣加速整備軍事力，北韓以大浦洞飛彈外交挑起緊張而日本也以此為藉口，盲從美國霸權主義，通過了《周邊事態關聯法》等等。這一切都是錯誤的。

尤其是在亞洲，從歷史來說，以人權為藉口的霸權戰略是行不通的。以擁護人權的理由，意圖以使用軍事力量結束冷戰的想法是可怕的幻想。為什麼呢？其理由在於歷史。就事實而言，「北約」軍使用高科技武器轟炸了79天，仍無法使南斯拉夫軍屈服。南斯拉夫軍仍然健全。從科索沃撤退的南軍士兵臉上的表情，絕不是吃過敗戰的表情，而是與世界最強的軍事同盟為敵，打過美好一戰的滿意的表情。為什麼南軍會如此堅強呢？答案很簡單－－因為徹底抵抗納粹德國軍的侵略而終於獲得勝利體驗和傳統仍完全存在於部隊裡。歷史體驗告訴他們，他們雖然挨了轟炸，但為了準備迎接地上戰的勝利而耐心地等待著。

據說，北韓的軍事視察團看到這種情形後增強自信心而高興起來。雖是風聲，我卻相信那是事實。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越南、北韓等諸國的建國歷史和東歐社會主義諸國完全不同。它們是反抗長期的殖民地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在解放戰爭中獲得勝利因而恢復國家主權的國家。因此，在本質上不同於沒有主體性，屬於半殖民地性格的蘇聯衛星國家的軍隊。這些國家的軍隊擁有人民解放軍的正統性。面對霸權和侵略，他們必以比南斯拉夫軍更高的士氣不惜一戰。除非準備付出巨大犧牲，意圖以軍事力量使解放軍屈服是不可能的事情。

喪失了主權哪來人權

因此，縱使在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內，民眾不再相信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民眾也絕不會像東歐諸國一樣叛離共產黨和解放軍。因為這些國家的歷史經驗告知他們：假如國家喪失了主權，不可能還有人權存在。在北韓，除非民眾具有「縱令孩子們餓著肚子，還是需要堅持國家主權」的意識，現在的體制是不可能維持下來的。我認為，北韓體制之所以能夠維持，主要依靠市民擁有「國家主權比個人生命更重要」的歷史意識。

歐美的舊帝國主義諸國、殖民地宗主國無法理解民眾的這種歷史意識。不管他們如何高舉擁護人權的旗子，只要給人們一個「他們是在侵害他國主權」的印象，舊殖民地諸國、被侵略國的民眾是定會反抗、排拒的。不瞭解「由於不同歷史經驗所產生的不同意識之間的巨大差距」這個事實的外交定會失敗。

尤其是在美國和日本，由於根深柢固的反共意識形態，忽視了這種歷史意識的重要性而顯得極為危險。在柏林我有過如下體驗：大約二年前的秋天，日本的反共右翼人士在釣魚島插上日本太陽旗，因而引起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僑民頭一次共同發動的抗議活動。這是全中國人民共同在歐洲發起的首次反日示威－－大約三百人僑民在柏林繁華地區行進。口號中不僅有保全釣魚台領土，還有要求對南京大屠殺的謝罪（道歉）。走在前面的是從台灣來的中文學校學生。其中一個12歲的男孩有自己寫的口號板。口號板上寫的是：「這是原理、原則的問題」。當我驚異地問道：「這是什麼意思？」時，他回答說：「叔叔，這個問題是絕對不能讓步的」。我覺得很佩服，也得了強烈印象－－日本右翼人士的行動，在柏林引發了12歲中國少年的街頭抗議活動。

從這個小事情就可瞭解到，最近日本社會的右傾化如何地令鄰近諸國產生不安和憤怒。自從歐洲的冷戰結束後，亞洲諸國的前日本軍慰安婦、強迫勞動受害者以及的犧牲者們，開始向加害者日本國家或日本企業提出要求道歉和補償的種種裁判。從這裡可知道，如同從前的東歐諸國一樣，在冷戰時期被國家主權壓抑而顯現不出來的個人主權，開始登上歷史表面並告發國家主權所犯的罪惡。在這裡的各位都知道，這種現象是起因於以台灣、韓國為首亞洲諸地區克服了軍事獨裁，達到驚人民主化而產生。可是只有日本社會還不能理解這種歷史的潮流。

