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緣、政治看21世紀的中美關係

前 言

20000世紀業已走進歷史。過去的一百年可算是「希望」與「失望」交相錯綜的年代。在這一百年裡，人類在科學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日新月異的科技讓人類克服了大自然的局限，成果輝煌地探測浩瀚太空的奧秘，改變了相襲數百年來的生活方式。縮短與促進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與瞭解，更徹底地改變了國際社會裡的權力結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的世界政府。雖然未產生立竿見影的正面效果，但卻清晰地規劃出國際社區成員之間關係的合理準則，那就是「競爭」中仍有「合作」的空間。除了和平共存以謀共同繁榮之外，別無生存的途徑。數百年來以「對抗」來解決問題的時代業已一去不返。

然自另一角度來看這小小的地球村裡，人類的愚昧與貪婪卻仍然伴隨著歷史的演進，留下了不可衡量的傷害。在這一百年裡，小小的地球卻經歷了兩次人類浩劫的世界大戰，及難以數計的小規模戰爭。時移日轉，如今競爭者雙方雖措辭溫和，不若60年代克魯雪夫在世界論壇的聯合國公然咆哮「我們能埋葬你（資本主義）」，以及80年代雷根還以顏色，不慍不火的「我們會把邪惡的共產主義變為歷史灰燼」。但足以燎原的星星火種仍佈滿全球，無人能夠預測，核子已成了歷史上的象徵武器，人類不會面臨萬劫不復的悲慘結局。

如今美蘇兩雄對峙的近半世紀來冷戰雖已結束，但不旋踵而鬥爭重啟，面臨的新一世紀，最大的已開發國家（美國）與最強大的開發中國家（中國），彼此再度面臨嚴峻的挑戰，雙方所產生之「威脅」與「嚇阻對方」正緊緊地籠罩著決策者的思維。中美兩國之關係不僅關係到它們自身的利益，也關係到台海、亞洲甚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21年前兩國雖恢復了中斷已久的外交關係，但二十多年來，兩國走在坎坷的「正常化」路上，歷盡風風雨雨，齟齬不斷，甚至面臨兵戎相見（如1996之台海危機）的困境。中美兩國到底有何矛盾？根源何在？面臨新世紀的開始，兩國關係的前景又將如何？此為本文探討之中心。

地緣、政治：中美關係問題之源起

追本溯源，中美兩國在地緣政治或地緣經濟上都存在有不可避免之矛盾。19世紀末葉，德國人文地理學的一代宗師Ｆ．拉采爾（Frederick Lassalle, 1844-1904）發表了他地緣政治學的主張〔註1〕，認為「國家就是一群人和一塊土地的有機體，隨著時間的發展而變化。國家現在生存的空間，就是將來生存要延長，擴大的空間。如果空間觀念萎縮，必然招致國家之滅亡」〔註2〕。他認為國家就像一個有機體的生物，受生物的根本法則支配，其生命也是從誕生、成熟而死亡。它的營養相當於週期性獲得較弱的競爭者的領土及財富。這一概念形成了主宰人文地理發展幾十年的「環境決定論」〔註3〕，他的學生魯道夫．謝倫（Rudalph Jilan）把他的高度理論化和抽像化的著作翻譯成實用的國家政治學，先後出版了《現代的諸列強》（1914），《生存形態的國家》（1916）和《世界戰爭的政治問題》（1920）等書，首先倡用地理環境解釋政治現象的地緣政治學，認為德國的向外侵略是「人類的使命和責任」。表現在實際問題上他提倡強權主義，他也強調陸上強國足以控制海洋，因為德國兼備海陸權力，故足以爭奪強國的地位。在此同時英國牛津大學的地理學教授麥金德（Halford McKinder，1861-1947），也在英國地理雜誌上發表他著名的「心臟地區論」（Heartland Theory），認為歐亞大陸是一個世界島，由於它有天然屏障，不易受到海洋國家之攻擊，加上它豐富資源組合在一起，會形成一個能控制世界的國家。他的三句名言：誰控制心臟地帶，就能主宰世界腹地，進而主宰世界島及全球〔註4〕。因此，防止一個歐亞交界地區大帝國之出現，便成為海權國家（如英、美）對外策略的中心思想，這也說明了半世紀以來，東西兩大集團冷戰之由來，而蘇聯解體後，另一陸權的中國便自然地成為美國遏阻的對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陷入對立，美國「正統論」者（又稱之為國際主義者）如Herbert Feis, Arther Schlasinger，認為冷戰乃蘇聯共產主義擴張所致，他們所呈現出來的詮釋模式（Model of Discourse）認為捲入世界大戰，及戰後擔任世界警察皆非美國所願，前者之責任在日本，後者之錯在蘇聯〔註5〕。但事實上也無可否認在戰爭期間美國即意圖塑造出一個以他為霸主的新世界秩序〔註6〕，現已解密的國務院68號文件（亦即「大地區計畫書」）即清楚地指出美國因大英帝國二次大戰元氣大傷，必填補其在世界留下的權力真空，即為最好的證明。衡諸當時杜魯門總統挾著原子彈專有的聲勢，對蘇聯頤指氣使，這種霸權性格，基本上是「門羅主義」之延續，乃是美國意圖以一種帝國主義之精神主導戰後世界新秩序。60年代之企圖顛覆古巴政權，介入越戰，皆為顯而易見的事實。但隨著冷戰之終止，以意識型態為主軸的二極世界已隨蘇聯之解體而結束，四十多年來兩雄對峙的兩極體系，至此為多極的權力結構所取代。只是東西集團的兩大盟主經過長期的軍備競爭，經濟已呈現衰竭現象。反之亞太地區的經濟則以驚人的成長率持續成長，此時整個地區對美國之貿易已超過對歐洲之一倍，據估計今後10年亞太地區之產品將占世界產品之半數。每年將有一萬兆美元的進口市場，美國在亞洲之投資及貿易亦將達總額37.2%，而與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及歐盟（EU）成為鼎足三分之經濟體。上世紀之初，美國的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曾預言：「地中海是過去的海，大西洋是現在的洋，而太平洋則是未來的洋」〔註7〕。面對此一挑戰，美國是希望藉由無任何他國所能取代其地位的實力，供予世界「安全」的保護傘，換取主導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合作。只是此種希望，日漸受到崛起中之中國的挑戰〔註8〕。

