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未到絕望關頭,絕不輕言放棄和平

第九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發言稿

陳毓鈞
(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新與舊不能一刀切

2000年3月18日標幟著兩岸關係在50年的對立與互動之下,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其所以為「新」,乃因為;(一)主張台獨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獲勝;(二)兩岸分隔以來,與中共交手達50年的國民黨慘敗下台;(三)在中國近代史上所形成的「國共合作與鬥爭」歷史思考模式已面臨調整或解體。

雖然,「新」意味著陌生和摸索而可能產生危險,但是「新」也隱含著重新開始而可能有新的機會。當然,歷史為一延續的發展,新從舊來,舊也可能在新中孕育新的生命。因此,新時代不可能同舊時代一刀兩斷,最重要是應去尋求新的思維,新的方法,新的希望,來處理兩岸共同關切的重大問題。

北京當局一再重申「和平統一」為對台政策最高目標,而台灣新領導人也不斷強調要追求兩岸的「永久和平」。個人認為這就提供了兩岸能有新機會的動力之一,亦即兩岸都相信:「和平未到絕望關頭,絕不輕言放棄和平」。陳水扁自當選以來,其所展現的風格和李登輝確實大不相同。李登輝的特徵在於逞強、對抗、剛硬,「兩國論」出土後,李甚至說讓它鬧得愈大愈好。但是,陳水扁揭舉老莊哲學「以柔克剛」精神,提出和平、和解、和諧、合作、柔軟等概念,絕非李登輝之流所能相比。易言之,李登輝是秉持「抗中路線」,但陳水扁已嘗試在轉向「和中路線」。

目前,台灣新當局已表達願意恢復談判和對話的意願。不過,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民進黨和中共由於主觀意識而相互排斥的作為,使得雙方的互信基礎幾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在缺乏互信的心理狀態之下,要進行對話或談判,談何容易。個人不揣淺陋,在兩岸陷於困頓之際,擬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大家,或許能對建立兩岸復談的心理信任基礎有所幫助。

台灣主權早已歸屬中國

一、揚棄冷戰意理:由於國共鬥爭的不治恩怨,冷戰時代,二元對抗格局,再加上美國歷史發展先天上對社會主義仇視與偏見,使得從冷戰開始即受到美國深刻影響的台灣,成為世界上少數盲目排斥社會主義的地區之一。事實上,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極其重要的思想遺產,即使今天在歐洲、亞洲、非洲、拉美都擁有廣泛信徒。況且從本世紀開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就不斷地相互借鏡。所以,當中國大陸在進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時,台灣不宜以偏執憎惡的心態來看待它。尤其是深受美國化影響的台灣媒體在報導大陸事務時不應一味地被美國牽著鼻子走,要之,兩岸在各自發展的經驗上各有依據也各有所得,未來應揚棄意理上的偏執,以科學實證的客觀理性精神,建立取長補短的互動關係。

二、尊重歷史事實:自明鄭降清以來,作為代表當時被國際社會所稱為「中國」(China)的滿清政府即擁有台灣的主權,是國際社會所公認的法理事實,而且大量被稱為「中國人」(Chinese)的人民移民台灣繫在滿清治台時期發生。甲午戰敗,清廷割台,但日本一直將台灣作為殖民地統治而不同於大和民族也是事實。日本戰敗投降,同盟國一致同意由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收回台灣主權也是國際承認的事實。國共內戰,國府來台,韓戰爆發,台北雖沒能參加舊金山對日和約會議,但日本隨後和當時大多數承認在法理上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日和約,從法理上和事實上解決了台灣主權歸屬問題。50、60年代,美國雖曾私下進行「兩個中國」的嘗試,然在官方的外交形式上一直是「一個中國」。1972年《上海公報》正式確立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台北和北京對其中「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都無異議,所爭的是誰才是正統。之所以列舉上述史實,主要是在說明台灣為何是中國(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之歷史因果。目前,這種觀點在台灣許多人聽不進去,甚至想去抹滅它,這是很危險的做法。因為此一問題不是台灣單方面所能決定,它涉及了大陸人民的史觀以及國際社會的共識。

兩岸癥結不在制度

三、認知現實狀態:自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台,在大陸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來沒有在台澎金馬行使過治權,而中華民國政府也沒有主張分割中國的主權與領土。1971年北京進入聯合國而台灣退出,也沒有改變這個現實。50年來,兩岸因內戰對峙與冷戰國際格局而各自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孰優孰劣,因為歷史尚未結束,難下定論。不過,兩岸在信仰系統、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運作、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存有不小差距卻是不爭事實。台北提出要「民主統一,一國良制」,北京則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顯然前者是自戀主義下的條條,後者系自我主義下的框框,都不切實際也自縛手腳。現在,「一國兩制」雖已在港澳地區運作,但台灣與港澳在政治、國防、外交、文化等方面豈能等同?因此,兩岸應該共同探討並尋求一個超越「一國兩制」和「一國良制」的方案來規劃兩岸的未來,例如「一中邦聯邦」應該是可以討論的方案之一,同時要全力避免出現強人所難的結果。

四、科學評估台獨:所謂「科學」就是必須講求科學方法和客觀態度,台獨的發展不外乎內外兩大因素,外在因素緣於40年代末期美國對華政策的戰略運作以及日本右派力量的支援運作,此後一直沒有間斷,祇是進入70年代後,由明轉暗而已。至於台灣內部因素,最早系受到日本在台灣實施「皇民化」政策以及基督教長老會系統教化之影響,使得部分台人對中國大陸懷有根深柢固的偏見和敵視。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統治台灣,實行不信任台人的威權統治,更用「白色恐怖」肅清嚮往祖國大陸的左派台籍及外省籍人士,造成政府與以台胞為主的民間社會之矛盾與緊張。另外,國民黨在台灌輸並不正確的中國近代史教育以及宣導僵化而以對敵鬥爭為主的反共教育,都種下了兩岸難以溝通和理解的鴻溝。李登輝掌權後,仍固守從前的反共思維,再加上他個人對中國大陸偏見所形成的文化教育政策,都使台獨力量的發展有了有力的支撐點。照理說,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和台灣的共同點是比從前要多而不是更少,但兩岸的緊張和誤解卻不減反增。當然,北京對台灣民情的誤判而作出的一些作為也使台獨獲得好處。所以說,造成今日台獨力量的成長,其原因是十分多樣複雜的,祇能用科學的分析來對待並尋求化解之道,不能一味地用主觀意理來對應它。

和平為最高美德

五、發揮協和精神:古今中外,除非是不平等談判,否則談判有成都必須依賴互相妥協讓步的精神。談判而妥協,並非是要放棄原則,而是要對原則的具體內涵創新發展以為共守。兩岸未來談判最不利的狀況是雙方故步自封,僵化原則,互不相讓,而使互信心理更形惡化。因此,兩岸復談不管是政治性還是事務性,應該從簡易問題著手,以利短期解決,而讓敏感繁複問題多談,不必急於一時解決。另外,在談判過程中,雙方可就共同關切的事項,尋求合作的機會來促成利益共享。例如:核廢料儲存問題、南海資源共同開發問題、航太工業技術合作共享問題、共同打擊毒品、走私、犯罪、仿冒問題、大陸資金與技術人才來台問題等等……。合作不但可以培養共事經驗,而且可以從其中增強互信的心理基礎。

陳水扁先生在其就職演說中提出「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政策方向,我們相信這是一項嚴肅的承諾。我們亦希望北京當局能以新眼光並從新角度來看待台灣新領導人,祇要雙方皆堅信和平為最高美德,則兩岸的整合及最終統一不會是一個遠不可及的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