石原這種人是日本社會選出的

舉個例子來說，有個人叫做板垣正，他是在東京國際法庭上和東條英機等人一起以甲級戰犯的罪名被判死刑的板垣征四郎的兒子。1966年，身為參議院議員的這個人當面向做過八年日軍慰安婦的韓國老婦人問說：「你沒有拿到錢麼？」該老婦人抗議道：「曾經在戰場上姦污我身體的50年後的今天，你還要姦污我的靈魂麼？」。前戰犯的兒子經過半世紀之再強姦同一被害者的靈魂。很明顯地他犯了第二次的道德罪惡。可是，在日本這類道德犯罪者並不會受到社會的制裁。日本社會無法理解犧牲者們所要求的是恢復其做為人的名譽和尊嚴。我認為日本社會的這種「無能」證明了日本是在亞洲中民主化最落後的國家，至少證明日本的民主主義只不過是失去了真正內容，只剩下形式外殼的東西。日本的這種情形非常類似於已失去市民一切信賴卻還沒察覺，因而自滅的東歐諸國的共產黨國家權力。這就是說，日本已被亞洲拋棄而走上自滅的路上。日本走向自滅之路的趨向變得愈來愈厲害。如從「被害者是在說謊」，責備同情被害者的日本人是「自虐史觀者」，「並沒有強制連行（帶走）的事實」、「沒有南京大屠殺的事實」等等竄改歷史事實的言論等等。然後更將歷史竄改主義者石原慎太郎選為東京都知事等等可證明愈為惡化的趨向。現在日本是處在民主主義將要窒息的地步。就是連在二次大戰中次於廣島、長崎而成為最悲慘戰場的沖繩也有竄改歷史的動向。

這樣的情形為何可能發生呢？我認為其最大原因在於：日本戰後民主主義是由美國所贈送而不是由日本人自己爭取過來的真正的民主主義。恰以由於東歐諸國的社會主義是被蘇聯所強制，因而失去正統性一樣。在東歐，市民們聯合起來揭發上層的虛偽；告發腐敗而得到民主主義。相反地，在日本，從地方議會到國會，都逐漸成為國家主義的輔佐議會，全體主義化迅速地進行著。板垣的夥伴們編纂了類似戰前國定教科書改訂版的，以神話為中心的教科書，企圖從歷史上抹殺「三光作戰」、「從軍慰安婦」等等。在另一方面則以「變成和其他國家一樣的普通國家」為藉口，意圖廢除憲法第九條，復活徵兵制度；使自衛隊成為正規軍隊。最右翼人士甚至策劃廢棄美日安保條約，武裝核子武器並將天皇神化。他們說：「這樣才是有自尊的、自立的安全國家。」但是果真到那種地步，日本必再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

還沒從戰爭犯罪的心傷中完全復原

那麼，在世界輿論上根本行不通的這種主張，為什麼只在日本社會內行得通呢？這是因為日本在戰後利用亞洲的冷戰體制，成為經濟上最富裕國家的緣故－－日本可以不管所謂「鐵幕」那一邊的事情，而在鐵幕外的這一邊，收買、勾結剛獨立亞洲諸國的開發獨裁勢力，專心於賺錢而成功的就是日本。但是當歐洲的冷戰結束，亞洲各國的民主勢力得勢後，長期被封鎖而未顯現的有關戰爭犯罪的記憶則以恢復名譽的聲音醒過來。在經濟繁榮中「戰爭已結束」信以為真的日本社會，把這些亞洲人民的覺醒當做噩夢看待。因此為了否定符合民主主義發展的，歷史大河流向的被害者聲音，日本社會內產生了竄改歷史、堅持冷戰心態的極端反應。其實這不過是不願意承認：「自己還沒有從自己的戰爭犯罪的心傷中完全復原過來」的心態而已。這就是現在的日本社會病症。日本現在已成為「記憶暗殺者」最繁榮的國家。大出版公司可以出版主張，「沒有（殺人）瓦斯黨」、「慰安婦是說謊者」、「三光作戰是謠言」等書籍或漫畫而大賺其錢。犯了第二次罪行後還可由此賺錢的，世界上最可恥、最腐敗的國家。可是，很明顯地，只要走出日本一步，這種主張是絕對行不通的。就算日本擁有配備核子武器的軍隊，還是不可能改變那一個12歲中國少年的歷史認識。日本需要認識世界的「原理、原則」的走向。在國際社會上保障民主主義「原理、原則」的已不是軍事力量。越過國境的市民的非暴力團結，實現並保障了和平和民主主義。本會議可證明：在亞洲，自立市民的非暴力團結起來的民主主義勢力將逐漸強大起來，在市民的理性之前，構成國境的圍牆也將逐漸倒塌下來。當這樣的市民團體擁有真正力量時，日本的歷史竄改主義就會崩潰，而日本社會也能夠以自己的雙手爭取真正的民主主義。這才是亞洲以非暴力來結束冷戰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