中國自「改革」與「開放」後，其對外貿易因地緣之利也集中在此一地區，亞太各國在中國進出口的總額中佔50%及60-70%。這一現象直接地衝擊了美國傳統在此的優越地位，因經濟互補的比較利益，是各種經濟體聯合的紐帶。中共具有豐沛的資源、人力及龐大市場，對促進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有重大作用。尤其是自港、澳回歸後，大陸及台灣都加入WTO之後，兩岸三地掃除了一些兩岸經貿上的政治障礙，經濟的飛騰將益發凸顯中美衝突關係的經濟層面。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極有遠見的指出：「在亞洲中國將成為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當他的人民平均收入達到韓國水平（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一）時，他的國民生產總額便將是美國的兩倍」〔註9〕。但中國經濟一旦進入小康之境後，軍事上已足以抵禦外侮後，便會構成「中國威脅論」嗎？他有意願（甚至有能力）讓遠在天涯的美國或周邊國家惶惶不安嗎？

兩位學者出身的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人都有不約而同的解答。1997年5月12日就任未久的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萊（Madeline Albright），在美國海軍官校發表了題為《美國在遠東的原則和目標》的演講指出：「在影響亞洲21世紀的發展過程裡，沒有一個國家會超過中國，他所具有的客觀條件，使他將成為一個經濟和軍事強國，我們今天在亞洲面臨的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文明的考驗。這個考驗就是我們能不能抓住機會發展現存的合作與互利」〔註10〕。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奈伊（JosJopseph Nye）也以先知者的口吻警告其國人：「如果我們要把中共看成敵人，那麼他就會成為一個強勁的敵人。」中國的崛起的確使美國驚恐，因此歇斯底里地主張應該對中國採取遏制政策，但主張這種政策的人可曾想到過「遏制中國政策」會造成亞洲國家彼此爭執而分裂，更會激化中國百年來受盡外國侵略帶來苦難的人民的民族主義。

中國在經濟上的成長，不可避免地增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因此激發了美國國內的「接觸派」與「遏制派」的爭論，引發了中國是否會誠如拿破侖所言：「睡獅（中國）一醒，全球將震驚不安！」更現實的問題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是否因此將面臨挑戰與威脅？」從歷史角度視之，美國可能意識到「在希臘時代，雅典的不斷增強引起了斯巴達的不安，終至引發了不可避免比羅奔尼斯的戰爭」。但前國務卿季辛吉則認為：「（中國）這一個經濟龐然大物勢將產生重要的影響」……，然則這並不是說中國會謀求霸權，或美國對亞洲會失去影響力」〔註11〕，在悠久的中國歷史長河裡，中華民族深受儒家世界大同及佛教對宇宙的神秘性影響，認為人類要想支配宇宙必然遭到失敗〔註12〕。

不過中美合作事實上受許多現實環境的限制：（一）美國常常在貿易逆差，武器擴散，人權問題以及台灣問題上與中共發生摩擦。在這些分歧下要使中美之間建立如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所設計的戰略夥伴關係自然是困難重重。此中前三項是美國有求於中共，而「台灣問題」則是中共有求於美國。事實上貿易逆差具有互得其利之效果，多年來，美國在中美貿易上雖因逆差遭受巨額外匯的流失，但這也加深了中共在貿易上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以及有立即抑制美國物價上漲的正面效果。尤其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PNTR）之通過，以及中共即將進入WTO，使美國所要的智慧財產權都將因此受到保護。其實美國對外貿易自60年代起便已讓日本享盡巨額順差，卻未聞兩國因此而齟齬不斷。而在武器之擴散方面，美國已成功地促成中共停售伊朗巡弋飛彈，而美國則報以銷售中共核能電廠之設備，這些進展已大大地減低了美國在波斯灣的壓力。其次是武器的擴散，從「量」的銷售而言，通往軍火市場的道路上，美國總是以捨我其誰的精神絕不後人，年年奪魁。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公佈的數字，全球於1998年採購武器的總額2,050億美元中，美國即高居半數（1,100億）遙遙領先。而第16名的中國則落在西班牙、比利時之後，其中又以台灣的46.6億美元採購獨佔鰲頭。在「質」的方面，美國更是精益求精，年年翻新，其擴散紀錄又豈是中國所能望其項背？

最令美國爭議年年的是中國「人權問題」。人權不彰是文明世界全球關懷的問題，但卻因文化的迥異，各國在推行上必有落差。在一個百廢待舉的國家如中國者，保障全民利益自比照顧個人權利來得重要。但在民主國家裡，「個人自由」之保障，往往讓社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如果美國能限制「個人攜帶武器的自由」（憲法第二條修正案的神聖權利），今日便不致有令人惶徨不已的「每15分鐘即有一謀殺案」（FBI公佈之數字）的險象。事實上，紀錄裡美國支援殘民以逞的暴虐政權。不知幾何：吳廷琰政權下的越南；「白色恐怖」下，戒嚴法在台灣實行了37年之久；50年代的瓜地馬拉，美國CIA支持的政權，便戕害了14萬人；數年前墨西哥政府以鎮暴部隊壓制原住民的抗議，美國都噤若寒蟬。《紐約時報》於九年前報導人權組織主席對蘇聯解體，曾自詡得意地說「我們只在他（蘇聯）的牆上敲敲打打，他們便垮掉」（We barged on the walls and window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t collapsed. Why don't we do the same to China！）假「人權」之名以行，美國應是個中高手。歸根結蒂，中美在21世紀的挑戰還是「台灣問題」。

至於「台灣問題」則是國共兩黨自內戰以來遺留下的內政問題，也將是21世紀中美關係中不穩定之因素，是美國對付中國真正的王牌。兩國曾為台灣問題自50年代起即在波蘭華沙開始談判，中共對此作了不小的讓步（如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判解決，唯在台灣宣佈獨立的情況下，絕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這一底線。）台灣地位的問題事關主權神聖，中共不能作任何讓步，其理至明。中共如果對「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都沒有，將如何取信於世界華人？半世紀前中國的一場革命要把任何宰割中國的外國勢力，徹底地趕出中國領土，豈不因此而全無意義？中國必會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以面對國際強梁的行為。中國莊嚴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豈能輕易地讓杜魯門總統在1950年6月27日的一紙聲明一筆勾銷？21世紀畢竟不能與19、20世紀同日而語，而今日的中國也絕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國，因此「台灣地位未定論」只是美國一廂情願的想法。除此之外，新世紀的中美關係，還受制於美國矛盾的心理。首先是為了取得中國這個龐大市場，它必須擴大合作，盡可能地取得豐沛之商機，從而把中國作為名副其實的商品傾銷地及原料產地。但同時又懼怕中國的強大，對其造成挑戰，美國的大國意識，使其頻頻插手他國事務。這種大國意識正愈來愈受到中國的抵制。這些矛盾使東亞存在著中、俄、美、日四個彼此競爭的巨人，為此一地區的穩定投下巨大的變數。

〔註1〕拉采爾的「政治地理學」共分幾部份：土地和國家的依存；國家的遷移和成長；固著於土地上的有機體國家；國家分類上的地理位置概念；空間概念，界限，國家空間發展中的海陸的過渡；水在國家空間發展中的作用；山地和平原等在國家空間發展中的作用。他在地緣政治的巨著：國家空間的成長法則（1896），政治地理學（1897）及作為國民的巨大泉源的海洋（1900）奠定了他「生存空間論」的基礎。
〔註2〕張炳清，韓永學，《冷戰後地緣政治格局》，頁33-45，中國社會科學院書報社，1999。
〔註3〕張炳清，韓永學，同前引。
〔註4〕另一位聲名顯赫的地緣政治學家是耶魯大學的史匹克門（Nickolas Spykman），他也強調歐亞大陸在全球戰略中的主宰地位。但其邊沿的歐洲沿海地區及阿拉伯半島，它擁有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世界首位的石油，而且既能制約海洋國向大陸的滲透，又能控制大陸國向外擴張，因此控制邊沿地區更為重要。見史匹克門，和平地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註5〕見D. F. Flem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oubleday 1960, p.94。
〔註6〕此一名詞最初出現於1991年前總統布希的國情咨文中。
〔註7〕John Taufle, The Fourth Wave, 1996, p.10.
〔註8〕見《中國時報》，1998年1月19日，第2版。
〔註9〕Henry Kissinger, “The World We Still Don't Understand”, Newsweek, January 27,199, p.13.
〔註10〕Text: Sec of State, Albright, May 12 on “Americas Goals and Principles in the Far East”, USIS Washington File, May 12, 1997.
〔註11〕Kissinger, Ibid.
〔註12〕見《聯合報》，1999年12月8日，第13版。【待續】◆